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旗下的中国籍外交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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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利益和国际主义

在联合国，“国际职员”须奉行政治中立的国际主义。据联合国规定，无论原来从事何种工作，过去是官或民，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就成了“世界公民”，须和原籍国“划清界线”，不能接受任何国家或政府的任何津贴或指令，而要宣誓只效忠于秘书长，只为联合国效力。

政治任命的决策者职位毕竟是少数，占联合国职员多数的仍是P类和G类，工作以专业主义为第一评判标准。

因为劳动合同一年、两年一签的居多，考虑到丰厚的薪酬、退休待遇以及荣誉感，本就是层层严格选拔上来的职员都会力争饭碗的长期化，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专业至上、政治中立。

理论上如此，现实中多少还是会遇到难以完全抛开政治影响的情况。譬如1980年代初，技术部的中苏籍职员光是同处一室，彼此都感到尴尬。

在联合国历史上还出现过有些职员肩负本国授予的“特殊使命”的事情，至于领取别处津贴的也不乏其人。总之，职员的母国利益与联合国的国际主义原则总会有磕碰的时候。一般来说，决策者遭遇的几率更大一些。

无论卸任的还是在任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被问及此时，回答似乎都一样，那就是不偏不倚。

倒是前任副秘书长陈健2007年接受央视访谈时说得实在一些：心里会有权衡，但是嘴巴上不能说出来，不能代表中国政府说话。至于如何操作，还要看自身权限和具体情况而定。

总之，就算有心维护本国，可操弄空间也不大，而一旦弄巧成拙就得不偿失了。

国家力量决定任职情况？

每当提及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的任职情况，外交界人士的回答总是中国特色的一波三折范式：先说成就和进步，认为国家实力上升，国际影响力扩大才有此进步；接着一个“但是”，又开始抱怨中国职员总数和官员数量仍太少；最后总结陈词，认为随着国力增强情况将会越来越好。

从大趋势来说，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如前文所述，地域职位分配是以会员国缴纳会费额为准，但这不是全部。只有55%的名额以会费额为准；40%看会籍因素，但这是各国皆享的待遇；最后是5%的人口因素，对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有利，但微近于无。

2015-2019中国会费分摊比例变化趋势

最初，中国按台湾地区政权承担的4%份额缴费，在联合国普查后才重新修订，逐年减少，以0.72%触底后，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缴费额又逐年上升，而中国的地域分配名额也经历了这么个“U”字型轨迹。

然而，这仅仅是总数目的增长，如果考虑到职位质量，恐怕还会发现有缩水的情况。

首先，按地域分配的D级类职位毕竟是少数，剩下的名额也不全是专业类P级，也有服务类G级，譬如打字员或警卫。服务类职位不由外交官担任，而在联合国，英语、法语又是排名前二的工作语言，所以服务类反倒不是中国人的强项。

而D类，中国人迄今最高纪录是同时占有10个职位，剩下的专业类人员大部分又是翻译，缺乏中坚力量。若将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比作一支军队，那就是一个将军、几个校官，一堆士官和寥寥小兵的失调比例。

自周恩来时代起，外交部就格外重视翻译，多数外交官都出自北外，出现翻译扎堆的局面不足为怪。可是，翻译本身只是一个技术工种，难成大气候。何况，这些专业类职员里还有不少非大陆人。这更说明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

2019年应缴纳会费比额前十国

在联合国，有不少国家会费额远低于中国，虽职员人数少，但D类数量仍与中国接近，甚至超过。这其中既有西欧的福利小国，也有非洲的贫穷国家。如果再把在职数超额的22个国家算进去，中国的职位缩水更严重。

以2009年联合国数据为准，在D类职位领先中国的六个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的会费额都远低于中国一一俄1.2%，印0.45%，而俄的D类官员高达14人，印度为13人。如此一比，中国相形见绌。

其次，联合国部门繁多，总会有核心和边缘、热门和冷门、实权和虚权之分。就以秘书处下辖各部来说，行政部、政治部、经济社会部、裁军部、维和部、人道主义部都是实权部门。

70年代，世界仍存不少殖民地，考虑到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和超脱地位，联合国任命唐明照管政治部，负责殖民地、托管地事务，这是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获取过的最核心职位。

到了70年代末，殖民地已经寥寥无几，再加上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缺钱缺技术，于是瞄上了技术合作发展部，中国人连续三任掌管技术部。虽说技术部长期半死不活，但该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对于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仍然很有吸引力。

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被派去会议部。联合国会议多，布置会场、打印文件之类的庶务就是会议部的事了，事多而杂，但无实权。会议部如其名，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后来将部门名称中“服务”字样删去，改成“管理”看上去是牛了，可性质没变。

联合国经社部

2007年，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任职经济社会部，似乎是个良好的开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政治任命从来都是和利益置换和政治博弈联系在一起。

最后，国家实力真正能决定的只是少数政治任命的职位，如果仅仅将能否坐大办公室作为评判国家影响力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影响力很难提升层次。

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大楼

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数超过1000人的成员国有9个，其中只有美、法是发达国家，余者皆是阿富汗、刚果、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

显然，落后国家按会费额计算的地域分配职位极少，多数人都必须通过考试选拔进入联合国。相比之下，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的大陆籍中国人只有几十名，这个数字或许最能客观反映中国公务员的国际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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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风窗》 2010年第5期（内容有删改）

图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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