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客”：外事高级翻译成才之路（下）

签字现场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次年春天，召开朝鲜及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有三名英文记录人员——冀朝铸、邱应觉和我被抽调去支援新的任务。三人走后，会议记录的担子便落在过家鼎等人身上。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中国代表团。

代表：（第一排，左起）李克农、周恩来、张闻天；

顾问：（第二排，左起）浦寿昌、王炳南；

工作人员：（第三排，左起）作者、冀朝铸、邱应觉。

冀、邱、杨三人组成了日内瓦代表团工作班子中的“速记组”，我被指定为组长。在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拉格长达11天的火车旅途上（然后转飞机去日内瓦），三人毫不懈怠，每天坚持半天技术练兵，一人读稿，二人练习记录。

“三剑客”（左起，邱应觉、作者、冀朝铸）在日内瓦卢梭岛上合影。

在日内瓦会议上，三个青年人又朝夕相处，通力合作，被风趣地称为日内瓦的“三剑客”。为了纪念这历史机遇，我们三人还共游日内瓦的卢梭岛，在卢梭铜像前留影。

1952年12月26日，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的职员正在使用打字机办公。

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也决定在装备上逐步现代化。经过特批，在日内瓦购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和两架“速记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架电动英文打字机。如果今天它还在，也该赢得“功勋”的称号。

但那两架“速记机”却命运不济。日内瓦会议后，“速记组”便告解体，我们三人也纷纷转业。那两架高价买来的“洋货”没有被充分利用，最后一直锁在仓库里。

在开城工作期间，我们都是代表团中的年轻一代，是新中国的诞生和抗美援朝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汇集到朝鲜来。当时，冀朝铸放弃了学业，刚回国不久，邱应觉是归国的马来亚华侨（二战以前，英属马来亚一般是指英国在马来半岛上的势力范围）；过家鼎和我来自上海。

谈判现场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青年人主要做的是技术性工作，但得到的锻炼和受到的教育却是巨大的。

出席会议的机会，使我们目睹美国代表的蛮横和丑态。出入板门店及参加美方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也使我们得以了解会议帐篷外的尖锐斗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勇挑工作重担的精神，积极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陪伴着我们一生，成为我们用之不竭的工作动力和保持严谨工作作风的源泉。

记录员的生活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为我们以后挑起更重的担子做了准备。当然，有的人道路平坦些，有的则坎坷多些。当初在开城学英文速记者不见得人人都成了外事翻译的“泰斗”，但也各有所成，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花园举行欢迎仪式。冀朝铸（后面站立）担任翻译。

我们的“高手”冀朝铸脱颖而出，后来成了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的翻译。

1958年9月在华沙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邱应觉（前排，右一）为王炳南大使（前排，右二）担任翻译。

邱应觉也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和助手。

1955年10月1日，阿富汗外交大臣纳伊姆到我大使馆祝贺国庆，同丁国钰大使（左二）晤谈。作者（背对镜头）担任翻译。

我这个“剑客”，没有善始善终，日内瓦会议之后，调到驻阿富汗使馆担任了三年多的大使翻译，以后便去外交学院执教。

可以说，以“三剑客”为标志的会议记录工作，代表了解放后新一代外事高级翻译人才成长的道路——从英文速记员做起，经过锻炼，逐步担负起高级翻译或其他外事工作的重任。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几个当年同“联合国军”对着干的年轻人，最后都成了我国联合国事务的高级官员。

冀朝铸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要职；邱应觉出任联合国秘书处安理会司副司长；我则有幸出任我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过家鼎曾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后来任驻外大使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

“三剑客”（左起，邱应觉、冀朝铸、作者）

“三剑客”所走的道路是否就是外事高级翻译唯一的成才之路？当然不是。“三剑客”的道路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国之初、战争、军事谈判下形成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新一代的翻译走什么路，当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和开创。我们不过是共和国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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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外交官 第2辑》

作者 / 杨冠群，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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