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的人，因清醒而注定孤独！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极少数思想统治的。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
然而，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正是这些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
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在乎旁人的误解，也不会在乎有世俗的偏见，因为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一个人内心的丰富，足以弥补物质的匮乏。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多半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而真正有思想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有思想的人，不会因异见而焦虑
真正有思想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开放意识与开放心态，对于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能竭尽全力地认真听取。
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同时又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始终保持一份警惕。因此，他不会拒绝去听一听、想一想不同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内心足够强大，他不会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焦虑不安，立即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会用逻辑、常识、常理、直觉、经验及科学的方法再检验一次。
信念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你怎样认识人生。
你怎样看待幸福与意义——这里不一定有什么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但是，一定是自给的。
在这里，你的思想信念与你的生命感受、生活经验，你的知识结构、理性认识，你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不会在逻辑上、生活经验与理性认识中产生冲突与分裂，你所做的事不会与你所说的话互相矛盾。
有思想的人，通常是不合群的
在这样的时代，就一个具有生命的“物体”而言，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其寓意在于，保全自己，免遭社会病态的毒害。使得灵魂自由、干净，人格独立、自强。
真正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个体，而由一个个社会良心所组成的群体，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体”。
若想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需要培养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逐渐成型的，但这往往导致他们被社会贴上“标新立异”“唯恐天下不乱”的标签，甚至被称为“神经病”。
或许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反抗社会的行为，而是选择保持沉默，而偏执的沉默往往导致他们逐渐被边缘化。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在昨天看起来还危险的思想，在今天却变成了常识。
观念的种子有着无穷的力量，先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他们的思想终将会影响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还会影响那些“正常人”群体的思想地位。
我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
那个率先抨击“赎罪券”的马丁·路德，至今被主流天主教视为异端，却将基督的精神重新高举，使新教精神传扬。
那个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生活乏味得令诗人们嗤之以鼻，却开创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流派。
那个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英国人柏克，因为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成为“旧秩序的辩护人”，却精准预言了革命的血腥和随之而来的专制……
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不合群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
叔本华曾说，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往往超出想象，因为他们总是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出类拔萃的、凤毛麟角的思想放着不读，却一门心思地去读那些庸俗不堪的劣质书、有毒的书。
他说出了一个事实：那些有思想的人必然面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排斥——思想者的志业，天生就是不合群的。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在朝圣山学院。
他大声斥责在座的经济学大师们：“你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思想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无人企及。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持独立，刻意远离喧嚣的社交：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者，在发表《历史的终结》之后成为众矢之的。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被视为“野心极大的哲学家”。当国内媒体要他评价某大学的某教授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白痴。”
有思想的人，崇尚独立的人格与尊严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有这样一个群体，背负着来自庸众的误解与毁谤，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却持之以恒，始终朝着他们的理想而奋斗。
梁启超竭尽一生努力唤醒国民，林语堂先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然后译为中文去影响国人。
写作《中国人的精神》的辜鸿铭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老头，排斥西方价值却又不可思议地打着另外一种算盘。
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提出“后发劣势”洞见的杨小凯，是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学者，然而，他和米塞斯一样，终其一生都被主流流放，成为一名孤独的斗士。
——杨小凯18岁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而遭遇10年牢狱之灾；出狱后踏入经济学界，短短几年，就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然而，就在他已经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世界性声誉时，他被确诊身患癌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将研究的重心再次转向他的祖国，并且提出“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决定制度成败的是信仰”的洞见。
这一认知，将个人自由从经济、制度层面，拓展至信仰，超越了五四以来知识精英的高度，被赵晓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虽然只有56岁的年华，但杨小凯的思想贡献，以及从他身上焕发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却也近乎绝种的）人格力量，成为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知道，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才使得他们如此特立独行。
他们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对社会提出一种屈原式的“弱者表达式”的绝唱。
他们“拯救”了很多人的思想与认知，但他们因此注定被社会离弃。因为每个人观察事物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而能够达到最优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
因此，在帕累托那里，少数精英领导“多数人的暴政”，就成了人类社会反复上演的剧本。
泰戈尔说：“我最后的祝福，要留给那些知道我并不完美、却依然爱的人”，这句话是献给他自己，也是献给同类。
正是这样一群“神经病”，承担着社会良心的功能，才使得这个世界不至于完全崩塌。
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年华与生命，在生命的年轮上或许只有“荣誉”二字能够对他们的孤独予以安慰，对他们的价值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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