学苑 | 陈新仁，何自然：“吃+NP-f”的模因句法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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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NP-f”的模因句法学阐释

陈新仁    何自然

摘    要

“吃”后接表示非食物的名词（即“吃+NP-f”）的语言结构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采纳了（生成）语义学视角、认知语言学视角、文化语用学视角、认知语用学视角等，触及该结构的语义特征、生成机制、认知方式、文化理据、理解过程等，但对于其社会文化特性、语用动因、产生与传播基础等问题缺乏探讨。本文基于模因句法学，论证了该结构的语言模因性，揭示了该结构产生与传播的社会、语言、语用、认知基础，为进一步认识该结构提供了一个互补性解读。

关键词

“吃+NP-f”；模因；语言模因论；模因句法学

一

引    言

“吃”作为日常行为动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其基本用法是后接表示食物语义的名词（NPf），但有时后接的却不是表示食物语义的名词（NP-f）。例如，笔者以“吃+n”为检索项，自BCC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前三页检索结果中获得如下“吃+NP-f”结构的实例：

（1）身体太辛苦了！内分泌失调了！诶！需要休息，彻底的！他没准备请我们吃火锅，他准备请我们吃大餐！

（2）可我却用它来熬夜我现在都没睡觉，是不是有点亢奋周末准备去吃海底捞^_^）Y……

（3）我的伤，我的痛，给谁看。有没有人想去吃烧烤。求陪同。给我勇气给我用不完的运气。

（4）圣诞夜大家都在吃西餐，我预定了国灸馆庆贺……

（5）中午，晓青和心瑜挤在人潮中吃自助餐，选来选去就是那几道菜，几乎是同一种味道……

（6）今天我们有钱可以吃大餐明天我们没钱可以吃街边大排档备用钱让你为我买单……

（7）犯故意工作，到后来干脆不干活了，成了吃白食的……

（8）尽管语言有点拉三扯四，态度却大方，“而今农民不缺粮了！你们吃公粮的月月有定量，俺庄稼人没定量，海吃！……”

（9）乡村集体企业犹如“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目前，“吃老乡”（即到乡镇企业吃、拿、卡、要）的现象非常普遍……

（10）……有些人又在鼓动，说国有企业搞不好，就是不让它破产，老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实际的意思是主张凡是亏损的国有企业似应统统破产……

关于“吃”后接NP-f作宾语的语言现象，现有文献主要采纳（生成）语义学视角、认知语言学视角、文化语用学视角、认知语用学视角等，触及该结构的语义特征、生成机制、认知方式、文化理据、理解过程等，但对于其社会文化特性、语用动因、产生与传播基础等问题缺乏探讨。本文试图引入模因句法学（memetic syntax）讨论这些问题，旨在为进一步认识该结构提供一个互补性解读。

二

“吃+NP-f”的相关研究

“吃+NP-f”现象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吸引了相当多的研究，触及该结构的语义特征、生成机制、认知方式、文化理据、理解过程等话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研究路径：

（一）（生成）语义学视角

如陶红印（2000）主要从动词论元结构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以及动词的高频性导致论元结构变化这一观点探讨“吃”的论元结构的动态性，提出“动态论元结构假说”，认为论元结构会因语言运用而随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且高频率动词容易导致论元结构变化；邹虹、王仰正（2010）基于“吃”的原型义项及NP的语义分析，指出“吃+NP-f”中的NP-f通过述题化这一语法手段才得以占据宾语的位置，成为施事宾语、处所宾语、工具宾语、方式宾语等；黄洁（2012）以生成词库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吃+NP-f”中动词和名词的词汇语义表征，指出该非常规搭配的工作机制是侧面匹配，产生于动词所指行为的某个侧面和名词所指事物的某个侧面的匹配；楚军（2008）运用格语法的基本理论和语义格链的研究方法，提出“吃+NP-f”属于超格语言现象。

（二）认知语言学视角

如王占华（2000）、任鹰（2000）、姜先周（2005）、聂亚宁（2008）、张再红（2010）等考察“吃+NP-f”形成的隐喻或转喻机制；董粤章（2011）基于认知语法框架，解释以“吃食堂”为代表的“吃+NP-f”结构中的论元替换现象；王寅（2007）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并跟英语中的“VN构造”进行对比分析，将后接的名词短语称为“动后语”而非宾语，指出说汉语的中国人有较大的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而英语本族语者则更喜欢以合逻辑性为首选，使得英语“VN构造”缺乏汉语“动名构造”的经济性和灵活性；黄洁（2015）借鉴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将“吃”看作一个原型范畴，以“吃”的意象图式为基础，指出该结构涉及连续式转喻、并列式转喻、交替式隐转喻、连续式隐转喻等多种类型转喻和隐喻互动模式；王文斌（2015）指出，出现“吃+NP-f”的主因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吃”时受到图形与背景转换的牵引，“吃”的隐喻或转喻并非是其词义延伸的真正认知动因，其真正的认知动因是语言使用者在表达特定的客观事物时对这一客观事物及其相随事物的认知聚焦和焦点的变换，即人们在认知客观事物时图形与背景的转换。

（三）文化语用学视角

如熊学亮（2009）指出“吃”是一个被文化“宠坏”了的汉语动词，在语用中具有语义场内和跨语义场的较大系统价值（或功能承载量)和较小的分辨度，使得其后置名词具有几乎无限的可替代性，但对此表达的运用和解释需要更多地依赖实时语境；后来，熊学亮（Xiong 2012）进一步分析“吃+NP-f”的形成理据，指出该结构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农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食文化，“吃”在该结构中具有多义性，会因其后的NP-f的语义变化而变化，经济原则对该结构的形成并不具有关键作用（有关这些看法的质疑，见 Li&Wu （2014））。

（四）认知语用学视角

如熊学亮（2011）使用单向推导模型揭示“吃”诸种表达的认知固化过程，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案解释“吃+NP-f”这一语言表达形式，认为“吃+NP-f”（如“吃食堂”）在焦点和交际意图上不同于常规的表达方式（如“在食堂吃的饭”）。

上述关于“吃+NP-f”的相关研究远未达到完整归纳，但各种视角之间的互补性已经明显呈现出来。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该结构提供了基础，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我们需回答：1）该结构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性？2）该结构产生与传播的社会基础是什么？3）该结构产生与传播的语言基础是什么？4）该结构产生与传播的语用基础是什么？5）该结构产生与传播的认知基础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引入模因句法学加以探讨。

三

模因句法学

由何自然及其带领的团队创建的语言模因论（Theory of Linguistic Memes）（何自然、何雪林 2003；何自然 2014； 何自然、 陈新仁等 2014） 是从模因论 （memetics）（Dawkins 1976，1982，1993，2006；Blackmore 1998，1999；Heylighen 1998；Distin 2005；Powell 2006；Leigh 2010）视角观照语言及其使用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主张，是模因论与语言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旨在运用模因理论描写、解释语言及其使用层面上带有模因色彩的问题或现象。相应地，采用语言模因论开展的语言和语用研究也可以统称为模因语言学（memetic linguistics）。语言模因论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如下：

1）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对于语言而言，那些被大量模仿、复制和传播的语言单位也就成为一种模因，即语言模因。”（陈新仁等 2013：207）任何字、词、短语、句子、段落乃至篇章，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都有可能成为模因。语言作为一种模因，它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历代语言使用者的不断模仿、复制与传播是分不开的。如果语言不再为人所模仿和使用，那它必然逐渐被人遗忘并走向消亡。

2）一个语言模因的形成需要具备合适的内部条件，如表达精练、通俗易懂，具有实用性、形象性、时尚性、修辞性等，容易被模仿套用，能适用于多种社会背景或语境。

3）一个语言模因的形成需要具备合适的外部条件，能够传达宿主的某种强烈表达需求或符合宿主的某种心理趋向，其赖以产生的背景事件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其传播的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容忍度、传播力。

4）语言模因如同其他模因一样始终处于或快或慢的进化中，经历三个进化阶段：复制、择用、变异，其中复制阶段又可以分为同化、记忆、表达、传播四个子阶段（Heylighen 1998：418）。

5）语言模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区分（何自然、陈新仁等 2014）：从表征内容角度看，语言模因可以区分为基因型语言模因和表现型语言模因，前者是“以内容基本相同、形式各异的方式重复传递的语言信息”，后者是“以形式基本相同、内容各异的方式类推传递的语言信息”（何自然 2005：54）；从表征信息内容和表征形式角度看，语言模因可以区分为形义复合、语形派生、语义派生三类；从传播范围、复制强度和存活率角度看，语言模因可以分为强势型模因和弱势型模因；从信息对人类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语言模因可区分为积极语言模因和消极语言模因。

6）语言使用者在复制、传播语言模因时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会结合自己的需要、立场、意图、情感等加以创新，进而导致原有语言模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

笔者这里提出的模因句法学就是在秉承语言模因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句法问题的一种探索。模因句法学作为语言模因论或模因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于模因语音学、模因词汇学、模因形态学、模因语义学、模因语用学等而存在的。模因句法学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1）特定句法形式是否具有模因特性？

2）特定句法形式产生、传播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3）特定句法形式产生、传播的语言基础是什么？

4）特定句法形式产生、传播的语用基础是什么？

5）特定句法形式产生、传播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学界关于句法问题存在两种表面上截然不同甚至冲突而实质上可以彼此互补的基本看法：一种是句法自治观（如夸克为代表的传统语法、布隆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法、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即孤立的、内部的、结构的视角，认为句法结构是自足、自治的；另一种是非自治观，采用包容的、外部的、功能的视角，将句法结构看作是非自足、非自治的系统。如同系统功能语法、认知句法理论、语法-语用界面等研究一样，模因句法学秉持后一种句法观，为句法问题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通过探析上述各种句法研究视角所未触及、也不必触及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展示语言模因论对语言变化或创新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为句法现象的解读提供一种互补方案。本文笔者之一对于模因句法学的基本理念已经作出了一些探索。如Chen（2017）在语言模因论的指导下，探索了汉语新“被”字句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揭示了该句法形式迅速走红的语言基础、社会文化环境支撑以及传播渠道的有利因素等。陈新仁（2017）引入语言模因论的全新视角，对英语非作格动词“致使化”现象产生的外部动因、语言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句法结构的派生或新构式的诞生等“语言创新”现象提供了诠释。上述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分析参照和工作基础。

四

“吃+NP-f”的模因句法学阐释

“吃+NP-f”在理论语言学领域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几乎是检验各种语言理论的试金石。然而，该结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势模因，并不是因为它在分析者视域中的反复出现，而是因为在交际实践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复制、传播与创新。那么，该结构如何称得上是一个强势模因呢？它是一种什么原因导致的语言模因呢？其发生、传播、创新的基础是什么呢？对此，我们拟做下列探讨。

（一）“吃+NP-f”的语言模因性

根据Distin（2005：37-38），一个表征形式只有符合三个条件才可算是模因：1）其表征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2）其表征形式必须能够被复制；3）其表征形式必须能够对外部文化环境施加影响。根据这样的标准，“吃+NP-f”称得上是一个语言模因，而且是一个强势的语言模因，原因至少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吃+NP-f”表征的内容具有确定性。Blackmore（1999：66）认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模因作为复制因子的关键作用在于保存特定的文化信息，因此需要有确定的表征内容。Distin（2005：11）则认为，模因的表征内容（representational content）就是“寄寓在人们大脑中的信息单位（unit of information residing in a brain）”，可以称为模因DNA（memetic DNA）。“吃+NP-f”表征的信息是一种被反复、多样地复制的构式信息，即动词“吃”后面接非食物语义、但与吃这一行为相关的名词，其构式语义是“在某地方或以某种方式吃饭”。语言模因可以区分为基因型语言模因和表现型语言模因（何自然、陈新仁等 2014），显然，“吃+NP-f”属于后者。

其次，“吃+NP-f”能够很容易地被复制，这也反映在该结构具有较高的能产性，如引言中所介绍的BCC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结果所示。根据Li&Wu（2014）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语料库的检索，每 10000 个“吃+NP”的形式中就有 2459 个“吃+NP-f”，比例达到24.59%（另一调查结果为16%，见陶红印（2000））。填充“NP-f”位置的“NP”具有各种类型的语义，如表达特定方式（如“吃团餐”“吃自助餐”）、特定风格（如“吃西餐”“吃中餐”）、特定餐具（如“吃筷子”“吃刀叉”“吃大碗”）、特定炊具（如“吃火锅”“吃烧烤”）、特定地点（如“吃食堂”“吃大排档”）或特定依靠（如“吃父母”“吃老乡”“吃老公”“吃公粮”“吃白食”）等。之所以该结构容易被复制，是因为它依托了“V+NP”这个汉语中的基础结构模因，对此我们会在下文详谈。

最后，“吃+NP-f”的表征形式对其所在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施加了影响。诸如“吃团餐”“吃自助餐”“吃火锅”“吃烧烤”“吃父母”“吃老公”的说法传播了相关社会实践经验，同时起到了推广作用。

（二）模因“吃+NP-f”产生与传播的社会基础

语言模因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谢朝群、何自然2007），往往与特定的社会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如“超女”（“超级女声”“超级女生”的缩写形式）一词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语言模因（超女现象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模因）与2005年夏天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热播有很大关系。

“吃+NP-f”的产生与传播同样离不开特定社会实践的出现与流行。王寅（2007）将特定的“吃+NP-f”与某风俗或习惯发生了联系。以“吃自助餐”为例，中国社会的食文化原本提倡的是桌餐，也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同时开餐、用餐。后来，随着西方的饮食文化传播到中国，一些场合开始出现吃自助餐的新做法，这种做法渐渐流行开来，以致今天越来越多的场合（如学术会议代表的用餐）开始以自助餐为主要餐饮方式。正是这样的新式社会实践活动或新时尚促使了“吃自助餐”这一语言模因的产生与传播。诚如Distin（2005：10）所言，一个模因若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大脑的结构、该模因的稳定性以及它在相关文化环境中的渗透力”。得益于相关社会实践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常发性和普遍性，诸如“吃自助餐”的“吃+NP-f”就具备了这样的渗透力。

（三）模因“吃+NP-f”产生与传播的语言基础

Distin（2005：10）指出，“人脑往往选择那些能够利用当下文化环境的模因”。在新的社会实践或新生事物出现时，就需要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去表征，这时“复制如果基于已经存在的形式会最有效，而不是从头开始”（Distin 2005：42），毕竟依赖已有的语言形式而产生的表达方式更加容易被识别、记忆和使用（Chen 2017）。

“吃+NP-f”的产生与传播充分体现了模因产生与传播的这一特点。具体而言，该结构模仿了现代汉语中的基础结构模因“V+NP”及其例示的“吃+NP”。这样的模仿同样也体现在汉语新“被”字句上（Chen 2017）、英语非作格动词“致使化”现象上（陈新仁 2017）等。换言之，“吃+NP-f”具有很强的寄生性，正是依赖人们对于“V+NP”的既有语言知识，该结构才能被大量复制、模仿、传播、创新。也正是依赖已有的语言形式，该语言模因才更加容易被识别、记忆、复制。

（四）模因“吃+NP-f”产生与传播的语用基础

上文讲到“吃+NP-f”的产生与传播源自相关的社会实践，但这样的解释其实还不够具体、充分。同样，上文说该语言模因乃是模仿了现有的基础结构模因，也不够充分。我们认为，该语言模因产生与传播有双重语用动因：一方面满足双重表征需求（表征新实践，表征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省力（Zipf 1949）。由于相关实践的常发性，语言使用者作为社会实践者就需要有一种经济的表达方式，而依据、模仿现有的基础结构模因显然就是一种省力的方式。

从语言形式上看，“吃+NP-f”（如“吃食堂”）与其表面上看最对应的表达方式（如“在食堂吃饭”）相比要简洁明快。Li&Wu（2014）认为二者在语义上是同义的，而实际上二者的语义和语用未必完全等同（另见熊学亮（2009））。试比较：

（11）a.张三昨晚是在食堂吃的晚饭。

b.张三昨晚吃食堂了。

二者存在语义和语用上的细微差别，前者回答的问题是“张三昨晚在哪里吃的晚饭？”后者回答的问题是“张三昨晚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前者不是一种构式性的、表征社会“新”实践的语言模因，而后者却是。在Xiong（2012）看来，“吃食堂”具有抽象性，而“在食堂吃饭”没有。

“吃+NP-f”的产生与传播同样也体现了语言使用的频率效应，反映了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语言观。正是经常存在的某个表达需求催生了一个综合性的（synthetic）、简洁的专门形式（如“吃食堂”）的固化，而非总是依赖复杂的分析性（analytic）表达方式（如“在食堂吃饭”）。

强势语言模因往往能产生很好的修辞效应（何自然 2008）。“吃+NP-f”的产生与传播也得益于语言实践者对表达效果的追求。以“吃父母”为例，该表达显然要比“靠父母过日子”更生动，语义强调程度更高（熊学亮2009：10），而不仅仅是一个更为经济的表达。

此外，“吃+NP-f”的产生与传播还依赖于人们交际互动时话语理解中的语用充实（陈新仁 2015）。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话语产出时语义表征往往具有不完备性（Huang 2007）。韩金广（2014）将该结构称为跳跃性表达，为理解者提供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模糊的抽象轮廓。然而，这种不完备的话语并非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可加以充实的。“吃+NP-f”构成了一种构式，虽然语义编码不完整、不符合逻辑，但可以整体记忆、整体提取、整体理解（王寅 2011），理解者通过思维和认知的操作进行描绘、填补、充实（韩金广2014）。在所在的交际情境下，听话人基于框架能实现基于最佳关联假定的语用充实 （陈新仁2015），确定“吃+NP-f”中的“NP-f”所指的是与餐饮相关的特定方式、餐具、地点等，而非将其理解为一种食物。

（五）模因“吃+NP-f”产生与传播的认知基础

“吃+NP-f”产生和传播得益于语言实践者所拥有的模仿和类推思维能力。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模仿和类推在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模仿和类推，就没有人类语言，更谈不上语言学习和语言创新。人们在模仿“吃+NP”的基础上推出了第一个“吃+NP-f”的语言模因（由于无法溯源，这里不作追究），并在类推的基础上推出了各种“吃+NP-f”的语言模因变体。Li&Wu（2014）也指出，诸如“吃食堂”的形成就是由经济原则和类推规则所驱动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吃+NP-f”不仅体现了该表达的模因式进化方式，也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模仿甚至是一种创新。模仿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形式方面的模仿，也可以是意义方面的模仿；模仿不是百分百的原样‘克隆’，创造经常源自模仿”（谢朝群、何自然 2007）。人类不是简单的模因复制机器，而是拥有自觉的自我，正因为此，语言模因的传播并非总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有时还会发生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或重新表征（re-representation）等重组性创新（recombinative innovation）和刻意偏离（Distin 2005：54）。事实上，“吃+NP-f”模因在传播过程中就发生了变异（从“吃”后接某种表示食物语义的名词发展到“吃”后接各种表示非食物语义的名词），该变异“与拥有特定意图的、自觉的、负责任的自由主体世界是十分一致的”（Distin 2005：5）。

五

结    语

本文基于语言模因论的基本主张，提出了模因句法学的研究视角及相应的研究问题，进而在该视角下重新探讨了“吃+NP-f”这一称得上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本文认为，产生于交际、服务于交际，并在交际中嬗变的“吃+NP-f”是一种具有很强复制与传播能力的语言模因。作为一种表现型语言模因，该结构具有稳定的表征内容、较高的能产性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该模因的产生具有多重赖以发生的基础。从社会基础看，该模因是对中国社会新涌现的各种与饮食相关的社会实践的表征；从语言基础来看，该模因寄生于“吃+NPf”所属的“V+NP”这一基础结构模因；从语用基础看，该模因契合了语言实践者的省力需求，体现了经济原则在语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经常存在的表达需求所带来的频率效应，印证了语用充实作为该类表达理解过程一部分的认知机制；从认知基础看，该语言模因得益于模仿、类推等人们常见的认知模式，彰显了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创新能力。

本研究表明，功能语法、认知语法、语法-语用界面等功能性句法研究范式尽管推动了关于句法结构的认识，但仍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而语言模因论的介入可以用来阐释各种（特殊或变异的）句法现象，有助于揭示这些句法现象作为基因型语言模因或表现型语言模因的产生动因、语言基础和传播机制，因而可为句法学的解读提供一种互补方案。

本文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语用学理论与应用、外语教学与教育、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何自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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