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外交知识刍议（上）

作者简介

王逸舟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

· 内容摘要：

 外交知识涵盖了从现实应用到学理反思的宽广范围。中国现有的外交研究太多聚焦实际政策层面，鲜有研究工作自身角度、方法和源流的探究。借鉴知识考古和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面向未来的外交学术工作，应大力拓展研究空间，塑造知识进步的丰富议程。

· 关键词：

 外交学外交研究知识考古知识社会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大国强国外交”业已成为决策高层全力推动的目标。与实际进程一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亦有相当进展，如机构的新设、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等指标均远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然而，中国学界对外交领域的研究，明显创新不足，知识进步有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探寻进阶之路?本文梳理若干线索，提出一些不成熟见解，以期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1

从表象观察，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范围的相对局促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以资源投入、研究导向和实际成果的案例为证。众所周知，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发布的《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导向之一。通过梳理2019～2021这三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指南》下面的263个课题（92＋89＋82），可看出一些情况。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或革命导师思想研究的题目有34个（10+14+10），占比13%，如“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形势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当代意义研究”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等。

与党的高层决策或外交理念有关的题目50个（15＋15＋20），占比近20%，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平与发展方针、百年变局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作共赢范式、全球治理体系方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新时期海外利益保护、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新发展格局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等。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题目42个（17＋10＋15），占比16%，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文化与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相关问题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研究和国别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边民互动的民心相通研究（分国别或区域）、“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周边国家民族志研究（分国别或区域）、“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少数民族多语种优势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开放研究等。

与国际贸易、金融和新兴经济体相关的题目32个（10＋12＋10），占比12%，如“世界去美元化发展趋势研究”、“单边主义与全球贸易体制、区域贸易体制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相关问题研究”、“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策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现象的成因及其影响研究”、“数字贸易和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效果研究”等。

其它全球性问题40个（20＋10＋10），占比15%，如世界贫富差距、各国文化差异、国际互联网规则、各种宗教及政治思潮等，“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相关问题研究”、世界体系的生成与变迁研究、世界多极化趋势研究等。

牵涉美国的题目有40个（15＋10＋15），占比近15%，如“美国政治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引导机制研究”、“美国战略思想家研究”、“共济会的历史沿革、现状及作用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秩序理论研究”、“美国主要智库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美国能源革命及其能源战略研究”等。

不包括美国的区域或国别问题研究题目28个（5＋18＋5），占比10%左右，如“朝鲜半岛形势发展新趋势研究”、“阿富汗及其地位研究”、“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党的建设研究”（分国别）等。

从上述数据里可以有以下发现。首先，占比近一半（49%）的《指南》课题，与高层政治和中央外交方略直接挂钩。它们体现出当下中国决策精英的重要关切，决定了政府资助的主要范围。

对于研究者来说，瞄准这些课题不仅中标的可能性较大，也预示申请者将有更好的发展（晋升）前景。这些课题能在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近期的讲话里找到对应的指示，有些就是对外宣示的原本提法。它们无疑是中国外交关键的部分，理应占据优先位置。但问题是每年的重合度很高，已有政治文本和外宣口径已有详细说明，研究者拓展的空间有限，提出新见解的可能性有限。

其次，就国别地区而言，直接和间接与美国研究相关的选题占有很大比重，中国周边国家和次区域亦有相当数量。也就是说，假使不研究美国，也不讨论中国周边情况，申请的课题较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部分解释了中国国际问题学界对美国事务的偏好，提示了其他方向及类型较少的原因。虽然《指南》里亦有少量新课题，如“共济会的历史沿革”、“国际评级机构的深远影响”、“西医西药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战略”，但罕见别具一格、另辟蹊径的思路，对于年轻的外交学人激励不够。

再次，联系本文主题而言，搜索整个清单不难发现，现实性的、中短期的和政策层面的题目占据绝大多数，当下的热点话题高居前列（个别内容可能很快失去热度和研究价值），而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学理性的选题很少，与外交研究本身（“理论的理论”）和外交学术增长（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相关的题目几乎见不到。正如后文将会指出的那样，评估、审视与反思应是外交研究不可忽略的环节，遗憾的是《指南》对此没有给出引导。

值得一提的是，与《指南》的其他学科类别（如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对比，国际问题研究的选题看上去相对随意和容易，理论难度和学术“含金量”不高。譬如这一类型下面鲜见国内外理论流派的分类追踪，少有方法论和学理演化的专门课题，基本没有与科技前沿和外交知识塑造相关的题目。拿“政治学”对照便可看出差别。

2019年“政治学”门类《指南》清单里包括了诸如“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及方法反思”、“现当代国家主权理论和实施机制研究”、“现实主义政治学与利益分析途径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研究”、“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政治哲学比较分析”、“政治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地缘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人工智能与政治科学发展相互关系研究”、“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关系研究”、“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文明基础研究”、“西方共和主义理论的当代演化研究”和“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等题目。若与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发达学科对照，国际问题研究的差距更大。

某种意义上看，说国际问题研究是“门槛较低”的一种学问，并非严苛的评价。从上到下，从官员到评审专家，均把国际问题研究定位为不需要太多理论和方法论的一种“知识”。

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影响着研究者在目标与著述方面的努力。这可以从成果发表方面观察到。一般都认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多年来都是展示国内高校教师较高发表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其下属的《中国外交》专刊2020年每期9个栏目共转载7～10篇文章，全年共转载103篇文章。“理论与政策”栏目36篇，占总数近35%，包括“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论百年变局与中国之变”、“中国外交70年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等。这一栏目下转载的文章中，有3/4与国家外交方略和领导人思想有关，1/4在此之上讨论中国的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关系”栏目41篇，占总数近40%，如“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原因及长期趋势”、“新时代的中朝关系∶变化、动因及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和“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台湾牌’∶表现、意图与影响”等。这一栏目转载文章的多数同中美战略竞争有关。

“经济外交”栏目6篇，占总数的5%，如“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中国对非援助70年”和“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等。6篇文章均涉及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

“全球治理”栏目6篇，占总数的5%，如“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挑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70年∶迈向新形势下的再引领”、“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和“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等。

“一带一路”专题4篇，占总数的4%，如“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中国边疆开发与周边政治经济学”、“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等。“学科建设”栏目4篇，占总数的4%，包括“周边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新冠疫情与中国外交”栏目2篇，占总数的2%，包括“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周边安全”栏目2篇，占总数的2%，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和“近期中印关系发展趋势研判∶回归常态抑或战略性转向”。

“外交史”栏目2篇，占总数近2%，包括“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和“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

从被青睐和转载的这些作品可看出，政策性诠释和热点问题占了总数的85%以上，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不到10%；绝大多数作者关注的是中国事务，专门分析他国情况特别是学界动态的作品很少；与前面的《指南》类似，对现实的大国外交尤其是涉美外交的讨论在成果里占有突出位置，中美战略竞争主题得到高度重视，还有一些是关于国别地区的分类专题讨论。学科建设方面，名为“中国外交”的这份期刊看上去并无自身的明确定位，转发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缺乏个性；每年的主题和论点有似曾相识之感，重复度较高，创新之处不清晰。牛军教授在15年前曾批评指出，中国外交研究“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这一批评今天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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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研究的不充分还与它的研究对象有某种联系。在西方和中国，这方面的成因比较复杂多样，背后多少体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在西方，外交研究不是一门特别受重视的学问，也很难说有什么学术理论和范式方法的特殊贡献。有时外交被权术人士当作一种技能，更多时候外交问题或外交研究被看成一种肤浅的、范围受限的讨论领域。外交学的专家学者多半不处于国际关系理论队伍的核心圈和高位，外交史或外交专门问题的分析在历史学界也经常被边缘化。

一位批评者曾尖锐地指出，世界政治中没有哪个领域像外交这样存在巨大的理论与实践鸿沟，即研究政策的人没有理论指导，理论学者又不关注外交本身。“同医生或其他职业一样，外交行业也有着外行不懂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其他行业从科学中汲取知识。职业外交则向来是实践的艺术，也就是学徒式训练。职业外交不会从哪一门学科中汲取营养”。

根据有国际影响的韦氏大词典的定义，外交（英文diplomacy或foreignaf-fairs）指的是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引导，由国家领导人直接进行或通过其代表加以实施；B，指管理国际谈判的艺术，或是引导这类谈判的技巧；C，指外交机构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一是强调了政治权威性，二是看重对国际关系的导向，三是重视其艺术技巧。西方人多把外交当作拓展自身重大利益的一门艺术和一种工具。集外交活动家和外交思想家于一身的基辛格就曾说过，“外交乃一门艺术”。

对于“外交是一门艺术”的说法，可做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褒扬式的，即把它看作有能耐者施展大智慧和技巧的舞台，如欧洲近代史上那些大人物就具备这类扭转乾坤的本事。最早提出“铁幕”一词的丘吉尔和撰写八千字电文的乔治·凯南，被不少赞扬者颂为西方阵营对苏联“冷战遏制”方针的奠基者。另一种看法则带有贬损性，认为外交只是野心家个人的手段，充满欺骗和幕后交易，大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谈不上规律可言，无太多研究价值；外交著述很少建立在价值中立的独立观察之上，它往往是感性的、有偏见的、缺乏学理和深度的，有的仅是个人的零碎杂忆和混乱表述。

总之，外交问题的探讨和有关外交的知识学问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质疑或约束。如克里斯特·约恩松和马丁·霍尔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实践中，外交被当成国际关系的重大制度，但从理论层面考察，“外交极少受到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科学家们重视。的确，外交‘与理论相互排斥’”。

中国的情况与国外相似。中国人普遍认为，外交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事务重大而敏感，外交人员得到的授权有限。基于这种普遍观念，有关外交的研究同样有很多限定，管理者对标新立异的尝试鲜有鼓励，研究者需非常小心谨慎。

另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某些因素强化了官员和民众涉外的疑虑心理。《辞海》将“外交”界定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以及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这个被中国学界特别是教科书广为采纳的定义，其重点是“外交”对国家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的权威，而不太关注它的构思过程或运作技能。

《百度百科》对"外交"有如下说法。

（1）古代指人臣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注∶“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郑玄注∶“私觌是外交也。”

（2）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交涉为外交。

（3）指与外国私相交往和勾结。《韩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奇猷集释∶“谓释其国法而私与外国为交也。”《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朝白居易《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幄中之权要，当绝外交之嫌。”

（4）指与之交往的外国。《国语·晋语八》∶“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昭注∶“谓赂其所适之国，厚寄托之而劝勉焉。”明朝何景明著《何子·策术》∶“膏宝玉以亲外交，市土地以厚与国。”

（5）指与朝臣交往、勾结，也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种势力。《东观汉记·郑众传》∶“太子储君无外交义。汉有旧防，诸王不宜通客。”《三国志·魏志·蒋济传》∶“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续资治通鉴·宋英宗治平四年》∶“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

（6）与朋友、外人的交际。《墨子·修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史记·佞幸列传》∶“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明朝刘基著《拟连珠》∶“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

（7）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及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多数说法背后隐藏中央王国作为上朝对外邦的担忧和防范，即认为所谓“外交”是不得已的往来交涉，不太相信与蛮夷外族打交道有真的价值，要求在对外交往上保持警觉，以防备不当之举。

在这种大局观下，为臣者的任何私言独行可能被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忤逆朝廷。现代人尽管较少受传统君臣关系思想所缚，却对“外交”一词包含的事关重大且尊贵敏感等意涵大致认可。它还折射出一种潜意识，即好外交者多有贪恋之心，难有品行的高尚；甘于淡泊自守，方为做人和治国的正道。

静美方能淳精，内圣自然外王。它传递了中国传统上一种内省式的处世哲学，即利益和好处不是依靠争先得来的，而须通过个体的修身养性获取。它涵盖了整个家国天下观。积极意义上，对“外交”的评说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特有的清高和“慎独”气质；负面角度讲，它让人在激烈竞争中慢半拍，沉稳有余而拓展心不足。

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文化心理人类学者许娘光先生，曾著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对待国际关系态度的影响。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化透镜来看待世界，自己的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外部的一切均根据这个中心加以衡量判别。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都认为自己所属团体的生活方式更优越，但美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出向外扩张和征服的倾向，中国人的优越感则是一种尽量远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深层次里，不同优越感背后有两种文化心理的根植∶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主义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缺乏紧密的人际关系，没有人在社会结构中具有恒定的地位和安全感，因此，每个人在寻求向上爬升的同时，也担忧来自下层的威胁。

对于某些弱势民族的偏见行为，提供了美国人一种成功、优势和战而胜之的幻觉。这种精神不仅造成美国文化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不断提供破坏和改造现状的决心和动力。“西方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以至于不但大规模地改宗，而且不惜用武力强迫他人改宗。”

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和社会更加重视家庭和宗族的稳固以及个人发展前途的可预期。为老人的离世举行葬礼、为孩子的前途安排婚姻、孝顺的鼓励和家谱的续写，以及善行和裙带关系的形成均无不意味更大的安全（保障）、更稳定的家国（群体）和更高的礼数（文明）。许熄光认为，正由于中国人在主要亲属团体中能获得社会需要的满足，易于采用闭关自守的取向，只要自己的安全未受威胁，从未主动接触其他国家。“这种模式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没有改变异族宗教信仰、派兵征服或拯救异教徒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通常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扩张。”

当人们认为外部世界非黑即白时，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采取中庸守拙，外部就不那么容易判别，人们宁肯求稳或回避或妥协，至少不介入、不干涉。许先生评价说，西方的那一套可能酿成冲突悲剧，也可能加快社会进步，而东方精神的确有助于远离狂热和战争，但同时会造成个人及社会的敌视和停滞不前。

“它束缚了所有的自发冲动，不管它们是高贵的，还是卑劣的。这种静止的心态，使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神秘莫测’的第一印象，中国人则把西方人的主动性看成是‘难以揣度’的性格特征。”和谐而非冲突，一统而不是变化，是中国人追求的首要目标。

文化性格中的内敛对现实的研究与教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外交学专业主要是讲授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中的定位，包括大的外交政策及其制定、实施和特点等相关内容。讲授内容多聚焦中央政府层面，具有明确的政策解读性质。讲理论时主要是分析几代领导人治国方略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围绕此目标展开辅助性课程，如外交史、外交礼仪、外交谈判、决策论、博弈论，以及外交人物和外交经典研读等。

根据国内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及邻边特性，不同地方院校加设美国、苏俄、日本、朝鲜半岛、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别区域课程。总体看，课程重政治导向轻外交学术，重政策解释轻理论分析，重中国特色轻外国经验，重具体过程轻学理方法，重现有经验轻创新线索。

此外，学术批评不充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指出∶“翻开科学史不难发现，创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断质疑、争鸣和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能使人们看清问题，找到解决之道，进而获得真知灼见。但在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在国外，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但在中国，操作起来不容易。人跟人之间要么大家都客气不说，真要是争起来，大概两个人就要成敌人了，所以大家都避免讨论。有的人忍不了，那最后就搞得关系很僵。我们缺乏人跟人之间就事论事的基本态度，这就造成国内学术生态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外交和国际问题的争论更是不易。以政策评估为例，在内部研读会上常可见到，不少智库学者、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人员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官员个性，包括特长和弱点，讲得有条有理、细致透彻，一旦涉及本国外交评价，发言者就收敛很多且雷同度较高，多数时候是依据有关领导基调展开，很难提出批评，更不会有否定意见。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编号∶19ZDA135）的阶段性成果。原标题《外交知识刍议》。】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 | 王逸舟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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