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客”：外事高级翻译成才之路（上）

在京的外事翻译界，也许不少人听说过外交部曾有过翻译“三剑客”，他们因何得名？事情还得从朝鲜停战谈判说起。

停战后我方修建的会议大厅，以代替美方提供的简陋的会议帐篷。大厅正中，一字排开的横桌为双方的代表席。右侧竖摆的桌椅为中方参谋和记录人员所用。朝方人员在左侧。

1951年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些棘手的技术安排。谈判桌上的主要对手是两家：盗用了联合国旗帜的美国等为一家，朝中为一家。

两方讲三种语言——英语、朝语和汉语。谈判的主要形式是首席代表参加的大会。会上，仅用英语及朝语，就像谈判桌上仅摆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一样，形成美国和朝鲜的对等谈判。这是我方乐于看到的。

代表团秘书处部分同志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一人，作者；第三人，过家鼎；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冀朝铸）。

同语言紧密相连的是会议记录问题。一般国际会议都有秘书处，负责会议行政安排，包括会议记录。可当时双方敌意正浓，朝中方面无意同美国搞什么合作，否定了美方建立“联合秘书处”的建议。

当时录音机问世不久，我方装备上落后，因此也排除了使用录音机的可能。这就是说，谈判由双方各自记录，而且只能使用人工。

停战谈判的斗争十分尖锐，对方发言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细琢磨。我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人，而且美方的朝语翻译是一名美国牧师的儿子，政治和语言上都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决定会上主要记英语，且要逐字记，以求精确和完整。特别考虑到在第一线掌握谈判进程的朝中领导人，如李克农和乔冠华等都没有出席现场谈判，因此这种需要尤为突出。

代表团秘书处部分同志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邱应觉；右起第四人，作者）。

做英文逐字记录就需要有英文速记员。对美国人来说，英文速记员俯拾皆是。在发达的西方商业社会中，速记和打字是秘书们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可是，我们去哪里找？上海和天津的旧洋行职员里有此类人员，但一时找不来，即使找来，能否使用也成问题。

考虑再三，唯一出路便是自己培养。于是，我方设法从上海买到几本影印的英文速记书。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里不少懂英语的年轻同志，包括年龄稍长的马德林、林成、马杰先、陈依弥、张受璋等，都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

日内瓦会议后，“三剑客”（左起，邱应觉、冀朝铸、作者）在北京游园时留影。

中国人学英语速记殊非易事。首先，英文要好。听不懂，还做什么记录？尤其是做逐字记录，尤要字字听准。在这点上，毫不低于对翻译的要求。

其次，要掌握速记技术。我们不是从速记学校毕业的，而是无师自通；也没有先经一段时期的培训，而是边学边用，开始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美国速记员几个人轮流作业，10分钟换一次班。回去休息时，即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到散会时全部记录就能基本就绪。我们则是二人同记。由于技术一时不过关，只能普通字与速记并用，还需利用朝语发言或翻译的间隙补遗。

这样，记完一次时间较长的会议已头昏脑胀。从板门店回到开城，还需相互核对，以便精确地转换成文字。若是对不出来，再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助一臂之力。

1953年春，谈判濒于破裂，美方在板门店会场区频频制造事端。照片为美方违反协议炮击会场区后，双方安全军官连夜进行联合调查的现场。我方派出人员全文记录调查经过。前排埋头苦干的第一人为作者，背对相机的是冀朝铸。

我们的速记人员中也有“高手”，真名是冀朝铸。冀朝铸在美国土生土长，还上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英文水平高于他人，速记也学得快，成为会议记录的中坚。我和他合作时间较长，但说实在的，我只是敲边鼓而已。

一般我们都能完成任务，但有时冀朝铸也被难倒。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前来赴会完全是为了应付。

特别是那个后来代表“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名叫哈利逊的家伙，有时好像是专门为了“整”我们这些搞记录的人似的，稿子念得飞快，像连珠炮，根本记不下来。这就苦了我们。这种发言大都在骂人，因此不能向对方索要稿子。我们使出浑身解数，求其逐字。实在搞不出来，就打虚线，以示遗漏。

谈判现场

因战俘问题，双方立场相去太远，久拖不决，1952年10月谈判无限期休会。代表团紧缩了人员，许多同志撤回国内，但冀朝铸和我仍留下坚持工作。

由于斗争转到战场上，又打了那场震撼世界的上甘岭战役，美方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板门店会场区制造事端，破坏中立区协定。为此，双方安全军官常常连夜会晤，进行实地调查，以确定美方的责任。

上级指定冀朝铸和我负责调查过程的英文记录，工作便由谈判帐篷转到户外，不分日夜，随叫随到。于是，我们频频奔波于开城和板门店之间。

那时，开城地区的形势十分紧张，美方可能进犯，敌特活动也非常猖獗。为防备不测，我们路上还随身带了手枪。回到开城，我们同住一间宿舍，一起抓跳蚤，一起躲空袭警报，结下了特殊的战斗友谊。

代表团的速记员不仅要负责搞出英文的全文记录，还常兼管我方正式函件的英文打字。我们用的是一架普通台式英文打字机，设备不如对方，然而却要求成品的质量不比美方逊色。这就是说，交给对方的重要信件和发言稿不能出现修改的痕迹，更不要说错漏。

那时，没有修正液，更甭提进行文字处理的电脑。打错了便用硬橡皮擦，擦后纸面粗糙，留下痕迹。因此，为做到纸面整洁，只要出现一个错字，哪怕是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整页便全部重打。这就苦了我们的“高手”和其他负责打字的同志。停战协定的英文文本就是本着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用三天三夜完成的。

如此严格，并非上级的硬性要求，而是我们给自己定的规矩。就我们看来，交给对方合乎标准的产品，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争一口气。我们不能丢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脸！

虽然如此，双方客观上仍存在技术差距。有一次收到美方最高司令官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那封信的字体浓重，排列整齐，轻重均匀。我想，美国人真厉害，一封信还送到东京去铅印。

后来才弄清，那封信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谈判后期，美方速记员不再用手记，而是用一架三条腿支着的小型机器来记。手指轻按键盘，滚动的纸带便出现记录的符号。换人时，把纸条一撕，回去便可回读，变成文字。我们不知那是何物，便称之为“速记机”。

未完待续

图文 / 《外交官 第2辑》

作者 / 杨冠群，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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