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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导人作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中文基础知识薄弱

杨发金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杨发金  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智利等国驻中国大使的翻译;曾任中国驻瓜亚基尔、巴塞罗那馆领事,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外交部拉美司参赞,中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大体上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卡壳指遇到困难而使翻译中断。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的国家关系。

翻译是两国领导人沟通的桥梁,没有翻译,外交活动无法开展。西方大国领导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翻译,即中方翻译不用翻译外国领导人的讲话,只翻译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即可。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本国翻译,中方翻译必须担负双向翻译的职责。由于中国语言文字与外国语言文字之间没有或极少有相同之处,无论中译外还是外译中的难度比西方国家语言互译难度要大得多。因而有时出现“卡壳”即停译、漏译、错译和不会译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而翻译不准确的事情,虽然极少,但仍有发生。本文只对给领导人当翻译的卡壳原因和如何疏通综述如下。

中文基础知识薄弱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时,谈及越南问题,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他引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成语,表示美国吓不倒越南人民。当时翻译对这一成语的理解有误,翻译得不准确。周总理听出有问题,就给翻译解释成语的意义,让他又翻译了一遍。







 刘德有,从1950年代开始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语文方面的研究,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日语翻译。


1957年3月11日,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时,介绍中国20世纪20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阮玲玉。年轻的翻译刘德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不知道阮玲玉是谁,卡了壳。

正在刘德有着急时,周总理看出了他的窘境,就在他的笔记本上用铅笔迅速写下“阮玲玉”三个字,后又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刘德有照汉字译出,牛原虚彦团长听后频频点头。刘德有把这个小本子一直珍藏在身边。








毛主席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任期为1953年12月至1959年10月)一次交谈中,突然谈起遗传学来。毛主席说,有个大学问家叫摩尔根。

时任翻译的张子凡一听“摩尔根”三个字,就卡壳了,只好说:“主席,遗传学我一窍不通,实在翻不了。”

毛主席说:“是啊,遗传学并非尽人皆知,看来,我得先给你这位高翻‘扫扫盲’!你是学俄语的,知道米丘林、李森科。摩尔根是个美国人,你对他也许不太了解,此人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在遗传学领域屡有建树。”毛主席提出,翻译要多读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一些。







 1966年6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阿领导人霍查到机场迎接。右二为范承祚。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在阿尔巴尼亚国庆招待会前,周总理与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交谈,提及中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股是冬季来自戈壁、有时带着沙尘的西北风,另一股则是夏秋季的台风,它来自……,这时周总理突然停住,把头转向翻译范承祚(后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问:“小范,台风来自哪里?”范承祚回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

周总理对此回答颇不满意,把脸一沉,对客人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南海菲律宾的深海区域嘛!”范承祚一听答错了,有点紧张。

周总理批评之后随即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小老乡,平常工作积极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听了此种鼓励,范承祚不紧张了。







 1964年11月胡志明会见中国检察院代表团,前右三为胡志明,前右四为张鼎丞团长,后右一为李家忠。


20世纪70年代,韩念龙副部长宴请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时,阮大使说在越南有许多人喜欢中国唐诗,有的人还能背诵。

韩副部长一听,高兴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习惯把最伟大的诗人根据其诗风分别称为“诗仙”、“诗圣”或“诗伯”;宋代有一个书生,一天晚上乘月色坐船游江,忽见前面有一条船,船上方悬挂一块写有“诗伯”的牌子。

书生认为此人过于狂妄,即吟道:“谁人江上称诗伯,锦绣文章借一观。”话音刚落,船上人答:“夜静不堪题诗句,恐惊星斗落江塞。”书生大惊,欲靠过去求教,谁知那人划船靠岸,消失在夜色之中。书生认为是“诗仙”李白显灵了。

时任翻译的李家忠(后任中国驻越南大使)虽听懂了故事,但对那四句诗却闻所未闻,不知如何翻译,愣在那里。韩副部长见状,立刻把诗句写在纸上,让李家忠不要着急,慢慢地翻译。李家忠如释重负,把四句诗的意思准确译出,外宾听懂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会谈中说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一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中方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按翻译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说,此译没有错。

但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这不是尼克松总统的原意。

周总理问原意是什么,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中方翻译认为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周总理却说弗里曼的汉语底子很好。

后来的一次宴会上,周总理又重提此事,问弗里曼在哪里学的汉语,回答是在台湾学的。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周总理显然欣赏“殊途同归”的译法。







 1964年2月26日至29日,周恩来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期间,和总理西丽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签署《中锡联合公报》


1972年6月24日至7月5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时,表示自己的治国经验不足,希望周总理在这一方面给她出些主意。周总理说,我们会尽力帮助斯里兰卡,也愿意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但各国情况不同,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时任翻译的章含之(后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代表)不知道“越俎代庖”是什么意思,卡了壳。周总理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你看,我们这些年轻的翻译,古汉语知识太少。他的父亲很有学问,但她没有继承,我们的教育就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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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杨发金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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