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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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语言观阐发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林正军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    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英语认知教学语法的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3AYY010）的部分研究成果。

提    要

体认语言观以体验哲学为根柢，以心智的体验性为重要原则，主张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的相互作用，并将二者有机融合为“体认”。体认贯穿于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习得的始终。首先，语言意义和形式皆产生于人与世界的互动，主体借助感觉运动系统的体验和大脑的认知加工，产生基本认知域、非基本认知域和认知域矩阵，并以此创建出不同层级的概念意义，最后形成意义与形式的匹配体。其次，语言的发展源于体认对象的变化、体认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以及二者的互动需求。最后，语言的习得是基于语言使用的体认，包括对语言自身和语言表达内容的体验与认知。

关键词

体认；语言观；语言产生；语言发展；语言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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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语言研究按人的躯体是否参与意义创建分为离身（disembodied）和具身（embodied）视角。离身视角将语言的意义独立于人的体验认知，代表性的学派包括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来源于系统中符号的差异性共存（Saussure 2011）；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强调语言单位机械性的推理演算，意义产生于语言单位的组合和转换（Chomsky 1957）。具身视角强调人的体验认知在语言形成和使用中的作用，代表性学派主要包括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以Halliday（1985/1994，2014）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以Lakoff & Johnson（1987，1999）为代表的认知学派强调语言的个体性，侧重于语言的心智体验，认为语言是心智的产物且不能脱离身体的制约。

具身视角强调身体是现实与语言互动的重要媒介。经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意义的生成和衍变都是以躯体为基础，通过大脑认知再反馈于感觉运动系统，进一步协调主体在环境中的行为（Johnson2017：99）。语言的产生和使用源于个体对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成于群体对体验认知的规约。以具身性（embodiment）为基础的体认语言观凸显了躯体之于语言的先决作用，也阐明了语言兼具体验性和认知性的双重属性，既涵盖了外延性的主体概念系统受物理世界和社会文化现实的影响，又包括内嵌式的主体自身知识系统内新旧语言经验的互动，同时注重认知理据的阐释（林正军、张宇2020：264）。本文拟在探讨体验哲学中的具身意蕴和体认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体认语言观中有关语言产生、发展和习得的体认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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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语言观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它突破了以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绝对二元对立的藩篱，以体验与认知为桥梁，强调身体与心智一元化的交互联系。体验哲学的三大原则包括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 1999：3），以心智的体验性为重要前提（林正军、唐玮 2019：463）。心智的体验性，即具身的内蕴包括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Evans & Green 2006：45-46）。体认语言学用“体”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用“认”突显了语言的人本性等（王寅 2021：1）。
2.1   具身体验
具身体验是指通过身体获得的感觉信息。人类的躯体拥有听、嗅、触、视、味等复杂的感觉通道和运动系统，它们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接收外界的多种刺激，为后续的认知加工提供丰富的基本感觉信息。人类通过视觉识别植物的颜色、嗅觉捕获花朵的香气、听觉获取虫鸣鸟叫、触觉感受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这些直接体验是对信息认知加工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此外，人类因身体空间结构也产生了独特的感觉，如直立行走的身体（垂直和水平体验）及其从上到下的分工差异（大脑思考、下肢运动），手、脚和耳朵等器官（左右空间以及对称和非对称关系），只能看到身体前方景象的眼睛（前方是已知的，后方是未知的）等，这些躯体特征使人类对基础空间关系产生不同体验。
具身体验既有群体共性和特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它是具身认知的前提。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具身体验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例如我们说天空是蓝色的，并不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这种颜色，而是大气对阳光散射作用的结果。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可以被人类的视觉系统所接收，却无法被牛、马、羊等哺乳动物所识别，所以人类和这些动物对天空的体验也就不同。这种具身变量不仅发生在种群间，在种群内也有体现，即使拥有相同的生理结构，躯体感觉—运动方式、习惯和视角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个体性的动态体验并产生差异。例如，心理学实验发现，左、右利手对于空间位置所产生的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是不同的，左手惯用者对以身体为参考点的左侧位置给予积极的情感反应，而右侧则对应消极情感，这是由于手部习惯性运动体验的差异造成的（Casasanto 2009：351）。
2.2   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以具身体验为基础，是对体验信息的加工与升华，人体的特殊构造必然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身体是认知的身体，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叶浩生 2014：1037）。具身认知和具身体验的耦合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具身认知受制于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以其产生的具身体验为基础，而概念化又必须依赖内嵌于环境中的身体及其体验来实现（殷融等 2013：221），整个环路过程体现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机能；另一方面，具身认知中的思维与概念生成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具身体验。
具身认知是概念形成的必备条件，人们通过对感知经验的认知加工形成各种概念。概念并不是单纯地由外界环境刺激引发的单向心理表象亦或抽象的非模态符号，而是始源于具身体验所形成的多通道表征（殷融等 2012：1373）。主体可以对这些知觉对象进行在线心理加工，形成概念结构的雏形，也可以经过选择性注意和长时记忆处理，将其以部分表象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在离线概念化作业时，通过记忆提取经验以及借助身体还原经验的整个过程进一步理解和完善概念。如此循环反复的感觉—知觉—认知的动态体认过程保证了基本认知域（basic domain）的创造和充实。以基本认知域为基础，通过新一轮的高级认知加工，形成相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和范畴等概念集合，并通过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等认知加工展开范畴内的扩展和范畴间的联系。尤其是隐喻，作为主要的认知机制和抽象思维的源动力，可使主体弥补对事物所获感觉信息的不平衡，即以复现的（或可实现的）体验去理解和构建不熟悉的（或不可实现的）体验，使感知过程更为充分高效，最后促成了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的概念系统网络的生成。而在概念系统完善的过程中，具身认知又为具身体验提供了行动可能性（Wilson 2002：626），即认知引导体验：认知不同、概念有差，则体验有别。
2.3   体认：语言的哲学基础
体认是具身体验与具身认知的融合。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并影响人与世界的互动。具身体验是具身认知的基础，具身认知是对具身体验的高级加工，产生的具身概念又能反过来指导主体参与新的体验。相比之下，“具身”的意蕴更侧重于身体之于心智的特殊作用，而“体认”则平衡了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的关系：一方面，“体认”是二者的并集，“体”反映了身体与客观现实的互动，强调感觉系统的直接经验；“认”突显心智加工，侧重于大脑中神经系统协同作用后的间接感受（林正军、唐玮 2019：463）；另一方面，“体认”是二者的交集，体验是认知的基础，认知是对体验的加工，对于正常的体认主体来说，体验和认知相互依存，无法分离和独立存在。人们通过体认来感知世界，通过对世界感知经验的认知加工，形成概念结构，语言是表征概念结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见图1）。
图1  语言的体认基础

体认是语言产生、发展和习得的基础。离开体认，人们无法实现对世界的感知，也无法形成感知经验；离开体认，人们无法实现对感知经验的抽象概括并形成概念结构；离开体认，人们无法通过语言形式表征概念结构。体认过程贯穿于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贯穿于对感知经验的认知加工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贯穿于语言对概念结构的表征。语言的产生、发展与习得是人们通过对世界和语言自身的体认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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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产生的体认基础

语言既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力，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语言的产生始于“体验”，发于“认知”，成于“体认”。语言单位是意义与形式匹配一体的象征性符号。为解读需要，本节从意义和形式两个分立的维度阐释语言产生的体认基础。
3.1   语言意义的体认基础
语言意义以人与世界互动体验为基础，是对经验概念化结果的体现。意义源于主体能动地对客体的体验和认知，是二者互动活动的给出和建构（李恒威、肖家燕 2006：31），并不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其中，客体包括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客体是主体的感知对象，主体与客体互动产生的感知经验是意义的基础。主体借助躯体和认知能力将感知经验加工为意象图式和理想化认知模型，通过范畴化和概念化而逐步生成意义（王寅 2005：4），最终以语言形式表征。语言是对感知经验中各种事物和事件的不同程度的心智表征，体现了意义生成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复杂性和连贯性。无论是基本概念意义，还是高阶的复杂和抽象概念意义，都是体验与认知互动的结果。基本概念意义体现了更多的体验性，而复杂和抽象概念意义体现了更多的认知性。
语言意义是对概念的体现和表达，概念的形成以认知域为前提和基础。认知域是人们对具身经验认知加工的结果，先于概念。认知域按抽象程度分为基本认知域和抽象认知域（abstract domain）。基本认知域直接源于人们的具身经验，以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为基础，在认知上不可简化、不可分解。抽象认知域与基本认知域相对，更为复杂。抽象认知域虽不是直接源于具身经验，但可最终追溯到具身经验，由更为复杂的概念来体现。有些概念是基于多个认知域形成的，这些认知域构成了域矩阵（domain matrix）（Evans 2007：63；Langacker 2008：44）。
最基础的概念和语义都源于基本认知域，基本认知域是对通过感官获得具身经验的认知加工，是前概念基础（pre-conceptual basis）。这些基本认知域包括空间（space）、时间（time）、颜色（colour）、气味（odour）、声调（pitch）、温度（temperature）等。基本认知域是概念化发生和概念形成的前提和基础（Langacker 2008：44-45），是基本概念意义体现的认知实体。例如，颜色域指可能产生色彩感觉的范围，既不是特定的色彩经验，也不是具体的色彩概念，是介于色彩经验和概念之间的认知产物，人们对色彩的概念和意义表达以颜色域为基础。语言中基本颜色的概念语义以颜色认知域为基础，是具身体验和具身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体认结果又作用于认知主体对于颜色域中明度、色相和饱和度三个维度的差异性识解。
复杂概念意义（网络）的体验基础源自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连通，继而影响了基本认知域和非基本认知域的交错，而认知基础表现在主体对认知域进行更为高级的主观性链接。比如，汉民族将视觉系统接收的关于天体的直接体验，以空间域、时间域、颜色域等基本认知域和形状、大小等非基本认知域为概念化场所，认知加工为太阳和月亮的复杂概念意义，并由“日”和“月”表征，通过这两个语言符号进行心智搭桥建立域间共性。经过表意构件的组合，主体产出会意字“明”来表征复杂概念意义“光亮”。
抽象概念意义与认知域矩阵关联，建立在基本认知域和非基本认知域集合的基础之上，根本成因可追溯到具身体验。例如，抽象概念意义“婚姻”和“爱情”源于对距离、触摸、温度、情绪、仪式等具身体验的抽象和概括，这些体验对应空间域、温度域和情感域等基本认知域，以及与关于仪式的百科知识所对应的抽象认知域（Evans & Green 2006：231；Evans 2019：403）。多种认知实体组成潜在复合体后，主体通过隐喻（如“婚姻是围墙”和“爱情是旅程”）、转喻（如心形代表爱情）等高级认知机制加工，凸显和生成相应的抽象概念意义。
总而言之，意义（语义结构）由概念内容和识解方式组成（Langacker 2008：43）。前者是意义的体验基础，由客体提供；后者是意义的认知基础，由主体主导。二者都必须借助躯体实现。因此，意义是体认的产物，但从基本概念意义到复杂和抽象概念意义的体验性（程度）和认知性（层级）有所差异。语言单位作为意义动态建构的载体，是体认过程最直观的反映。
3.2   语言形式的体认基础
从语言的起源来看，语言按形式对意义的表征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前者以英语为代表，后者以汉语为代表。语言形式的差异与感觉运动系统不同部位的调动有关：拼音文字主要以听觉系统和发音器官获取的感觉信息和反馈为体验基础，靠声音的变换来区分意义，即表音构件通过线性符号组合达到表意的功能（张积家等 2011：355）；表意文字主要以视觉系统所接收的感觉素材和反应为体验的根本，靠图像（笔画）的变换来区分意义，是以表意构件为主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李运富、张素凤 2006：76）。无论是哪种文字，其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匹配构成象征性的语言单位，语言形式的产生与组合及其与意义的匹配都是体验性与认知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体认基础。
语言形式的产生离不开感觉系统的参与，形式的组合以及形式与意义的匹配都是认知作用的结果。拼音文字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人体发音器官产出，发音器官是音素产出的物质前提。元音音素的产出靠舌位前后高低和气流的长短来调节，辅音音素的产出靠气流与不同发音部位摩擦、爆破和破擦来完成。音素的产出、组合以及对特定意义的体现都有认知的成分加入，音素的产出不同于本能的物理声音，是人有意识控制发音器官，产出有变化的和带有区分度的不同音素。音素的不同组合及其对意义的表达都体现了语言的认知性。拼音文字形式的体认性表现在以语音形式对意义表征的能产性和可接受性，音的组合和变化（长短、轻重、升降等）表达不同的意义。随着语言复杂度的增加，在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语言组合对意义表达的认知性逐渐加强。同时，在语言接收和理解的过程中，听话人通过听觉系统接收语音或语音组合，由此激活与语音匹配的语义，实现对话语的理解，都展现了语言形式及其对意义体现的体认性。
表意文字形式的产生及其对意义的体现展现了更多的体认理据性，主要通过视觉和对视觉对象的加工来实现。作为表意文字典型代表的汉字结构有象形和会意两大类型，二者体现了由体验到认知的不同侧重。从象形字来看，古人用图画直接地表现自然界中视觉系统所接收到的部分体验，借助符号转喻固化下来，这种体验所花费的认知努力小，由意象直接生成概念和意义。例如，从甲骨文发展到小篆，“马”字笔画或简易或繁杂的特征，表明了对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差异性体认过程（见图2）。会意字体现了更多的认知性，人们对形式的组合及意义的表达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加工（见3.1）。在语言接收和理解过程中，表意文字以视觉系统获取的信息为主，通过文字和文字的组合激活语义和理解话语，体认过程更为直观。
图2  “马”字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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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展的体认基础

从历时视角来看，人类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体认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驱动力。人类语言有着很强的时代感，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些语言表达逐渐消亡，同时又会出现一些新的语言表达。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一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是主体能够产生概念结构（语义结构）的前提之一，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出自《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社会阶级分层、殖民主义扩张、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素丰富了人们的具身体验，并产生了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譬如社会阶层（等级）和心理距离（远近亲疏），等等。通过群体共建语言系统不仅满足了个体表达需求，实现了人际交往，还推动了语言的进化和发展。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人类种群自身的进化（如脑容量的增大、发音器官的变化等）为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群体认知能力的提高优化了对世界体认的手段和方式，扩大了人们对世界体认的广度和深度。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从微型生物到宏观宇宙），灵境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客体和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比如“时间”的概念发展于基本认知域中的空间域，因此原初的相关概念和语言表征多与物体在空间内的运动、变化和所产生的距离等关联，如“弹指”“一炷香”和a long time等。但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等体认工具的发展，以及认知主体对数量、经济、劳动力、价值等复杂和抽象概念的认知更为深入，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化就不再局限于空间域，而是以其他复杂或抽象认知域为基础，通过隐喻和转喻衍生出新的概念，运用更为丰富的语言表征主体与客体深入互动后的新的体认结果，例如how much time、time-consuming和jetlag等等。
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动态进化根植于变化发展的体认过程，且与之联动，主要表现形式集中在语言意义和形式发展所呈现的创造性和多产性。创造性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体现：义变形不变，如“囧”字由古代的“光明”之义突变到现代网络用语中对“苦闷、无奈、尴尬”等消极情绪的表达；形变义不变，如受主体识解能力的提升、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性规约和高效交际需要的影响，现代汉字与古汉字相比，构形上发生了简化（如繁体字“驚”到简体字“惊”）；新形新义，其产生主要受知识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带动，如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创造了meme（模因）一词。多产性可以借助两种途径完成：语言形式的多义化（林正军、杨忠 2005：362）以及语言形式的组合与归并（合成、缩略、派生和搭配等）。这些语言发展建立在原有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对新旧事物的体验基础之上，主体的认知加工引起语言系统内部的连锁反应，以至迅速拓展了原有的语义网络，不断更新范畴成员和界定典型与非典型成员，动态地塑造主体的认知模型和指导其进一步的具身体验。
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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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的体认基础

语言习得的体认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对语言所表达内容的体认以及对语言使用的体认。Schilhab（2015：1）将语言习得分为前语言能力（pre-competent language）和后语言能力（post-competent language）两个阶段。在前语言能力阶段，语言使用者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体认来理解所表达的内容；在后语言能力阶段，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的体认过程中获得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知识。

对语言表达内容的理解是语言习得的前提和基础，为形式和基本意义配对做好铺垫。其中“体”是对客观现实的在线体验，“认”是对现实识解后所产生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及其语言表征的理解。对于具体或简单的概念结构，语言表征与指示物直接对应，主体认知努力小；对抽象概念结构（如“yes/no”“好/坏”），主体需要有意识地进行离线的具身模拟，认知努力大。语言、概念与现实并不是相互对称关系，或者说概念是现实的不完全映射，语言是概念的不完全反映，在体验的过程中主体需要通过型式发现（pattern-finding）搭建和厘清现实中事物间以及指示物与语言的联系。所以，前语言能力阶段更多强调具身体验和形成语言前的认知关联，是主体将语言从单纯的听觉或视觉刺激过渡到心智表征的手段和所形成概念的必要载体。
对语言及其使用知识的理解是语言习得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环。语言知识是涵盖实例构式、半图式构式和图式构式的网络体系（林正军、张宇2020：267）。语言使用知识是在语言具体（语境）使用中获得的关于用语言对事件表达的百科知识。语言知识偏重静态性和正确性，通过学习者在对语言本体的体认中获得。主体在体验以语项为基础的构式（item-based construction）过程中，受高频实例频率和类型频率的影响，能够抽象和概括出半图式和图式构式，即以规则为基础的构式（rule-based construction），最后形成语言构式关系网络，从而获取语言知识。
语言使用强调动态性和适切性，语言使用知识来自于主体体验语言所表征的完整用例事件和所实现的效应，识解背景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特定语域中交际方的意图，然后概括特定语境约束下规约化的语言表达，是主体逐步将语言转为交际意向载体的产物。语言使用知识的体认过程也反映了社会与语言互相建构和影响的进程，譬如委婉语与禁忌语是社会规约的组成，而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又制约了社会情境中语言的使用等。总之，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知识都是建立在基于使用的体认过程之上，由此主体才能逐步由简单复制到高度抽象、能动产出恰当的语言，完成语言习得的整个过程，以实现主体对环境的适应性生存。
体认语言观下的语言习得不再是机械式的符号记忆和推演，而是延续的、承接的体认过程。前语言能力和后语言能力两个阶段的直接体验对象和认知加工复杂度有差异：前阶段中“体”的对象主要是客观现实，以语言为媒介，而“认”是匹配语言对概念的表征，可以理解为一种自外而内的横向压缩，体认的结果是建立起现实、概念和语言的映射关系；在后阶段中，现实（尤其是语境）为媒介，侧重于对语言本身的体验和认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纵向升华，体认的结果表现在对实例表达的抽象和概括，形成语言知识，以及对情景语境中受语用因素和说话人意向等影响的语言使用知识的获得。两个阶段的体认过程共同构成了促进语言内化和产出的必要条件。

6

结    语

体认语言观揭示了语言的体验性与认知性及二者的融合。语言产生、发展和习得的各个阶段都是体认作用的结果。就语言的产生而言，语言的意义源于人们对具身经验的认知加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概念意义；语言的形式通过人们的感官系统产生，经认知加工与意义匹配，表达特定的概念意义。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以及体认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促进了语言使用者的体验范围和认知深度，增加了人们对概念表达的需求，刺激了语言的发展。对语言表达内容的直接或间接体认是语言习得的基础，否则语言习得者无法实现对语言意义的表达与理解；语言使用者以对语言实际使用的体认为基础，通过对形式和意义的抽象概括获得语言知识，同时，语言使用者在对特定语境体认的基础上，实现对语言正确和恰当的使用。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林正军，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认知科学系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中美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学科领军”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Pragmatics and Society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

张存，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生态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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