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评论，如果我感觉到评论者是充满戾气的，那么我宁愿不浪费时间回复，这种不回复也算是一种回复，是想让评论者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这么生气。如果我觉得评论者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提问的，我就会耐心说两句。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误 。大部分读者不是做科研的，所以我们可以容忍他们有这样的态度，毕竟持有这样的观念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只是发作的时候会导致他们心情不好，浪费了时间。但是从事科研的人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观念 。可是，我经常从不同的渠道看到或听到科研人员也抱有这样的态度，在这里不便举例。
无奈语言学是一门看起来跟文化挂钩得很密切的学科（实际上也许没那么密切），所以当人们对待语言的时候，总是对自己从小到大都在讲的语言有一种温情（但不知道有多少敬意），而对陌生的语言则无感或排斥。导致我们看到自己的语言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博大精深 ”的赞叹。但是研究语言不是为了证明它有多博大精深、独一无二，而是要用最客观的方式，科学地解释语言中的现象。
汉语有没有特殊性？ 答案是没有，但同时也有。它是全世界数千种语言中的一种，它就跟世界上每一种语言一样，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但是它同时又跟世界上每一种语言一样，有相当多的平淡无奇的部分。
一种语言的特征能否成为它「优劣」的判断标准？ 不能，句号。一部分人可以人为把一切的特征划为「优」，把另一些特征划为「劣」，但另一部分人可以把之前划为「劣」的特征重新定义为「优」，而把之前「优」的特征重新定义为「劣」。比如说，很多人说，某某语言有数十种动词变位、时态、格标记，这种语言太精确了！于是把「精确」定义为「优」。但也有人说，没有变位 、时态的语言能够更简洁明了地表达意义，而且更容易学，所以这才是「优」。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时态多就「精确」，没时态就「简约」，毕竟时态多的语言也不能精确到一分一秒，而没有词性变化的语言在句法上极其复杂。这些都放一边，判断语言的「优劣」本身对研究语言没有任何帮助，它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句子A合法，句子*B不合法，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词的词源，也无法提供任何形态标记的语法化路径。就如同我们在做研究时不需要假设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操控一切，我们也不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假设这个语言呈现出「优劣」的特征。
从官方上讲，人类已经走过了给语言定高下的阶段。在十九世纪以前，语言类型学还没有甚至刚开始建立时，欧洲人确实曾经认为形态发达的语言才是「高级」的，而像汉语这类缺乏形态的孤立语，则是「原始」（primitive）的。比如说下边这本1669年的书，来自约翰·韦伯（John Webb）讨论了汉语「有可能是一种原始的语言」
不过，我们要看到，把汉语说成「原始」的语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自然包含了当时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歧视，这点相信很多人比我更能谈，第二层则是包含了欧洲人对语言起源探索的尝试，他们天真地觉得汉语这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是找到人类语言的根源的模型和钥匙。在那个年代，他们像找到的当然是基督教中叙述的，第一个人类，即「亚当」，所讲的语言。韦伯在书中写道：
That the Primitive Language was not a studied or artificial speech, nor taught our First Parents by Art and by degrees as their Generations have been, but concreated with them, is certain. For, we read that God no sooner questioned Adam, then Adam answered him.
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希望通过汉语、或者以汉语为蓝本来破解亚当所说的语言。如果当时有网络媒体，可能会出现「泪目！亚当可能说汉语」之类的题目。
虽然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在当年则是一本正经的学术作品。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细节，在三个半世纪之前的欧洲，虽然人们跟全世界的人一样有这样那样现在看起来不健康的种族观念，但是在做学术的时候，居然能作出遥远东方拒绝上帝崇拜偶像的汉人的语言是自己祖宗的语言的假设。果然毫无立场。
不论如何，这之后的两个世纪，尽管「原始」的语言，比如汉语，可能是亚当的母语，但它毕竟是原始的，还是比不上希腊语梵语拉丁语这些「高级」的语言。但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那些即便是真正意义上处于零基础建设生活环境的人，他们所讲的语言也跟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一样完美。
比如这篇1928年发表在Primitive Man的文章Primitive languages，就写道
<img src="https://pic1.zhimg.com/50/v2-6e6103701c86dce523af8332211448a9_720w.jpg?source=1940ef5c" data-rawwidth="2720" data-rawheight="888" data-size="normal" data-caption=""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x.zhimg.com/50/v2-6e6103701c86dce523af8332211448a9_720w.jpg?source=1940ef5c"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2720" data-original="https://pica.zhimg.com/v2-6e6103701c86dce523af8332211448a9_r.jpg?source=1940ef5c"/> 原始语言是否有逻辑和系统的构造？
虽然这位作者左一句他们原始，右一句我们文明，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不论「原始」还是「文明」，人类的语言都一样值得研究。1928年，已经是差不多一百年前了。2021年的我们应该比一个世纪前的前辈们更加进步。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给汉语创立独特的研究范式？ 我想，这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仅仅是因为我们要拒绝「西方」的研究方法，凭空建立一个体系，那就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并祝你好运。我们提出新的研究框架的动机永远是发现了新的现象，而旧的框架无法解释。那么，汉语研究的历史有没有发生过？当然有。可以看看这篇回答中简述的汉语语法的发展历程：语言学家在研究汉语语法的时候，正是发现了汉语研究不能完全套用拉丁或者印度的描述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们最初不知道量词应该如何描写，后来经过探索，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我们找到了研究量词的方法。因为量词是当时语言学家闻所未闻的事物，所以在遇到这种新现象之后，语言学家就自然而然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同样，上古汉语的构拟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原始印欧语是通过语言之间的比较，发现对应关系，从而重构出来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通过比较现代汉语方言，试图构拟上古汉语，我们很可能无法构拟完整。于是我们就利用不同的文献资料，比如中古的韵书 、上古的韵文、谐声系列、出土文献等等，寻找出上古音系的蛛丝马迹，而方言的比较则放在了较后的地位。我们用独特的方法构拟上古汉语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故意跟欧洲人不一样，试图摒弃欧洲人的研究方法，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合适的材料。是这些材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上，如果我们要成就一个库恩称为「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理论是世界的，属于每一个人的。它的出生地 可以在西方，可以在东方，但它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在学术界以外的人因为自身朴素的文化倾向或者民族情感，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有所抵触，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又想了想，竟然萌生出一种不太值得提倡的揣测。学术界内的人倘若发出这样的宣言，大抵不是因为那种朴素的文化倾向和民族情感。
大概是因为懒得看文献，或者看不懂外文文献，也不愿意看有关其他语言的研究，所以完全不熟悉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现状，导致实际上的无知和短视。在闭门造车的同时，「文化和民族情感」只是这类学者堂而皇之的幌子。
参考 Webb, J. 1669.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printed for Nath. Brook, London. J. M. C. “Primitive Languages.” Primitive Man, vol. 1, no. 3/4,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1928, pp. 17–23, https://doi.org/10.2307/3316265.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st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