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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子弟 | 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二)

孟京生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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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子弟 | 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一)



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我父亲在江西因心脏病严重,几次差点儿就弯过去了。他心宽命大,虽多次情况十分危险,但都挺过来了,一直到2020年4月底去世,享年107岁。在世时他是外交部八九千离退休干部中的第一老寿星。


孟英 (1913-2020年)

中国前驻桑给巴尔、

中非、蒙古大使。


1971年秋,父亲获准回京治病。翌年春夏回江西干校,1972年11月再次回京治病。我母亲一直同行。

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这次回来我家住在老楼225房间,是在招待所最北侧,临东交民巷街面。

1973年初,招待所开始收拾老楼二层西北角的几个大套间,又铺地毯,又搬沙发。不久搬进来一些不认识的老者和中年人。

我们好生奇怪,外交部的干部大都彼此认识,不认识的我们也听说过,这些人是何方神圣?天天有服务员专门“伺候”,后来向服务员一打听,说是外交部请来的画家,给联合国画画的,不是外交部的人。

黄胄先生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都是刚刚“解放”的,有的直接从外地的“五七干校”来此报到的,都是大画家。我年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个画驴的黄胄,还一个是李可染。黄胄住西北角的套间,李可染住我家旁边隔一个门,据说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待遇比外交部这些从干校回来的人好多了,毕竟人家是为国家在工作。

平时看见黄胄老带着几个人,可能是他的学生。那年“五一”节看见黄胄穿上绿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出来进去的,才知道他是军人。黄胄穿上军装也不像个军人,没有军人的风采。

那时候,刚刚被“解放”,从外地回京的大画家们看上去都挺土的。他们的房门常常大开,过来过去的人可以看到外屋中间的大案桌,专门给他们画画用的。

画家黄胄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黄胄年轻一点儿,跟服务人员关系特别好。房间的服务员、传达室看大门的、食堂的厨师、迎送组的司机,黄胄都送过画给他们,以感谢他们的服务。他长于画新疆姑娘、葡萄和毛驴。我亲眼所见两个服务员拿着两张他画的驴,在比较评论着,是刚刚送给他们的。

那会儿这些画家刚刚从“文革”的苦难折磨中解脱出来,见到普通人,大人孩子都挺客气,没什么架子,我们也没觉得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画家李可染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李可染的房门总是大开的,老者可能有时刻敞门的习惯。我每天都得经过个十回八回的,有时好奇往里看一眼。

有一天,母亲让我下楼打开水,我拎着两个暖壶就去了。回来路过李可染的房间,门依旧大开着,他自己一个人在画画。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径直走了进去。他正在作画中,瞥见有人拎着暖壶进来,连头也没抬说了句:“放那儿吧。”我说:“这是给我们家打的,我们自己还用呢。”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那时年轻,也不大懂礼貌,直接就说:“从这门口路过进来看看画画,我就住隔壁一个门。”老者还真没架子,客气地说:“看吧看吧。”

当时只有老画家一个人作画,我也没客气,把暖壶一放,就站在旁边看。他画的是近处有一座矮山,山上有一个亭子,几个人背身站在那儿指点着更远的山。画的大框已画出来了,正在往山上画树木。他拿着一支粗毛笔,在纸上崴了三几下,一棵树就出来了,接着又连崴带拐了几下,一小片树林就出现了。

我说:“好玩儿。”

李画家问我:“上过山吗?”

我直道:“哥们儿就是虎踞山出来的。”马上觉得失言,又改口说:“我就是虎踞山出来的,湖南那边的。”

李画家又问:“有老虎吗?”

答曰:“没有,我是和我爸我妈一起去的‘五七干校’,茶场。”

(作者供图)

他一面与我聊着,一面继续画树,又换了细笔画亭子里的小人儿,几笔就点画出来了。记不得李画家是否说自己有否“下放”过,但能感觉到他对“下放”经过磨难的人挺同情的,可能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一边画一边给我讲:“这几个站在亭子里的人在蒙蒙细雨中,看对面的高山呢。”

我问:“雨呢?”

李画家真不愧为大师,拿起一支毛笔,胡乱在画上抹了几下,看上去就像下毛毛雨似的。

我对老画家说了句找抽的话:“这不是挺容易的嘛。”

人家是大师,不跟我这不懂得深浅的毛头小儿计较。

接着问我:“你们那个虎山有什么花呀?”

我回:“湖南春天的杜鹃花好看着呢,漫山遍野的。”

李老画家想了想,自语道:“这个季节可以。”我也弄不清老者是什么意思。

李老画家换了红笔,好像比较细的笔,调了红颜色,说:“给你画些杜鹃花。”说着用一种颜色画出来好几种不同的杜鹃花。我那时是小孩子,只觉得挺好玩儿的,认为画画挺容易的,这有什么呀?其实大师的功力我是根本不懂的。

李可染作品

《蜀山春雨》


我这人天生胆儿大,遇到什么场面也不怵头,跟李大师就聊起来了。我告诉他我家有一张吴作人画的骆驼,纯黑的水墨画,是两只并排站着的骆驼。

孟英大使夫妇与孩子们的合影

(外交部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孟家五虎”,连周总理、陈老总也知道。)

吴作人作画时问我爸,有几个孩子,我爸说,五个儿子。他又在旁边画了五个小骆驼。我说,最小的那个骆驼就是我,画上还有我爸我妈的名字。

吴作人的作品《沙漠骆驼》

下干校时,我爸我妈把这幅画存在在山东的老战友张秉玉、常凯家。张秉玉当时在职,任国防部外事副局长。后来说,画找不着了。

我家分析可能是让他家的儿子张小五(张长胜)偷着给卖了。这家伙巨能折腾,改革开放初期和叶飞的女儿一起倒卖进口汽车指标,事发东窗,给抓起来枪毙了。

我爸我妈掬着面子,再也没有跟张家提过此事。我二哥、三哥1969年底当兵入伍都是张秉玉给办的。

看完画杜鹃花,我就说“家里还等着我的开水呢!”,扭头赶紧回家。现在想起来真丢人,连谢人一声都没说就走了,不懂事的混小子。

周总理与大使夫人王宏瑜(作者的母亲)亲切握手

从李大师的门出来,几秒钟就进了自家门。我妈问:“你上哪儿打水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我顺口答:“上隔壁李可染那儿看画画去了。”

我妈还没说什么,我爸就批评我不该去:“人家是给联合国画画的,为国家工作,不要影响人家创作。”

李可染先生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满不在乎地说:“我还去黄胄那儿看他画驴呢!第一次敲门没人在,第二次屋里有好几个人说话,没画画。”

孟英大使(作者的父亲)向桑给巴尔总统递交国书

父亲一听就有点儿急,严令我以后不许去打搅人家。他知道我容易惹是生非,走到哪儿都得闹出点儿动静来,这种事发生过太多次了,他事先就得警告我。我一看他要急(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只好悻悻无语。我在外面敢闹,回家不敢。

孟家五兄弟与母亲(右)、阿姨(左)合影

(大哥孟达林,二哥孟新海,三哥孟大庆,四哥孟和平,五弟孟京生)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想找李老画家的那幅画,可惜未果。一是不知道画的名称,二是画的去向是给了外交部,也许作为礼品送给了外宾,也许在联合国或驻外使馆某个地方挂着,我想有张照片或COPY也行。李可染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怎么也跟中外闻名大师的名称对不上号。

再后来的话,遇到画画的牛主儿,我就添油加醋地说 :“李可染给哥们儿画过画。”人家听了,不信:“你丫算老几呀?人家李可染可是大师,能给你画画?吹牛呢吧?”于是我就讲这个故事,人家听完了就不会觉得我吹牛呢,挨点儿边,靠点儿谱。



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

再插一句,遇到梨园界唱戏的,我就提郝寿臣——郝黑头,解放后当过中央戏校的校长,唱黑头的,是与梅兰芳、马连良齐名的大家。我婶儿的妹妹——我老姨嫁给了郝寿臣的孙子。我爸在辅仁大学上学的时候与郝寿臣的儿子是同学,因为家庭关系有点儿来往,但是不多。


人的经历是复杂的,有些事情当你经历时很不经意,不觉得什么,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曾经平淡无奇的琐事开始发酵,而且味道随着年代的拉长,开始飘香。那些看来不起眼儿的、撂爪就忘的小事儿竟然成为值得回忆和品味的珍藏。


——写于2021年1月


前文补遗

前文提到:“50年代初,我爸妈到国外任职,就把两个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由公家照看,顶多有父母的战友故旧领他们去自己家住几天。”

此照片是我的大哥、二哥与父母的合影。拍照后几个月,父母就出国了。大哥托养在幼儿园。不到两岁的二哥先在战友王文轩、刘凤家寄养,后长大一些也送去幼儿园了。

之所以写这一段,是想告诉后人,当年外交官及家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不是我们一家这样,建国初期那一批干部都是这样,“舍小家,为大家”,无怨无悔。

未完待续~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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