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东北五七干校纪事（一）

作者简介：张兵（女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温哥华总领馆一秘。

在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练歌时，一位一起在湖南干校待过的老友对我说，她的儿子去湖南干校了，还去拜访了老房东，同他们合影留念。

近日，在潘家园农贸市场，看见了黑龙江五常大米，情不自禁地对老伴儿说：“咱们买一袋吧，那可是我去的第一所五七干校所在地啊！”

本想永远风尘那段不想回首的日子，但它却一次次涌上心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仔细想想，明白了。

我在黑龙江和湖南的两所干校劳动改造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对那里的天、地、人，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战友们，不管是苦与乐，还是爱与恨，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1200多天短得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人转瞬即逝的一生，它却是一段漫长而不可忽略的岁月，至少是我人生的一个结——干校情结。

“我们走在大路上”

1969年3月2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外交部在黑龙江五常建立五七干校。5月6日，我们高举着“外交部321五七干校”的大旗，乘65次直快列车，浩浩荡荡地向东北进发了。

大家想象着在长白山下、松花江畔“战天斗地”，心情都无比振奋，哪里睡得着？

列车经过绥中县时，我睁大了眼睛，搜索着6年前曾在那里任教的前所中学。曾因家访时，在富农子弟家吃过一顿饭，我被告知属阶级路线不清；因在自学毛选时，偶尔翻了几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又被告知走白专道路。为此，我在一个月里做了三次检查才勉强过关。

这次去干校，一定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望的人。怀着这样虔诚的信念我睡着了……

7日晨，大家从五常换乘军用大卡车，向校部所在地——胜利公社国庆大队奔去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歌声飘洒了一路。

睡对面炕

校部设在太平村林场场部。与其说是场部，不如说是大车店。去林场伐木的工人早出晚归，人和牲畜都在这儿歇脚，一排南北向的简易房就是他们的住处。

我们把西屋改作仓库，东屋住人，中间是厨房。把东屋原来的对面炕做了点小改动，用秸秆抹上泥当作墙，将南炕一分为二。里面的小间做医务室，我和两位医生共住。南北大炕能睡20多个人，司机、厨师、会计、保管员和校部的同志就都挤在这儿。大炕上面铺稻草，再铺上炕席。离锅台近的一头，炕非常热，离得越远，温度越低，所以女同志住的里屋比较“凉快”。

厨师二愣子属先遣组，我陪王国权（大家熟知的老外交家、中美华沙谈判代表、前副部长、大使）等同志后到。二愣子主动将他的中间铺位让给王大使。老王头（当时干校的同志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很高兴，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感谢。

但睡了两天，老人总摸后腰，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清楚，好像稻草里有什么东西咬他。我们掀开稻草一看，原来那儿的一块土坯塌了，热气从缝隙里蹿上来，烤灼着老人的后腰。为此，我们问二愣子怎么回事，他不好意思地承认，是自己使坏，想“考验考验”老王头。不打不成交，从此这一老一小成了好朋友。

校部向外辐射10-20里地，有6个连队分散在6个自然屯：一连是地区业务司，二连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三连是钓鱼台国宾馆，四连是外交人员服务局，五连是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六连是外交学院，总共约500人。

红眼蛤塘是指表面积水有坑洼的沼泽地

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记得二连当时曾就地取材，用原木在旧简易房内搭建两排双层通铺。可是，过了半个月，作为床柱的原木竟然发芽抽叶，屋子里长树了。原来新砍的树又复苏了，屋子里弥漫着发霉的湿气。大家不以为苦，反而诙谐地称之为“干校之花”。

不久，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某连某班收工回来，竟然发现铺盖上蜷盘着一条蛇，它是从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好在是发生在男宿舍，但女同志当晚也都不敢睡，请男同志用棍子仔细敲打屋顶，生怕夜里再有蛇掉下来。

有的连队住在老乡家的对面炕上。曾有两位男同志住在一对新婚夫妇的对面炕上，虽然人家拉了帘子，但实在是别扭，住了没几天，说什么也不住了，宁可与别人一块挤大炕去。

无声电话

校部二十多人挤在一间屋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白天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可一到夜晚，打鼾的、放屁的、说梦话的、赶蚊子的，好似一曲合唱。

我与生产组老王住邻居，中间就是那面秸秆墙。他睡觉鼾声很大，就像在我的耳朵边拉风箱。我开始很不习惯，整宿整宿睡不着。

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偷偷在他的枕头一角拴根细绳，再从墙下面约半寸高的缝隙将绳拉到自己这边来。只要他一打鼾，就拉绳子，鼾声会自动停止，名曰“无声电话”。我试了试，还真灵。

可当我刚要入睡，下一轮鼾声又起。我像是值夜班的，必须赶在下一轮鼾声前打“电话”，这样反而更睡不着了。后来，还是习惯成自然，不用“电话”，我也可以在他有节奏的鼾声中安然入睡。

我住的里间是医务室，半夜三更常有连队的病号来看病或取药，看着病人痛苦的样子，哪里还能睡觉！时间长了，我也就熬不住了，便穿好衣服，抱上被子，挤到外屋男同志的炕上去睡觉，开始总觉得别扭，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一个罐头

建校初期，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蔬菜吃。国庆大队地广人稀，想买菜也买不着。各连都开荒抢种点儿蔬菜，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采购员跑遍了哈尔滨的角角落落，把能买到的咸菜疙瘩都搬了回来，一直吃了两个来月。偶尔生点儿豆芽，还属假日改善之列。

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门前（照片中人物不详）

也许是水土不服，不少南方人和年岁大的同志开始腹泻。之后，又有不少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开始便秘。蔬菜少，没水果吃，肯定是便秘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点，女同志晚上普遍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泻药也不敢吃，还是怕上厕所。一是天黑，怕掉到粪坑里；二是怕蛆爬到脚上；三怕小咬叮屁股；更怕狼来。

后来，大地返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外出挖野菜。记得六一儿童节那天，校部改善伙食，包野菜馅儿饺子，机务连的大海宽一个人就吃了三斤。

那时，校部还没养猪。为了改善伙食，便向一连求援。一连考虑再三，终于给送了一个猪脸来。为什么不叫猪头？因为猪的两只耳朵被割掉了。这也算是对校部“一平二调”小小的惩罚吧！

有一天午饭后，我有事找石午山（前大使）和辛伯令（前参赞）同志，怎么也找不到。原来他俩跑到村里的小卖店买了一个肉罐头改善去了。

他俩蹲在村后的一个小水坑边，用镰刀开罐头，用树枝当筷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很香。突然，不知是谁，夹出一块猪奶头，方知这肉是母猪肉。但当时已管不了这些，照吃不误。最后罐头里剩点儿汤，也冒着把嘴划破的危险，向嘴里倒去。

罐头吃完了，罐头瓶怎么处理又成了大问题。就地扔吧，既怕被同志们发现，追查出来会批评他们怕吃苦；又怕被误以为是特务在此活动留的信号。最后决定，罐头瓶内装满石子，沉到水坑里，这才放心地回校部。

还有一次，石午山、辛伯令和我搞了一场恶作剧，给王国权同志的夫人常玉琳写了一封信，说王大使总饿，缺糖，请她托人带5斤糖来。当糖捎到时，校部沸腾了，七手八脚把糖给瓜分了，货真价实地尝一回苦中有“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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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张兵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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