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丹麦驻华使馆当“中文秘书”

从1968年4月4日至1975年9月30日，我在丹麦驻华大使馆任雇员，在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称“中文秘书”。所谓中文秘书就是翻译的别称，在使馆的主要工作就是上传下达。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礼宾、口笔译、接待等，有时甚至还要陪丹麦外交官或他们的家属上街修理汽车，向使馆外交官家中雇佣的厨师、司机和阿姨传话，有时还翻译《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工作十分庞杂。

兢兢业业的帕卢丹大使

我到丹麦驻华大使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和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熟悉了彼此的情况，相处得比较融洽。当时，有一位刚刚上任不久的档案秘书称我们这些中文秘书为“活字典”。这也难怪，外交官们出于工作原因经常轮换，有的人刚到任不了解北京的情况，往往要向我们咨询。

1968年至1975年，正值“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在外国驻华使馆做雇员十分困难。丹麦人怀疑你是特务，中国同胞又担心你里通外国，思想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处境十分尴尬。

当时，我居住在北京南河沿骑河楼附近，周末有时带着孩子到王府井大街逛逛。一发现认识的外国人我就尽早躲开，怕遇到他们要打招呼说话，招来麻烦。因为外交部就曾有一位同志在王府井大街与外国人交谈了几句话，结果被便衣警察带到了派出所接受审查。

在我服务过的使馆官员中，帕卢丹大使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外交家，具备了一位优秀外交官的许多素质。

他的英语造诣很深，能言善辩，社交能力强，广交朋友，而且又善于与中国雇员相处，在北京外交界颇有名气。我听说，当时乔冠华同志就十分欣赏这位丹麦大使的才干，曾在会上号召中国的大使们要像帕卢丹大使那样兢兢业业地搞外交，广交朋友。

▲ 乔冠华 

乔冠华同志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第一次以外长身份到外国驻华使馆赴宴就选择了丹麦驻华大使官邸。

帕卢丹大使在向他发请柬时，乔冠华同志还是外交部副部长，宴会前不久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帕卢丹大使私下问我：“乔先生还会来吗？”结果乔冠华同志以部长身份前来赴宴，帕卢丹大使喜出望外，我也有幸出席了这次宴会。

帕卢丹大使在自己的官邸为乔冠华同志举办了当时北京最高标准的晚宴。席间，乔冠华同志谈笑风生，充分展现了一位杰出外交家的风采，使我大长见识。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宴会气氛热烈融洽。陪同乔冠华同志出席晚宴的还有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和外交部高级翻译张幼云。

帕卢丹大使在任期间的最大业绩是实现了中丹关系史上首次丹麦首相访华。他到任后不久就开始为首相访华做准备。1974年10月18日至25日，丹麦首相哈特林访华。帕卢丹大使有幸陪同哈特林首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回到使馆后，他还用与毛主席握过的手与我握手，以便使我“分享”这种难得的幸福。

各司其职的用人机制

丹麦驻华大使馆原来坐落在北京南河沿的一个平房小院里，工作人员很少。

1968年我到大使馆工作时，全馆的外交官加起来仅有一位大使、一位秘书和一位档案秘书。后来逐步增加到5位外交官。但是，我们那时的工作效率很高，准时上下班。

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大使把外交官们召集来，讲完了就各自回去工作，上下级的关系也相处得比较融洽。在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从未看到大使发过脾气。

▲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使馆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自己的外交官，强调各司其职，搞好本职工作。凡属本人职责范围内的事要由本人做主处理，不能大事小情都向大使请示。

大使馆以实绩考核外交官，凡属主管外交官都要定期撰写调研报告或国内有关单位交办的专题报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各自写报告，强调以个人为主，如何完成报告均属本人的事。

为此，外交官们都要千方百计地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他们下班之后去与何人交往，宴请谁，不必事前请示大使，而且所需费用要自己掏腰包。写成的调研报告由个人负责，大使有不同意见，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修改，否则大使只能把个人意见附上。

他们写的调研报告，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得出结论，提出个人意见。如果一位外交官在数年之内所写报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自然要被提升。如果写出的报告实践证明多数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就要调离岗位。通过这些办法，把外交官个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如同农民种田一样，多耕耘，自然就会多收获。

大使馆有着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从不搞拉关系那一套。他们有计划地培养职业外交官，凡属职业外交官都要轮流到联合国工作或参加会议。联合国是锻炼职业外交官的神圣殿堂。

“贪吃”的外交官

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外国使馆不多，外交官人数少，他们彼此经常“串联”，哪里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好玩的，不用多久就了如指掌。

▲ 帅府园胡同

当时北京对外宾开放的餐馆很有限，外交官们喜欢的餐馆之一就是烤鸭店。当时在外交官中间流传着的烤鸭店的名称有“大烤鸭店”（前门烤鸭店）、“小烤鸭店”（便宜坊烤鸭店）和“病鸭子烤鸭店”（王府井帅府园烤鸭店，因其位于协和医院附近而得名），这些名称简便易记。刚一开始，我也闹不清楚，后来才弄明白。

除了烤鸭店之外，在外交官们中间名气较大的餐馆还有“三桌餐馆”（即康乐餐馆，因其规模较小，只能摆放三张饭桌而得名）。

康乐餐馆最初是由清宫退下来的女厨师开办的，系清宫正宗菜肴，起初厨师和服务员都是女性。

康乐餐馆当时有一位老服务员，她一边上菜，一边介绍每道菜的配料、火候和菜名的来历等，让外交官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长知识，那才叫真正的饮食文化，外交官们也乐于来此搞宴请。

▲ 三鲜锅巴

康乐的一道拿手好菜是“桃花饭”（三鲜锅巴）。此菜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还有响声。当把三鲜汁浇在滚热的锅巴上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咝咝”的声响，营造出一种热烈的氛围。

1975年9月底，丹麦驻华大使馆的一位档案秘书就是在这家餐馆为我离开使馆饯行的。饭后，她竟然在餐馆门外的大街上与我吻别，吓得我心惊肉跳，幸好有同事在场。

此外，外交官们还特别喜欢位于虎坊桥的晋阳饭庄，他们喜欢这里四合院式的优雅环境。后来，我才得知，这是清朝大学士纪晓岚的故居。

该店与康乐餐馆一样，有一位老服务员，也是一边上菜，一边介绍晋菜知识。赴一次宴会，等于上了一堂烹饪课。这样，外交官们以后就可以向后来者做介绍，显得他们比别人懂得多。

此外，西单的峨嵋饭庄、鸿宾楼，北海的仿膳，后海的烤肉季，东安市场的东来顺等餐馆也是颇受欢迎的对外餐馆。

据说，当年科威特首任驻华大使第一次到鸿宾楼宴请，提出每位客人的标准为1000元人民币，他的司机标准150元，把鸿宾楼吓了一跳，说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做不出来。

当时北京地区的物价比现在要低得多。1975年在康乐餐馆搞宴请，8人一桌，每人10元标准，可以吃到鱼翅，15元可以吃到燕窝汤。前面提到的帕卢丹大使在官邸宴请乔冠华外长，当时每人的标准也仅为25元。

在丹麦驻华大使馆工作的那段岁月，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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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刘治琳（外交部原外交信使）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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