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生活素描（下）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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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赛”场上巡礼
前几年，北京兴起了“练摊”之风。节假日，一些居民聚于一处，摆起了摊，出售各家的剩余物资，成了新闻。其实，在北美发达国家这种活动甚是风行，不同之处是，各家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或汽车间里摆的摊。摆在院子里者叫“鸭赛”（院子大拍卖），摆在汽车间的称“嘎拉基赛”（汽车间大拍卖）。有时，也有几家联合起来办的。
通常，主人都是在附近的招贴处或电线杆上张贴广告，说明何时何地进行何项活动。为了便于寻找，有时还画了地图，或在路口贴了路标。“鸭赛”多存在于中产阶级的居民区。中产阶级的标准之一是：有自己的住宅。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星罗棋布的私宅，虽没有祝家庄的盘陀路，如果没有路途和路标，生人恐怕是进得去，出不来。时也有人在报上登小块启事，广为周知。
“鸭赛”得以风盛，同居民的生活水准有关。在富裕的社会里，物资丰富，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不同。中国人过去讲，缝缝补补又三年，但现代人的观念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季节在滚动，款式的变化，质量在改进，等级在提高，如有条件，谁也不想在手里积压着许多不适用的东西，或固守于某种业已淘汰的产品。
在发达国家里，职业的变动又十分频繁，住地的迁移也多。搬家时，最省时、省力、省钱的办法无非是把旧的家具杂物处理掉，到新址另买新的。“鸭赛”于是成为处理个人剩余和淘汰物资的理想去处，但它又不同于“跳蚤市场”，因为它不定时定点，都是个人活动，不以营业为目的。为此，“鸭赛”不纳税，对美国人来说，这便是大事。
“鸭赛”不仅是附近居民互通有无的手段，也是加强彼此来往的途径。平时，各家独自居住，“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办了“鸭赛”就可吸引众多的远近街坊前来参观、选购、聊天，确是扩大和加强社会联系，用我们的话，叫做“联系群众”的好方法。“鸭赛”场上常有少年男女参加。他们帮着布置、看摊、收费、装袋，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比大人的兴致还高。这不也是一种“从商”的锻炼？
使馆里，是谁最先发现“鸭赛”的，已无从考证。我在美工作时，这一洋趣已令许多中国使馆人员神往。其他外国使馆人员偶尔也有逛“鸭赛”者，他们主要是去“淘”艺术品，而中国人的兴趣却是照相机、手表、自行车、服装、炊具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人的“蜂拥而来”，一部小面包车坐上十来个人，到了目的地，便争先恐后下车，一起拥进人家小小的院子或汽车间，大有人满之患。有时，相互间还展开了竞争，捷足先登，价廉物美的东西谁先抢到手便是谁的。个别人还施展了集市上讨价还价的本领，大杀其价，挤进强买，弄得主人哭笑不得。
有的同志“鸭赛”成瘾，几乎每周必去。每到周末，他们就有点坐卧不安。翻报纸，看启事，计划路线，联系车子……星期日一早，带了饮水和干粮，他们就悄悄出发了。车轮不断地滚动，从一个“鸭赛”场赶到另一个，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寒暑，乐此不疲。傍晚时胜利返航，满载而归，但买回的东西，加起来的价值，往往还不够汽油费，但没有人做成本核算，因为汽油费是公家负担的，更不用说汽车损耗折旧了。
“鸭赛”也引起馆员间的矛盾。主要是用车问题，没有车，一切都成泡影。有的人近水楼台，或善于公关，便容易搞到车子。书呆子，一般地讲，总是滞后。为了解决“不平”，后期“鸭赛”就成了有组织的活动——由公家组织车辆。
最盛的时候，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周末开出的“鸭赛”车不下20辆，浩浩荡荡做跨市、跨州的旅行。
除用车矛盾外，各人在何处买了什么，互相保密，甚至私相买卖，掩盖了非法活动。声势搞大了，外面的人知道中国人爱买旧衣，慈善机构竟把募捐来的旧衣服送货上门，被轰了回去。
国内发现了问题，明令禁止，才刹住了这股“鸭赛”风。
可以说，我们无意中闯进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在这场小小的物质考验面前，大部分的馆员，尤其是高级外交官，表现了节制，但不能否认，也有少数人不同程度地失去自恃，大概是人穷志短的缘故吧。
90年代中期，国家大幅度提高了驻外人员的收入，大家对那些“破烂”就不屑一顾了。据说，现在只有在“鸭赛”场上悄悄“淘”艺术品者，今非昔比！
和尚庙里的苦恼
若干年前，国内有夫妇两地分居的社会问题，给许多家庭带来烦恼甚至悲剧。在驻外使馆人员中，分局的问题更为普遍，延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至少同样严重。
建国以来，我们的人事制度规定，使馆馆长（大使、常驻代表团团长、总领事）可以携带家属。这也是为了开展“夫人外交”的需要。对高级外交官也有适当照顾。一般的馆员，除非夫妇同是一个单位的干部，配偶都不能随行。于是，使馆里出现大批临时“光棍”，“和尚庙”由此得名。
国内两地分居，逢年过节，虽要长途跋涉，还能鹊桥相会。调到国外，天涯海角，一去4年，国家的财力有限，中间才能探亲一次。漫漫岁月，思家情切，只好寄予书信。难怪信使一到，就“里三层、外三层”被馆员包围住了。发信时，只见有信者欣喜万分，无信者垂头丧气。身处异国，三月不接家信，心就七上八下了。热恋中的男女更是心如火焚。还有谁能比我们更懂得“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谁都有父母。游子在外，年迈双亲谁来照顾？只好将他们托付兄弟姐妹，或者留在国内的配偶。古训说：父母在，不远行。对我们这些人而言，如何行得通？一道调令下来，高山低地，沙漠海岛，何处不去？
我们一生中，约有半数的工作年月是在国外度过的。如此，我们加在兄弟姐妹和配偶身上的负担，便不可度量。父母健在时，我们对不能奉养膝前的愧疚尚不深，父母亡故后，每念及此，我们的自咎和对代劳者的感激益甚。我们不仅不能很好赡养老人，不少情况下，父母病危，我们也无法返回。只能待来日探亲或调回时，到墓前或骨灰盒前补上一束鲜花。
家事的操劳和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全由配偶承担起来。军队里出了“军嫂”，为支持在役军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事迹令人感动。我们这支周总理称为“不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外交队伍，也不知有多少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军嫂”，没有她们，怎能换来游子们的安心？一些家庭，父母双双在外，两年不见，孩子的学习成绩下滑，考不上学校；有的染上坏习，再纠已迟；有的交上了坏友，家中成了“俱乐部”和“贼窝”，甚至进了班房。消息传来，能不令人担心，能不感谢“军嫂们”为我们分忧？
如果说“军嫂”在家，“和尚”们便个个情绪稳定，没有心烦意乱的时候，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也不符合事实，最普遍的问题大概就是孤寂了。
工作时，大家都忘了自己，但一下班回到宿舍，顿觉举目无亲，说话无人，空守“闺房”。为了填补时间，有的找书看，有的听音乐，聊以自娱。懂外语的，还可看电视、听广播。没有读书习惯或不懂外语的，只好靠聊天、打牌、下棋、“战方城”、看录像打发时光。鉴此，使馆领导多注意组织打球、游艺、参观、游览等集体活动。
但情况千差万别，有的使馆大，人员多，经费足，活动就较易组织；有的使馆小，困难就多。所在的国家也不同，有的幅员广，经济发达，文化多样，可去的地方和可看的东西就多，有的国家小，方圆仅数百里；有的还不发达，连饮水、吃菜都成问题，电视台也没有一座，除自然景观外，能有多少去处？
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80年代中期使馆开始实行“随任”制度。所有成员都可带家属，凡是有条件纳入使馆编制者，享受工资待遇，其他人作“编外”，拿有限的生活补贴。这种“随任”制度解决了许多家庭的分居问题。一个时期里，使馆里欢声笑语，人多了，“花色品种”——男女不同的气质、作风、服饰、声音也多了。
一些“编外”人员虽收入不多，也同“编内”同样辛勤工作，表现了高度的自觉。但好景不长，后来使馆里又“光棍”成群，因为国内下岗的人多，出国即不保留原职，许多家属不愿回来后参加失业大军，便选择留守。何况国家特别照顾，不随任的家属待在国内，每月也可以得到高过80年代一名驻外大使的外币补贴，何乐而不为？但愿“光棍”重现只是一时现象。退一步讲，有朝一日大部家属都随任了，那么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的重任又由谁来承担呢？
也许人们只看见驻外人员回国时，扛回了这样或那样的“大件”，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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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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