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人作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外文词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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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金 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智利等国驻中国大使的翻译；曾任中国驻瓜亚基尔、巴塞罗那馆领事，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外交部拉美司参赞，中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
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为表示对波兰的尊重，在一些公开场合，周总理要求把讲话翻译成波兰语。刚学习波兰语才一年的高佩玉（后任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被指定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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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在华沙机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前排右4）、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前排右3）交谈。周恩来总理右手边是翻译高佩玉。图源：《中国和波兰的故事》
有一次宾主在交谈中提到“变压器”这个词，高佩玉不知道用波兰语怎么说。周总理看出问题，就用英文的“transformer”提示，波方很快理解。由于周总理的鼓励和帮助，高佩玉的波语翻译能力发挥得很好，双方交流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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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亲切交谈。梁枫为翻译。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20世纪50年代末，梁枫（后任中国驻塞内加尔、老挝、越南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周总理讲到“唯物辩证法”。梁枫没有译过这个词，卡了壳。周总理见状，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说：“唯物辩证法就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事物。”并且直接用法文向越南客人说出这个词，客人立刻听明白了。
客人走后，周总理对梁枫说：“当翻译不要那么紧张，要沉住气。要刻苦学习，多掌握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词汇，以后才会有进步嘛！”周总理的话给了梁枫很大鼓励。
关于日本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对于非日语的翻译来说，是个难题。日本人的名字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但与中文发音、写法和读法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不少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的“高翻”（业内对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人的尊称）都碰见过这个难题。梁枫也不例外。
有一次，周总理讲到“太平洋战争”和“山本五十六”。梁枫怎么也译不出“山本五十六”这个人名，卡了壳，经周总理提示，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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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5月1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工商联主席阿哈德。（右二为过家鼎）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62年，过家鼎（后任中国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当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他不知道居士一词的英文怎么说，卡了壳。周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意义，指僧人以外的在家修行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周总理嘱咐过家鼎回去后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翻译“居士”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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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9月，周总理会见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巴斯。左三为汤铭新。
1963年，周总理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汤铭新（后任中国驻乌拉圭、玻利维亚大使）任翻译。周总理介绍中国对日本与苏联关于北方四岛领土分歧的立场，逐一说出北方四岛的名字。汤铭新在译出择捉（Etorhu）、国后（Kunasiri）、色丹（Sikotan）三个岛名以后，怎么也想不起第四个齿舞诸岛的名字，卡了壳，只好告诉周总理。
周总理严肃地说：“四个岛名要全部译出来，一个也不能少。你先把三个岛翻译出来，齿舞诸岛的名字查清楚后告诉客人。先把这段话翻译给外宾听。”回到单位后，汤铭新查到齿舞诸岛的译名为 Habomai-Shotoo，马上告诉了外宾。外宾十分感动，称赞中国人办事认真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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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3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马列与外宾交谈。
20世纪60年代，马列（历任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给周总理当翻译。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到“无神论者”这个词，马列一时想不起这个词怎么翻译，卡了壳，只好告诉周总理，希望周总理像往常一样用英文提示一下。没想到周总理这次也想不起来了。周总理说：“你就翻译成‘不信宗教的人’吧。”就这样，会见得以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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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9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朝鲜时与金日成主席会晤。张庭延为翻译。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71年，周总理会见朝鲜外宾时谈及日本问题，谈话中出现“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和地名。时任翻译的张庭延（后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不知道如何把中文里的日文名词翻成朝鲜文，卡了壳。周总理见状，立刻用日文告诉朝鲜客人，给张庭延解了围。此后，张庭延下功夫学习日语人名和地名的翻译知识，再未被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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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杨发金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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