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东北五七干校纪事（二）

作者简介：张兵（女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温哥华总领馆一秘。

冰消雪化之后现真容

红眼蛤塘是指表面积水有坑洼的沼泽地。

到干校不久，天气开始转暖，雪化冰消。原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现了原形，到处是红眼蛤塘，隐藏了许多塔头和树根。

塔头是一种高出水面几十厘米甚至一米的草墩，是由沼泽地里各种苔草的根系死亡后再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并和泥灰碳长年累月凝结而形成的，年岁最长可达10万年。

大的树根有几百斤重，小的也有几十斤。至于那些塔头，更是盘根错节纠集成一个个的大草团子。拖拉机根本无法开进田里。不清除这些“地雷”，就无法进行机耕。

见此情景，大家意见很大，纷纷埋怨当时选点的人。可是，埋怨已无济于事，只能面对现实。为了生存，为了自我改造，只有干，没有退路。一些连队分析了形势，做了动员，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会战。除留少数人搞后勤外，男女老少齐上阵。

连队插秧忙

一连指导员邢松鷁（前局长）同志年近五旬，甩开膀子和年轻人比着干，砍塔头，刨树根，从不示弱，人晒得赛包公。杜攻（前大使）、汤永贵（大使）和黄舍骄（前大使）等年轻同志干得就更欢了。这叫“蚂蚁啃骨头”。

拖拉机轰鸣着，像挨饿的巨兽，在那些新开的小块地里，寻觅觅，打转转。本来是要机械化，大兵团作战先开3万亩，长远规划是开荒10万亩，成为外交部的大粮仓。结果事与愿违，被迫只能改作小农经济，这更加重了连队的负担。他们要盖房、种菜，要开荒种田，要为贫下中农修桥补路，要接受再教育，还要斗私批修，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早到晚，每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于是，关节炎、腰肌劳损、妇女病在同志们中间蔓延开来。

踏查队长徐晃

校部领导之一、年过五旬的前领事司副司长、大使徐晃同志，每天从早到晚奔波在田野里，为干校查地形，看地貌，划边界。因对当地情况不熟，高一脚，低一脚，常摔跟头。他拄了一根榆木棍子，每次踏查回来都是一身泥水。有一次，他不小心，陷进了红眼蛤塘，费了好大劲才将腿从泥沼中拔出，险些丢了性命。

同行的王炳章同志主管生产，也已年过五旬，常常背着一个军用背壶，里面装点儿白酒，用来御寒，裤腰带上还别着一根小烟袋锅，简直就是一位老农。

校部一般人无权享受热水洗脚，但对徐晃是例外，这也是当时唯一能办得到的对他的褒奖。

7月27日，雨天，校部成员在邻居一家空房框里开会，老徐头夹着小板凳，端着水杯，还拿着一本笔记本，摇摇晃晃地走到田埂上，一不小心，摔倒了。

大家闻声赶过去，只见他抱着一条腿，摔断的骨头一点点支出来，血泉涌般冒出。大家七手八脚赶紧送他去当地医院，后又转送北京。一年多以后，他方能下地走路。真不知这300多天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就在徐老摔伤不久，王国权同志又不慎摔了一跤，所幸未摔伤。校部几个年轻人慌了，提出一定要保证老同志的人身安全。从此，重活、累活和危险的活一律不让他们干，请他们多下连队，帮助出主意、想点子。但连队离校部都不近，又怕他们走在路上出危险，便派年轻同志充当“警卫”，陪他们下去。

那时，我们都到不远的小河沟里去洗衣服，但坡陡路滑，年岁大一些的同志去那里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偷偷地帮王国权同志洗过两次衣服。想不到，这件小事竟让他终生未忘。当时他58岁，我只有他一半大，难道不该帮他做点什么吗？

1997年9月12日，他送我一本《王国权回忆录》，其中的一章写五七干校生活，他就提到了这件小事：“从这件事情，我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狂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味响应的，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在内，恶势力终将一天天地被觉醒了的人民识破和扫除。”

后丘看青

9月7日，天骤冷，开始下霜了。下午3点，王炳章、石午山和我一块去五连的后丘守业看青，防狗熊劈玉米。这是我们校部向五连争取到的锻炼机会。路过五连的瓜地，这是王进（前大使）班长的“领地”。校部曾吃过他们“进贡”的瓜，甜极了！下午瓜地没人，我们三人商量一下，来个先斩后奏，吃了一顿瓜，还带走一个，留到晚上当水喝。

晚7时许，穿过一片古老的森林，露水打湿了鞋和裤子，终于到了目的地——五连玉米地。周围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环绕，东边和南边的树林背后是长白山余脉。

这里异常静，开始时，还有野猫和蟋蟀的叫声，后来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唯一陪伴我们的就是这片老林和那满天的星斗。我真有点儿怕，两位男同志自然明白，便讲些有趣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们点起了篝火，烧土豆（从地里现挖的）和玉米（从地里现劈的），还烤上了带去的馒头，就着咸菜，吃得真香，甚至觉得比北京的黄油面包还好吃。

按五连规定，今晚应该是指导员马毓真（前驻港特派员）带两位同志来巡夜，以此来落实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

9点10分，树林后面突然滑过一道亮光，我们误以为是巡夜的来了，便拼命地喊：“马毓真，是你们来了吗？”等了一会儿，一点儿回音也没有。

9点30分，又见到一道亮光，比前次的亮光弱些。我们屏住呼吸，仔细听，有微弱的说话声。这回一喊，果然是他们来了，大家高兴地拥到一起。讲起20分钟前的事，马毓真说：“肯定是放信号弹的。”当时我心里想：阶级敌人近在眼前啊，看来我们的敌情观念还不强。

半小时后，他们走了，消失在莽莽的林海后面。我们爬上了用玉米秸扎制的窝棚，敲响了挂在上面的一块道铁，夜半钟声，格外悠远。为他们壮胆，伴他们前行。

1969年9月7日，石午山、王炳章和本文作者在后丘看青。

我们带了三件雨衣，深深偎在铺满稻草的窝棚里。一个人睡觉，两个人值班，两小时一换班，有情况就敲钟。除了防狗熊劈玉米，还要警惕坏人。为此，身边摆了数根粗木棒子。当然是女士优先，我先睡。夜凉似水，不一会儿就冻醒了，只好再捞些稻草盖在身上。不守夜，哪知夜冷；不守夜，哪知稻草的珍贵。

后半夜3点钟，都冻得受不了，把梯子顺下去，三个人爬下地来，又点起了火，烧玉米土豆，身上重新暖和起来。渴了，开西瓜，每人一大块，守着火堆啃起来。吃完了，三人围着火堆跑啊、跳啊、喊啊、唱啊。

一直坚持到5点钟，天已大亮，我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向远在8里外的五连报告：“平安无事喽！”三个人困极了，又爬上窝棚，盖上席子、稻草，紧紧地偎在一起，甜甜地睡了一觉。

7时左右，五连起土豆的同志来了，见到他们，真是又高兴又愧疚，他们多么辛苦啊！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守夜。我们只是偶尔来替替班，已深深领略个中的滋味了。

文字 | 张兵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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