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十一）| 来自农村的外交官——另类大学
要求去学习英语
研究室除两三位一般工作人员外，其他的同志都级别较高，由一位部领导兼任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其他也多为专员、处长级别。确如有的人所说，这里是一个“秀才班子”，部里的重要文章都要通过这里过目修改，然后再上报到部领导。
赵民康想：能在这么一批老同志手下工作实在是机会难得，他们的级别都相当高，在地方上见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很不容易呢，在他们手下定能学到不少东西，今后一定要多留心好好学习。
研究室的领导和老同志对新来的三位年轻人非常热情，有的给他们介绍情况，有的关心他们的生活，有的把他们请到家里做客。
赵民康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生活得很愉快。他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打开水、打扫卫生，上班后帮老同志查资料、剪报刊、抄稿件。
那时候没有电脑，写文章、抄稿子都是用笔。赵民康在抄老同志的稿子时特别留心，一是不能抄错，二是字迹要干净、整齐、清楚，三是他总是非常用心地去琢磨整篇文章为什么如此布局，为什么某句话、某个词要那么写、那么改。就这样天长日久，他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收获颇丰。如此等等，不必一一细说。
到外交部没有多久，赵民康就感到自己外语不行是个严重的问题。他上学期间，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高于一切的，所以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
到他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关系处于谷底，很多专门学俄语的都用不上了，像他那样虽然学过俄语，但并不过关的就更不行了，所以他向研究室领导提出请求，希望能允许他到附属外交部的外交学院学习英语。
他一生极少就个人的事情向上级提要求，却几次提出要求去学英语，因为他深知在外交部外语不行等于瞎胡混。
研究室的领导对他的这一要求很支持，但这事需经干部司批准，一来二去两年没有办成。学英语的愿望没有实现，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
另类大学
赵民康要求去学英语没有成功，却在“五七干校”一下子待了4年，正好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
也许提到“下干校”，常说是“被发配”或者是“被关牛棚”，赵民康却不这么说，因为到干校是他自己坚决要求的。他出生在农村，干农活对他来说不困难，在干校多出几身汗总比在机关搞“文革”乱斗一通强得多。
他也不认为在干校全是浪费光阴，因为他在这里审视了人生的许多方面，学到了许多过去没有学到的东西。他丢掉了过去的许多幼稚思想，明确了党内上层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出现林彪这样的坏人，明确了毛主席也会看错和用错人。过去知道党内出过王明、张国焘这样的人，但那是历史，现在是目睹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受很不一样。
他成熟了很多，学会了独立思考，为最终克服个人迷信和清除脑子里的“极左”影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革”中也有人曾红极一时，不久又身败名裂。从他们身上赵民康看到做人千万不要有野心，对人不要有坏心，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实实在在，是什么就是什么，万不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由于在干校劳动不论级别职务，大家都一样，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平等、融洽，多少远离了“文革”中的尔虞我诈。结果，他在这里进一步巩固、培养、提炼和升华了从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为人善良的基因。
在干校劳动真正放下了身段，当上了农民、工人，使赵民康更好地学习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能粗能细，不像大部分干部那样书生气十足。这对他以后担任领导和高级外交官是有益的，使他学会了应付各种情况，可以同社会各个层次的人交往和相处。
再说，他真的在那里学起了盖房子、修路、烧砖瓦、种水稻、种柑橘等等生活本领。他想，人生难料，今后万一被打到社会最底层也完全能活下去。赵民康有这个特点，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别人看来多么糟糕的环境下，他都能从中总结和学到对自己有用的道理和经验。这使他后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麻烦，不管生活多么艰难，都能从容应对。
赵民康之所以在干校待了4年，并非是因为犯了什么大错，也不是因为站错了队、受到得势者的压制，而是因为他原来所在的政策研究室被取消了，回到外交部没有归宿。
从字母开始学英语
他的外语不行，需要外语人才的部门没有点他的名。干部司曾将他推荐给信使队，认为他外语虽然不行但政治上可靠，当信使应该可以，但信使队负责人认为他身体单薄，万一遇到紧急情况，甚至要同敌人搏斗时，不是别人的对手，所以也不接收。赵民康不得不一等再等。
结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好遇到了外交部利用“文革”时关门的外交学院开办的英语短训班招生，赵民康有了学习英语的机会，坚决要求去那里学习。干部司痛快地批准了。赵民康提出的这项要求历经9年得以实现，这时他已32岁了，从字母开始学英语。
一位旧同窗
到外交学院学习后，赵民康想起一位要好的同学，叫刘时先，到干校后几年没有见面了，于是计划约他出来。他找出了几年前记下的电话号码，拨通后，对方问他找谁。赵民康说找刘时先。
对方以非常生硬的口气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赵民康说明了自己的单位和姓名，对方又不客气地问：“你为什么要找他？你找他有什么事？”
赵民康听了很不高兴，也以不客气的口气回答：“我是他的老同学，几年没有见面了，想见一见，怎么了！”
对方说“不知道，你去问政治部”，说完“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赵民康感到事情很不正常。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估计刘时先出了事，那年头，这一派那一派，昨天的英雄、今天的囚犯是常有的事。
赵民康赶快向别的同学打听，得知刘时先利用出国的机会叛逃了，当了叛徒，已到了某敌对国家。这让他吃了一惊。刘时先在学校时表现很好，是团干部，贫困农民家庭出身，同他很要好，到北京后还经常保持联系，如果是因为“文革”出了什么事是不奇怪的，他怎么会叛逃当了叛徒呢？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由这件事赵民康想到，什么人都不能看死，人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连林彪这样的人都会叛徒，刘时先当叛徒也是不值得奇怪的。人走到不要自己的祖国这一步，实在是最可耻、最没有人格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 未完待续 —
文字 / 青峰石 《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小说）
图片 / 网络
排版 / 元元
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小说连载）
（一） “官帽”大楼里不为人知的外交事儿
（二） 周恩来的传人（上）
（三） 周恩来的传人（下）
（四）从将军到大使——兵团首长
（七）从将军到大使——大使培训班
（九） 来自农村的外交官——不幸与万幸
（十） 来自农村的外交官——外交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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