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大清国却自断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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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了267年历史的满清帝国。此前数年内，革命党人曾发起过多次更大规模、更加惨烈的起义，都未能撼动清廷一分一毫，此时的形势为何急转？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对此做了一番精彩的自问自答。欢迎阅后留言，酷哥香茗以候。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不是黄花岗起义
催生了武昌起义
问：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
辛亥革命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比较全面：“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
至于黄花岗之役，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就后果来看，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
因此，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体改革。清末新政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体改革！
对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也是自保的机会。越来越少人相信，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清醒的选择。
此时，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此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要不要和何时实行限政，众说纷纭。
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限政”，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至1908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办的报纸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
这些精英敏锐地看到，此乃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限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限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清末立宪考察团
他们提出了限政入门三条路径：“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圣上”。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所谓限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政体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腐朽官僚机构。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黄花岗起义被轻而易举镇压，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1911年5月8日先后颁发几道圣旨，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13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其中皇族占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
按清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责任内阁中，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社会精英竭力设法挽救，但两次上书均被斥为越权。各界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早被激怒。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请开国会运动，连续进行了四次。1月16日第一次请愿；6月16日第二次请愿，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
1910年请愿的咨议局成员，一年后以沈缦云为代表，几乎都倒向了革命派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并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1911年开设国会。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巨大压力下，清廷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这并没吓到各地群众。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朝鲜吞并了；同时，日俄订立密约划分满洲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暴露无遗，救国途径已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2.当时民间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成为舆论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中，可以看出知识阶层的思想高度：除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参与宪法制定；成立新内阁；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限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三是秘密逮捕。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拖延改革的另一严重后果，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拒绝转型，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统治者的情绪。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武昌起义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推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易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三十年，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
列强抓住这一机会，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
当时的铁路利润高达40～70%。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此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1903-1907年间，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
规模最大的川汉铁路，创办于1904年1月，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最初是官办，1907年转为商办，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朝野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在政府和议会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
四川股民没有得到应有补偿，要求通过法治和限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断送掉了。
川汉铁路的股金由“众筹”而来，股东包括修路的苦力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上奏章指出：“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显然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呈文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理性响应，公布信息，诚恳对话，矛盾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设身处地提出的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时，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9月（新历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保路同志会发表公告
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忍无可忍，即日起开始四罢。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 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1. 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敢任咎。”
话说得非常尖锐、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9月5日，有人派发传单，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等主张。赵尔丰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四川独立宣言，保路运动是“阴图革命”！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领导到总督府，立即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
成都血案历史照片（四川省博物馆）
头顶光绪牌位，手无寸铁，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居然下令开枪，鲜血染红了成都街头。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说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清政府回电：“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拏。”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大清政府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刽子手赵尔丰受刑
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
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有清一代十个皇帝，没有荒淫的昏君。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20世纪，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
从1911年10月29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资政院的请求：开放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限政。三天后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
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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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著
《晚清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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