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官之梦 | 外交战线上的利剑

人总是有梦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梦。而新中国外交官的梦，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不怕需要多长过程！这也正是外交官职业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中国外交70年来，历经风雨，波澜壮阔，取得了一个个历史性辉煌的成就。

众所周知，弱国无外交。近代100多年来，从清朝西太后，北洋军阀袁世凱，到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另起炉灶”，不为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新中国独特外交。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指出，外交部是代表国家的，必须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50年代初，姬鹏飞、耿飚、黃镇、王幼平等10名高级军事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

1952年4月，王幼平大使（左一）、黄镇大使（右一）与老战友、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在北京合影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原先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教会的，但他们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毛主席接见他们时曾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

周总理勉励他们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外交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4年6月6日戴高乐总统（中）接受国书后与新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及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合影。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在对外交往时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如果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就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

不懂外语的使节，总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

               刘新权大使

“文革”期间，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驻在国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苏方讲话中反华，便当众昂首退场。对此，一位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

王幼平大使（前排左一）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对调研报告，强调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

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已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

不愿搞外交的王幼平一干就是30年，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肯定和表扬。自1950年首次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以来，王幼平创纪录地连续当了七任大使，其中四次为首任大使，在每个工作过的使馆他的口碑都非常好。

1979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言，其亲家（胡耀邦）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耿飚将军（左二）

在中国外交界，耿飚将军是一位“敢说真话的好大使”。1950年初，耿飚奉命调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他是我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到瑞典后，他迅速开展对外交往，与驻在国王室、政界、军界、经贸界广交朋友，以至一些人士称他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他却谦虚地说：“比起国家和人民，我是微不足道的，很想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时，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耿飚：“听说大使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

他回答：“大概有十几万吧。”

瑞典司令马上立正敬礼说：“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1950年，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耿飚与外国友人交谈。

在瑞典期间，耿飚还把瑞典的钢铁制造、丹麦的风力发电以及芬兰的植树造林等多项技术写成调查报告，报回国内参考。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针对驻在国对我援助的不合理要求和浪费，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自新中国初期开始，外交官们根据每一时期的形势与需要为国家广交朋友而努力着，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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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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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沛

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主席。

曾荣获波兰共和国高级十字功勋勋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荣誉证书和共和国独立20周年奖章，外交部优秀外交官称号和优秀共产党员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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