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外交官 | “曾门弟子”薛福成
薛福成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也是曾国藩门下的“四弟子”之一，他有读书人忧国忧天下的悲悯之心，也有睁眼看世界的谦逊之心。在亲眼见证了世事变迁之后，他从钻研八股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在晚清外交史上，薛福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上篇提到：薛福成巧施妙计从赫德手中拿回了晚清政府的海军权。不仅如此，他还在1884年的中法冲突中也大显身手，使定海终究没有落入法国人之手，对浙东沿海的防卫起到了成功的作用。
不过，外敌还是没有死心。1885年，法国远东舰队头目孤拔亲率军舰四艘，驶向镇海。薛福成一方面下令撤去口外沙滩、暗礁的灯塔和浮标，用沉船堵塞镇海口，一方面要求台湾、福建的中国军队乘机反攻，收复台北的失陷地区，夺回法国舰队赖以补给燃料的基隆煤矿，从而配合浙东的抗法战争。
由于受阻于坚实的防线，且招募不到领港的好手，法方派出探测航道的小船又经受不起猛烈的炮击而被击沉或击退。薛福成积极设法对敌军发动进攻，清军统领钱玉兴率领的敢死队更是重创对方。
一直到中法和谈告成后，在镇海口外停泊了45天的法国舰队才退出外洋。在这场中法战争中，虽然法国海军起初全歼福建水师、击败南洋水师，气焰甚为嚣张。然而，法国陆军在越南、台湾等地屡次被中国军队杀得大败，法国舰队在镇海口屡战不利，损失惨重，遭到了意外的失败。这正是薛福成和广大爱国军民尽忠报国、精心筹防，抗击法军创造的佳绩。
02
薛福成娴熟洋务，关注国际大事，经常就外交问题上书言事，这一点早已引起许多洋务官僚的注意。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在遴选出洋的使节时，洋务派大员丁宝桢、郭嵩焘就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说他博学多通，识略闳深，精习西洋地势制度，可胜任公使，但由于他投在李鸿章幕府下而作罢。
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因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三年任满，朝廷命薛福成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当时，出使国外并没有什么美好的结局。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就遭到了国内顽固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离开父母之邦，郭嵩焘最后落得一个罢官回乡、抑郁而终。出使法国的曾纪泽主持与俄国的修约谈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后同样免职回国，以致曾纪泽一腔热血，寝食难安。
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危途，却绝不畏葸不前。经过一番充分准备，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晚上8时登上“伊拉瓦底”号轮船离国。旅途上的见闻让薛福成及随行的黄遵宪、许珏、钱恂等人大受触动，他们从中看到世界之大，而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看到香港、新加坡等发展在于洋人善于经营商务，因此认识到中国一向把商列为四民之末是不对的，在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国家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一定要学习西方，以商务为本，不可闭关独治。
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法国马赛港。薛福成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是向所在国的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他按照程序，先后奔波于法、英、比、意诸国，薛福成不卑不亢，举止不凡，各国都表示热烈欢迎。期间，他还到过德国、瑞士等国。薛福成在欧洲各国出席酒宴茶会，听乐观舞，参观访问，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广泛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
他集中精力考察欧洲的社会得失，通过对议院、工厂的考察，他悟出一个道理：欧美国家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要本在于制度的不同。这比他本人在《筹洋刍议》中抒发的识见，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时的薛福成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早期改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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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十分关心保护海外侨胞，力争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就近保护，使侨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给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援引国际公法和各国惯例，声明中国有权派遣领事分驻英国属地。薛福成指出：中国恪守国际公法，已允许英国在中国设立了20多处领事馆。根据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间的新定条约，有英国允许中国可派官员驻扎英国及英国属地各口的条款。因此，中国应有权同欧美各国一样派领事公驻英国各地属地。后来，英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
在同英国交涉此事的同时，薛福成又向朝廷上了一道《通筹南洋各岛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疏》，他在奏疏中向朝廷汇报了海外侨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以及倍受欺凌剥削的状况，申诉了在各地设立领事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薛福成的努力下，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天，由薛福成推荐，黄遵宪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同时清政府也颁布了几条保护归侨的规定：对于海外华侨，不管出洋已经多久，只要愿意回国谋生置业，一律与内地人民同等看待，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刁难或歧视。
后来，薛福成又争取到在南洋之槟榔屿设立副领事，以及在缅甸的仰光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领事馆和领事的设置，终于改变了海外侨胞孤苦飘零、控诉无门的悲惨状况，实现了侨胞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宿愿。
04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办的另一件大事是进行滇缅边境界务和商务的谈判。光绪十六年（1890年）6月，薛福成在驻伦敦使馆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个问题。1885年，英国军队侵占缅甸全境后，有云南省与缅甸接邻的中国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当时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便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曾商议：一是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但曾纪泽考虑到自己并不确切了解滇缅边境的情势，因此表示须待了解情况后再定。
然而到了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与总理衙门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中没有将英方对曾纪泽的三点表示列入条约。薛福成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三条协议，以便为它以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划分滇缅边界埋下伏笔，如果这样，后果严重。
薛福成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五年之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真正履行它在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国驻缅甸最大的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如期向中国朝贡。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议由中国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以免等到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后强行谈判时受到严重的侵害，并自荐担任中方代表。
然而清廷在一开始未予重视，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陈说利害后才答复同意。薛福成掌握了英国在缅甸的工商业家急于同中国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的两次会商中指出，若不划定边界，滇缅之间的商务断难开办。这样，英国外交部为了商业利益，只能改变拖延划界的策略，同意进行划界谈判。
光绪十八年（1892年）2月下旬，英国将一份划界的备忘录送到了中国使馆，该备忘录完全否认三条协议，甚至要将整个中缅界线划中国境内。薛福成在谈判中，从援引国际公法入手，认为大金沙江两岸绵延数千里的山地是片“不缅不华”的中间地带，按照国际公法，便应由两国平均分配，中缅边界应如三条协议中表明的以大金沙江为界。经过两年的反复谈判。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终于代表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英交涉，大都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而这次谈判签约，薛福成却以国际公法为依据，既坚韧又灵活，使西洋最强的国家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要求，真是中国办理外交以来的空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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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签订不久，薛福成任职期满，因此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25日晚离开巴黎，径往马赛，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由于薛福成本来就疾病缠身，一路上又饱受红海的酷热和闽洋台风之苦，弄得困顿不堪，所以7月1日一到上海就缠绵病榻。7月20日，他忽然感染了流行性疫病，如同雪上加霜，深夜便猝然与世长辞，终年57岁。
当时，正值国家多难之秋，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开始打响，正需人才的时候却骤失一位栋梁之材，不禁使许多忧国忧民之士十分伤感，上海各界人士为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
李鸿章在薛福成死后上奏朝廷说，“曾纪泽、洪钧、刘瑞芬，并经出洋，著有勤劳；惟薛福成奉使绩效，亚于曾纪泽，过于洪钧，刘瑞芬。”
文字/ 百科，有改动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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