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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们与红都的“二三事”

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官说事儿 2020-09-17



红都北迁原址

东交民巷28号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周总理提出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在“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原则下,北京市很快和上海市协商,并及时做好落实工作,决定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

虽然刚来北京的上海师傅们不习惯饮食,对风沙手足无措,但是他们依然保持原来高超的制衣标准。北迁来的“红帮裁缝”在国家支持下成立了红都服装,转为国家领导及外事人员制衣,几乎所有的外交官们都是带着“红都服装”出国的。


红都师傅手艺好,工作认真负责是当时外交官们的普遍认知。


1

刘新生大使

1962年,刘新生大使去文莱履职。临行之前,他用650块的置装费在红都定制了一套中山装、一套西服、两件衬衫、两件短袖以及皮鞋等。是年,文莱国王在生日这天举行国宴,刘新生等中国大使们集体穿中山装出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忆及这件事,刘大使提到,红都的服装非常具有政治性,对外交形象起到很大帮助。


2

吴建民大使

吴建民大使第一次出国,是作为联大代表团的翻译出行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继而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

吴建民大使正是穿着红都定制的中山装出席的。吴大使曾在后续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那次出席联大时间上有点紧张,但是“红都”的师傅们对他们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穿,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

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红都”的师傅们也非常高兴。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加班加点,甚至后勤的司机都来帮着穿针引线。最后不仅按时完成任务,衣服的质量也是保持往日水准。


3

王延义大使

驻奥地利大使王延义就职后,也是穿着中山装出席招待会、递交国书等多个场合。他的第一套中山装是用1955年被派往民主德国留学时用国家发给他的一套双排扣西装改制的,就是这套红都服装店改制的中山装得到了德国朋友的高度赞赏和羡慕。

改革开放以来,西装逐渐取代了中山装,红都服装也不再仅仅只为国家领导及外事人员制衣。而那些外交官们,仍然把他们的中山装收藏着,有些甚至现在仍在穿着。




文字/改编自相关报道

编辑/撒哈拉的鱼 

图片/网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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