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故事 | 东四外交部大楼情结

外交部地址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派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抓紧组建新中国外交队伍，同时赶快寻找和确定外交部办公地点。当时一共物色了三处办公楼，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外交部街。

据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吴德广回忆，当时的外交部有东、西两座楼，皆为两层，两楼之间有个带顶的走廊。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都设在东楼的二层。据老住户回忆，当年为防止扰民，周总理经常到胡同口就下车步行，有很多人都和他打过招呼。

除东、西两楼外，1952年在东楼的东侧还盖了职工食堂，1953年又盖了一座工字式的宿舍楼。在东楼的东北面还有一座小楼，是文印处。吴德广回忆，几乎所有的外交文件都在此印刷。“中央领导人为国宾举行国宴时用的祝酒辞、讲话稿在此印就，还专门为周总理举行国宴时用的大字体讲话稿。”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外交部的房子多处出现了裂缝急需修缮，于是工作人员搬迁到了东交民巷；1970年后又迁到东城区朝内大街原科技情报所；直到1997年外交部才迁到朝阳门南大街现址。

东四外交部大楼

情结

李家忠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除去有20年在国外常驻，其余时间都是在东四朝阳门内那幢大楼里上班。

李家忠

196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驻越南大使馆翻译、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

1994-1995年任驻老挝大使，1995-2000年任驻越南大使。

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员、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

那时的外交部有两栋办公楼。西楼是原科学院情报所，东楼是原对外文委。部领导和地区业务司以及办公厅都在西楼，干部司、行政司、部机关党委和医务室等部门都在东楼。

开会自带椅子

总的说来，办公条件比较艰苦。部长、副部长等部领导的办公室在西楼三层，虽每人一个房间，但面积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衣架和一个木质盆架，上面放有一个搪瓷脸盆，架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没有卫生间。部领导找有关人员商谈什么问题，也都是挤在自己的办公室。

亚洲司和苏欧司同在四层，每家占用一半。当年李家忠所在的亚洲司二处共有十五六个人，占用两个房间。所用的桌椅全是使用过多年的，有高有低，有大有小，几乎没有两件是相同的。全司有一个乒乓球室兼会议室，开会时要每人把自己办公室的椅子搬去，散会后再搬回办公室。

排队打水

整个外交部有两个锅炉房。每天上班后，人们都提着竹壳和铁皮壳暖瓶，排着长队等待打开水。有的司局级领导干部，如马列同志，虽曾为周总理当过秘书，仍身体力行，照样提着暖水瓶排队打水。

“三八”节特供

部里有一个不大的食堂。如大家同一时间去用餐，会有很多人没有座位。每餐除米饭、馒头等主食外，一般提供甲、乙、丙三个档次的菜，据李家忠回忆，80年代的价格分别为2角、1角和5分。碗筷自备，用后再拿回办公室。

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特意为女同志做了炸春卷，男同志没有份。一些女同志舍不得吃，拿回去和家人分享。那些夫妇同在部里工作的男同志因而也有了口福。亚洲司的一位男副司长幸运地买到了一碗卖剩下的碎春卷，乐得合不拢嘴。

如值夜班，可得到3两粮票和6角钱人民币的补贴。晚11点食堂供应夜宵，凭借补贴可买上一碗馄饨、一个馒头或一碗米粥、一个包子。

预约理发

那时人们家里都没有洗浴设备。部里有一个浴室，每周一三五对女同志开放，二四六对男同志开放，每次费用为2角。

还有一个理发室，如要理发，需在早上7点以前在理发室门前的一块小黑板上登记，超过了规定的名额，只好第二天再去登记，有时甚至排几天才能轮上。

借衣照相

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遇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很多人无法拿出体面的服装。于是部里设置了一个服装库房，凭借本单位开具的证明可借用中山装或大衣，用后再如期归还。

一次保卫处为大家更换出入证，从照相馆请来摄影师在东楼小食堂给每人照相。当时李家忠正准备归还借来的中山装，考虑到穿着这套衣服去照相会比较体面，便穿着它去了小礼堂。但摄影师嫌上衣的领口太大，就临时找来一个夹衣服的夹子，将前面的领口拽紧，把脖子后面的多余部分用夹子夹起来，就这样拍了一张“标准像”。至今李家忠还珍藏着这张照片，每逢看到它就会自然地想到脖子后面那个夹子。

值班呼叫

节假日期间每个司还要有一位司长或副司长在家里值班，不得外出，遇有急事保证可以随时找到。那时绝大多数干部家里都没有电话，值班的人如有事需找相关的人，只能把电话打到宿舍区传达室，再用话筒呼叫。“文革”期间李家忠的家住在三里屯东九楼，与礼宾司的吴明廉同住一楼。吴明廉的事情多，因而李家忠经常听见传达室的人高声呼叫“吴明廉电话！”

1988年亚洲司新任司长徐敦信到任，家里却没有电话。为了工作需要，经多方努力才从别的单位搞到一部电话。为此外交部行政司还拿出十条香烟赠送给对方表示感谢。

集体温暖

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大家不仅不觉得艰苦，没有怨言，而且同志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关心，时刻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有几件事令李家忠至今不忘。

1

1980年夏，李家忠的女儿准备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口试前，亚洲司的张家松、任厚坤、孟宪英和荣淑丽同志牺牲午休时间，轮流在东楼传达室为他的女儿辅导口语。任厚坤同志还让他的女儿星期日到家里辅导，并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西红柿加白糖。

2

一次部里更换出入证，要求每人把旧出入证上缴，换取新证。在保卫处工作的王浩同志是何英副部长的夫人，她发现李家忠上缴的旧出入证里面还夹有3两粮票，便从东楼跑到西楼，亲自把3两粮票当面交到他的手上。

3

一次韩念龙副部长陪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天津参观访问，李家忠作为翻译也和有关同志一道随同前往。晚上宴会结束后，韩副部长把他叫到一旁说，你是天津人，晚上的文艺节目就不要看了，让外办派一辆车送你回家看看父母，明天早饭前赶回来。部领导如此关心下属，令李家忠激动不已。

韩念龙副部长是老革命，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利用工间操的时间，从三楼的办公室走到亚洲司所在的四楼各处，同一般干部聊聊家常，因此他能记住许多普通干部的名字，甚至是哪个省的人。

奉献精神

那个年代大家追求的是无私奉献，干得再好也没有奖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对干部的提拔升迁。不少处长、副处长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但大家不计较这些，照样一心一意埋头工作，默默奉献。不少同志都自愿加班加点，晚上许多办公室都灯火通明。八九十年代许多外交壮举就是靠这些同志在这两栋楼里付诸实现的。这两栋楼记录了我国外交走过的一段十分重要的历程。

自1989年末，李家忠连续在国外工作了10年。2000年回国后，外交部已搬进朝阳门那栋非常气派的现代化大楼。但他对外交部的大部分记忆却凝固在东四那两栋老楼里。如今每逢走到东四，他都会在那两栋楼前驻足凝望良久，勾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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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国斌，资深外交官，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驻法国留尼汪首任总领事，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办公厅、礼宾司、钓鱼台国宾馆、领事司任职，常驻非洲8年、法国11年，走访140余国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30余国，著有《外交官说礼仪》《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礼赢天下》《亮出最好的自己》《足迹》《绿岛仙踪》《皇家赌城》等，现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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