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言诚 原标题：《秦始皇与郭沫若》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读中学的时候，我最崇拜的人是郭沫若。我崇拜他的诗，烈火一样燃烧的句子、大海一样翻滚的激情，狂奔的天狗、涅槃的凤凰，无不令我心驰神往。我崇拜他的戏，燕市击筑的高渐离、窃符救赵的如姬、舍身殉师的婵娟，个个使我如醉如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郭沫若就是中国的拜伦、莎士比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崇拜起郭沫若的学问。一个激情四射的诗人，竟然能沉潜入几千年前死气沉沉的甲骨金文，而其井喷一样的学术成果，连界内的学人也禁不住瞠目结舌，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我涉足过古文字，对于其中的艰难困顿，略知一二。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有瑕疵，就像闻一多所调侃的，十句话有七句是错的。但是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断代、东周分国，把林林总总的金文构筑成一个庞大的体系，端的是大气磅礴。他利用甲骨金文研究古代社会，阐释唯物史观，也确实别开生面。他的学术文章，既有梁任公的汪洋恣肆，又有王国维的缜密深邃，不愧为一代宗师！
从读大学开始，我和郭沫若一起走过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知道为什么，我心目中的偶像消失了。不是轰然倒塌的，而是像风雨剥蚀那样，一点一点逝去的。时至今日，在我心中只留下一个斑驳陆离的底座。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底座，我对时下一些青年学人嘲讽郭沫若“懦弱”、“可耻”，颇不以为然。不错，郭沫若吹捧过江青，歌颂过大跃进，骂过刘“工贼”，说过邓“翻案不得人心”等等。这当然和他的《女神》、《天狗》、《屈原》、《虎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凡是过来人都明白，诸如此类的事大家都做过，只不过因为名望、地位和性情，郭沫若的行事显得更夸大、更荒唐，如此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年青一代很少再崇拜郭沫若了。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郭老”偶像，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雨冲刷得面目全非。一个在文坛上光芒万丈、在学术上成绩斐然的诗人、学者，在自己为之奋斗几十年终于举双手迎来的新社会里，竟然一步一步沦为平庸、甚至令他自己也嫌恶的老人，倒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我于是想到了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20世纪40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见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48年11月，郭沫若应党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此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使主席进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主席立予驳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驳焚书：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虽然都是迎合，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领袖取得了一致，咸与维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郭沫若始终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高歌猛进，风头之劲，文艺界、学术界罕见其匹。文革初起时，郭沫若虽曾一度惊慌失措，发表过惊世骇俗的“烧书”高论，但因为有“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还是有惊无险。然而，七十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祸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手段之一就是骂他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耐人寻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那位插话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论，主持批林整风的总理却放了过去，一个劲儿地批极左，主席自然不满。1973年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先对外交工作发了通牢骚，话锋一转就谈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这次不单是秦始皇了，连提倡人本主义的吕不韦丞相也被拉了出来。主席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名曰共产党”，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翦伯赞时说：“他们俩都是党员，党员却反党。”吴、翦的下场历历在目，尸骨未寒呐，现在轮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文革”开始后，毛主席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写道：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基辛格《动乱年代》）。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一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主席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老要？这其实是给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评价秦始皇本来是个学术问题，说好说坏，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一位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了对此思维定式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穷尽一切科学真理吗？各学科都唯政治家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孩子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晚年二三事》）。当初没有写，后来就不能写了。在知识分子被政治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能写被李自成杀死的李岩？想写的不能写，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却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蔡文姬。服务是服务了，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红色家族档案》）。
一个天才的戏剧家，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如果郭沫若写的是李岩和红娘子，我想将军们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还念念不忘地想写李岩。
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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