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贵州大山走出的中国外交官戴秉国的故事

戴秉国，男，土家族，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我父亲名叫戴恒德，字进修，是戴家长子。据说，我高祖那一辈出过一个秀才，以后都是普通的农耕人家。父亲18岁那一年，祖父主持分家，但大家还住在一个屋檐下。戴家老屋是一个三开间的木屋，我们家住东头，祖父住西头，中间是堂屋。老屋的阁楼上还住着我的曾祖父，那时我们家是四世同堂。

1974年，父亲戴恒德与母亲刘承香合影

父亲读过一点私塾，在村里算是有点见识了。我们家起初是租别人的地种。后来，父亲不时挑盐巴和土布到附近县城去卖，赚差价。贵州不少偏僻的山乡闹土匪，很多小商贩都被土匪打劫过，有时只剩一根扁担和一条短裤逃回来。父亲还算幸运，没遇上过土匪。贵州解放前，辛苦劳作的父亲终于置办了几块地，其中有块地面积稍大些。解放后划成分，我们家被划成“中农”，分到两个箩筐。

我童年生活比较艰辛。初中毕业时，父亲将家养的一头猪卖了，继续供我读书。他说过：“娃儿，只要你肯吃苦，能读书，爹千方百计都会供给你；但如果你自己不能读，就不要怪我了。”要不是当年父亲这么坚持，我恐怕也读不成高中了。父亲个性刚强，在我印象中，他只流过一次泪，大概是在外面受了点什么委屈吧。

父亲在学业上、劳动上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通常是在晚饭后，他叫我们背书，如果背不出来会扇我们的耳光，甚至把我们推出家门外。5岁时父亲就让我开始下地干农活。第一次我是光着屁股同大人一起在大田里插秧。

农忙时节，有时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和哥哥从床上拉起来，跟着他去种地，父子三人要披星戴月干一两个小时的农活，天才见亮。夏天要在稻田里弯腰锄草，背上往往要被晒得脱一层皮。秋冬季节，我和哥哥要为全家拾柴火。这些乡村生活的艰辛经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父亲喜欢在赶集时喝点儿酒，喝完酒回家有时要发脾气。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劝他少喝点酒，他不爱听，火气一下子窜上来说：“老子就要喝，你管得着！”他虽然有时冲我们发脾气，但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我们。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经常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为我熬药，他那忙碌的身形在微曦天光中的剪影，成为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的印迹。

1972年，戴秉国与母亲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我母亲名叫刘承香，是一个织布能手，我上学穿的衣服全是母亲亲手织染缝制的。父母同岁，两家相隔六、七华里。外公那边家境比戴家略强一些。据母亲回忆，她结婚那一年，红军长征路过印江县，在我们家乡一带驻扎了一段时间，路过家门口时还说：老乡，你们不要害怕！印江是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地。1979年印江县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军会师纪念碑。

母亲非常勤快，爱干净，做的饭很好吃，舌尖上的童年如亲情般浓郁。母亲长得很秀气，裹的小脚，性情温和，就是不识字，没啥文化。我的容貌和性格更像母亲，哥哥更像父亲。

在我童年印象中，父母总是从早到晚忙不停。我们晚上上床睡觉了，母亲还在织布，父亲还在院子里铡猪草。而早上我们醒来，他们早起床干活了。

记得我的母亲在织布机前摆弄梭子时，经常困得睁不开眼睛，头也控制不住往下落，像鸡啄米一样。我经常在织机的“叽嘎”声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我也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每周回家时，妈妈都要在夜里帮我捉掉衣服上的虱子，用开水烫洗并在烘笼上烘干后让我再穿回学校。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家男孩多，小时候差点把我过继给同村的婶婶家。父亲虽然同意过继，但我死活不干。现在，弟弟妹妹们都先后去世了，只剩哥哥和我。小弟弟一直在老家务农，村里失火，火势蔓延，把全村的老屋都烧光了，我家也没保住。

老屋烧掉后，弟弟四处找别人家不要的旧砖，再一块一块搬回来，想重新建屋。他可能是太劳累，又喝当地村民自酿的土烧酒，烧坏了胃，得了癌症。我接他到北京治病，还找单位借钱想为他做手术，但大夫说已经晚了，无力回天，我只好含泪把他送回去。他回老家后，疼痛难忍，悄悄投水自尽，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后来他的妻子改嫁了，留下的几个孩子由哥哥、妹妹和我帮助抚养成人。

大弟弟中学毕业后留在乡下当民办教师，教书好，人缘也好。他后来得了肺炎，没等痊愈就上班，结果病情恶化转成肺结核。父亲非常着急，带他到处看病，最后还是没救过来。这个弟弟去世后，来了好几百人为他送葬，都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大妹妹没念书，大概是重男轻女的缘故吧。困难时期，粮食很紧张，大妹妹非常孝顺父母，总把省下来的一点好东西都留给父母吃，后来患了肝炎，不久转成肝硬化，去世时才刚过30岁。我当时已在北京工作，回老家时专门来到妹妹坟前，自己一个人大哭了一场。父母还健在，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小妹妹好一点，是最近因癌症去世的，去世时58岁。离世前她在县医院做护理工作。

哥哥比我年长三岁。新中国成立后，印江县首次开设初中班，他是首批学生。他本来叫戴秉华，老师给他改名为戴杰，那时比较时兴取单名。哥哥初中毕业先是在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村子教书，后参加县里的水利工作队，那时才15岁。后来考进贵阳水利学校。水利学校毕业后，他也想考大学，但当时我也要上大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他只好考了一个专科。退休前一直在水电系统做技术工作。

小时候家里不说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晚上念书就点一盏桐油灯，拿灯草剥皮后，挑出松软的草芯，再浸入一个桐油小碗，然后点上火，真正是灯光如豆啊。说来也怪，虽然光线昏暗，我的眼睛却没有近视，直到上大学以后，我的视力才直线下降，可能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吧，我读大学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和哥哥念书后不能帮父母干农活了，但他们从不抱怨。后来我们工作了，他们生病也尽量不告诉我们，怕给我们添麻烦。有一次，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差点儿去世，他也硬是忍着没讲，怕干扰我的公事。

自1959年离家求学，我就很少回家探望父母，1974年、1989年分别回去过一次，中间长达15年，我都没回过家。起初因为没钱回家，后来又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回去。好在父母非常开明，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从来不抱怨。

父母1990年、1991年相继离世，我都没能赶回家为他们送终，非常遗憾。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驻匈牙利使馆后，我的夫人整整瞒了我一个星期。我总觉得她有事没告诉我，在我追问之下，她说出了真情。我痛哭一场之后即带着微笑去参加一场外事活动。外交工作十分特殊，我有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情况，忠孝不能两全，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最后一次探亲，见到父母苍老的样子，我非常吃惊，也想在家多陪陪他们。我在家住了四天，父亲要带我去看看他为自己选好的墓地。我心里想以后还有机会，就没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们葬在一起。那块墓地高踞在一个山岬之上，驻足四望，视野非常开阔。我们还在小的时候就知道那块地方很神奇，即使严冬那里也不会积雪，说不清是什么原因。父亲看中那个地方，可能是怕冷清，觉得躺在那里会暖和一些吧！

在当年旧校舍的基础上新修的对马小学

1952年秋天，我进入离家15里的板溪完小（即“完全小学”）读书。那时，小学五年级以上叫高小，四年级以下叫初小；小学设立有五、六年级的叫完小，没有五、六年级的叫初小。在我们村里，只有三个人上了三年学，算是初小水平。

我记得，当时到完小报名时，我说要上五年级，可那个学校那一年恰好不开五年级的课，就是没有五年级，只有六年级。如果要上六年级的话，必须通过考试才行。结果我们一共三个人参加考试，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直接进入完小的六年级上学，同我较早读书认字有很大关系。前些时候，我收拾旧东西时偶然翻到了自己小时候念私塾时用过的课本。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列为“四旧”，要不是我父亲冒着风险把它们珍藏起来，早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了。父亲抢救下来的私塾课本大概有五、六本，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线装本，扉页现在都变黑了。

看到这些书，不由得想起自己进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我有一个隔房的叔公以教书为业，他没有孙子，很喜欢我们兄弟几个。有一天，叔公要我去上学，我又哭又闹，就是不愿意去。他硬是揪着我的耳朵，把我硬生生地扯进了课堂。

读私塾时我年龄还小，先生并不给我讲解书中的内容，只要求我死记硬背。我读过的那些书本上有红色的圈圈点点，书本的末尾还用朱笔写明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秉国询通本”。“询通本”大概就是全背下来的意思吧。在父亲收藏下来我读过的四书里还夹着我大概9岁时写的一首小诗：“白云一点在空中，一走西来一走东。雾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满目融。”也幸亏因为接受了私塾的早期教育，有了一点旧学底子，否则我根本不可能考上高小。

从上小学起，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比较正统的。那时候，也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假期，我们每周都要回校过“少先队队日”。我还订阅了一本《红领巾》杂志，经常翻阅。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刘胡兰》，还有《三千里江山》、《董存瑞》、《黄继光》等。现已90高龄的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回忆起一件小事，说当年我曾经把拾到的三角钱交到了学校。

那时，虽然我们贵州山区的小学和苏联、俄语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生活的那个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可以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中苏友好的教育和熏陶。9岁到18岁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感受到的中苏友好的社会氛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学时代的戴秉国

上初小时，老师频繁地组织我们同学到集市上去宣传，内容大致是：现在解放了，建立新中国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将来，我们中国也会有拖拉机，而且会开到我们乡下来。我们每家每户都会过上好日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口酒、一口饭、一口肉总之，无限美好。

我还清楚地记得，进入高小的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到山村各家各户宣传中苏友好。雪很大，山路很滑，我们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却一点也没觉得苦。后来，我还成了学校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领取了会员证，胸前别上了中苏友好纪念章，心里美滋滋的。

上初中时，我还写过一篇歌颂斯大林的习作，好像是一首诗，句子是排成阶梯式的，是马雅科夫斯基的风格。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苏联和苏联人在中国是多么受尊敬！中苏关系有多火！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当时，我正在镇上姑姑家拉二胡，正拉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区政府的干部。他非常严肃地训斥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拉二胡！知道吗，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个年代，苏联和苏联领导人在中国社会备受尊崇，斯大林在中国人眼里几乎和神一样，在斯大林逝世的日子里摆弄乐器是“极不严肃的事、很严重的事”。

那时，在我的记忆中美国是什么呢？就是端着枪穿着高统靴子的美国大兵和穿着条格背带裤的大腹便便的华尔街大老板。

上完小时我11岁，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较艰苦。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交伙食费，每月4元钱，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别困难的时候，学校也会补助一、两块钱，但不是全补。有一次，学校突然给我停伙，我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见到母亲，我就抱紧她的腿哭了起来。母亲赶紧找人借钱，给我交上了伙食费。

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读高中还是读师范的选择。我从没做过长大了要搞外交的梦，就是想当个老师。我的想法是考师范。那时候读师范不需要花钱，而且上完师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了。为此，我父亲还专门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他悄悄给我报了高中。后来我顺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县读。

当时，贵州省铜仁地区下辖9个县，全地区只有3所高中。我们印江县没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县城的中学去读，而松桃县离我们家足足有300多华里远。

2013年3月30日戴秉国回到松桃民族中学母校与同学们亲切交谈

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高中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候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解放初期家乡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官道，更没通汽车。从学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着光脚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边找一家店子歇脚。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那时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我坐汽车回了趟老家，特地从我们村到松桃县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个多小时。

现在是公路了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那时候可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啊！我坐在车里凝视着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这条路，当年到松桃读高中历经3个寒暑、6个学期，一共走了6个来回，加起来将近4000华里！

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脸色发白，一身虚汗，同行的几个同学轮流着背我走了几十里山路。个中艰辛和挑战，现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从小就打赤脚，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脚趾都还是变了形的。

从高中起，课程设置中就有外语，那时就是俄语。不过，当时的俄语教学实在太不规范了，教出的俄语非常蹩脚。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是从新疆回来的，只是学了一点俄语的皮毛。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东拉西扯，讲些和俄语无关的东西，很不正规。直到高二的后半学期，学校才调来一位刚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叫陈婷华，成都人。从那时起，我们的俄语教学才算走上正轨。

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大学志愿，选专业。我稀里糊涂地就填报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记得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当时填志愿，根本就没什么人会帮我们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边。而且他们是农民，即使在身边也不可能给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刚一考完，我就离开学校回家干活了。期间，我还因为在地里锄草时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结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间劳动再加上痢疾，把我折腾惨了，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考大学这回事。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直起腰来歇口气，突然想起高考招生可能要出结果了，就对弟弟说：“你去镇上赶集的时候，顺便帮我看一看有没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乡场上的一切公共服务设施都相当简陋，乡邮政所根本不负责投送书信和报纸，谁家如果有信来，就都放进乡邮政所门外一个敞开的木架子里面，任由大家随便捡取。弟弟到镇上去，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这也足见当时家乡的民风淳朴，录取通知书一直都完好无损地摆在那儿，不知有多少天啦！

我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然很兴奋。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学唯一一个考到外省去读大学的学生。那时，四川大学是全国少数重点大学之一。但是，难事也随之而来。要到成都去读大学，总归要花些钱，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块钱，但我们家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来。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夜，我就跑出去四处借钱。家里人七拼八凑，也只凑了12块钱。姑父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多少有点收入，给了我几斤粮票、几块钱，但这些远远不够。我又跑到区政府去求助，得到的答复是：“谁叫你考那么远？”

于是，我决定回母校去想想办法。那时候，我也就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胆子也比较小，要一个人赶300多华里的山路回母校，其实挺害怕的。而且，当时我还得了痢疾，身体也相当虚弱。

走在路上，只觉得背上的铺盖卷越背越重。即使这样，我第一天还是坚持赤脚步行了120华里，真不知当时是从哪里来的力气。有一天半夜起来，跟随着交公粮的农民还赶了好几十华里的夜路。抬头看天上的月亮，人在走，月亮也在走，一切那么真实，也那么渺远。

可没想到步行三天多赶到学校，校教导主任也是一句话：“为什么要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一听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其实学校那时也穷啊！四十多块钱，对学校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我后来赶到铜仁专员公署文教局去求助。当时，从松桃到铜仁已通汽车，但我舍不得花车费，继续光着脚步行，来回又走了300多华里。幸运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专署文教局补助了我15块钱。我如获至宝，但数一数仍然不够，就给家里发电报，请家里无论如何要再弄点儿钱。不知父亲和哥哥想了什么办法，也给我汇来了些钱。

后来，陈婷华老师从同学们那里听说了我在四处奔走筹集学费的事，就托人带了20块钱给我，当时她也刚工作不久，每月工资也就三十几块钱，这笔钱对她不是小数目。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陈老师说，后来我把钱寄还给了她。还钱的事我不记得了。陈老师调到了成都工作后，还经常叫我去家里吃饭，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我一直十分珍惜。

四处筹钱耗去我好多时间。等钱基本凑够以后，四川大学已经开学了，于是赶紧往成都赶。那时要从贵州的大山走出来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车，经过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乌江上航行的木船。

当时江上跑着两种船，一种是由老百姓划桨的普通木船，是敞座儿的，行走得很慢，还有一种俗称“汽划子”，是蒸汽船，跑得比较快。我赶到码头的时候很不巧，汽划子刚刚开走，而等下一趟的话需要5到10天，就只好坐木船了。顺江而下，坐了足足两天半的船才到涪陵。乌江从这里汇入长江，从涪陵登上民生公司的大轮船，溯江而上，开往重庆。

那时，自己也就是一个在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山伢子，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外面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现在闭目一想，“民生号”轮船在万里长江上鸣笛前行的情景就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船一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我就跑到菜园坝车站去买重庆到成都的火车票。成渝铁路是当时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当时通车还不到十年。买票要排队，没想到正好轮到我时，售票员要关窗口。我急了，赶紧伸手拦住，央求她行个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车室里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

这时，四川大学已经开学9天了，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戴秉国不去了。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路上曲折艰辛，入学也迟到了，毕竟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自己未曾梦想过的大学校园，我的人生由此也开启了另一扇门扉。

青年时代的戴秉国

四川大学历史悠久，出过很多名人大家，像朱德、郭沫若、巴金、童第周、周汝昌、卞之琳、冯友兰、朱光潜等等。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全国只有七所重点大学，归教育部直属，四川大学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

外语系是川大最早建立起来的院系之一，我所在的1959级是川大外语系首届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招了两个班，每班二十来人。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到校第二天就赶上听写考试，我只考了2分（满分是5分），没及格，心里很有压力。

走进川大校园，我脚上只有一双母亲亲手缝做的布鞋，夏天舍不得穿，怕穿破了冬天就没得穿了，所以经常打赤脚。身上穿的也是母亲自织的土布缝制的衣服。成都的冬天阴冷阴冷的，我挨不住冻，到旧货店去买过一件棉衣御寒。班上还有位热心的同学资助过我一件单衣穿。这种同学情始终难以忘怀。

外语系本来是有苏联专家授课的，但是，当我们进学校时，正好赶上中苏关系转冷，苏联专家都离开了，教我们的都是中国老师，有的是刚从北京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不过，那时候我们还跟苏联的一些学生保持着“笔友”的通信联系，人家还把照片附在信里寄给我们，可惜后来这些信都弄丢了。

实际上，一进大学，我就感觉到中苏关系有些不对劲儿了。另外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吃到肉越来越不容易了，国家开始进入经济困难时期。

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时候读大学，像我们这种家庭境遇的学生，国家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助学金还能省出一点零花钱，可以用来买字典和学习资料。我那时候很爱读书，成天背着个布书包，书包背到哪儿，书就看到哪儿。

2013年3月28日戴秉国回家乡印江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以后，班上有许多同学吃不饱肚子，有好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全班只有7个人没事，我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为我个头儿小，消耗也少的缘故吧。

那时，学校为了防止大家浮肿，发明了一种预防办法，就是把大伙儿赶进一个很大的“蒸笼”里面去蒸，下面熏中草药。困难时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食堂里面给同学分饭，这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由同学们轮流做。每盆米饭分给8名同学，怎么分可有讲究啦。总是有人在分饭时把自己那块切得稍微宽一点，或者下面插得斜一点。那时候粮食太金贵了，多吃一口或者少吃一口，可大不一样！

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也有个别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回乡了。读大学五年，我只回过一趟家，因为路途花费实在太高了，真是回不起呀。那次我走到自家门外，母亲一见我又黄又瘦的样子就愣住了，几乎没认出我来，整个人都脱了相。

那是1962年的暑假。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家里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吃。我在家天天敞开肚子吃，吃了睡，睡了吃，半个月下来，体重竟增加了6公斤！返校时，父亲一直把我送到40公里外的思南县城去坐汽车，他让我随身带了一袋炒好的豌豆，还特别拿了好几个小玻璃瓶子装满雪白的猪油，也带在身上。这可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从学校食堂把热烘烘的白米饭打回来，拌一小勺儿猪油，再撒点盐，那是香气喷鼻啊！

读大学期间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每学期大概要劳动一个月。特别是夏收时节，我们要到成都郊外的乡下帮农民割麦子。外语系还组织过劳动竞赛，看哪个同学割得最快、最多。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比城里人更会干农活。我们那天天不亮就起床，稍微吃点儿东西就下地，中午也不休息，饭直接送到田间地头，一直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劳动强度这么高，没有一点儿意志力和体力真坚持不下来。我也累得腰和腿都伸不直了。

回想起来，也正是因为年轻时候有了这种艰苦的锤炼，后来再遇到什么费神费力的事，就感觉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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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图文来源 | 铜仁微报 贵州改革

作者 | 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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