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照耀友谊 | 斯诺的《西行漫记》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

斯诺去共产党根据地探访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32年。

作为一名记者，渴望到达现场，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当时，关于共产党的各种传说之混乱令人无所适从——有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红军，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也有人说，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对于处境艰难的共产党来说，贸然迎接一位西方人的风险实在太大。

“在最后一刻，那些帮助我联系的共产党员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斯诺这样记叙1932年的那次失败经历。

两年后，一位叫哈里森·史密斯的出版商找到他，希望他能写一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书，且预付给他750美元。这让生活并不宽裕的他非常高兴，也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去共产党的根据地走一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著作”。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1934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当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场跨时一年的战争最终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为结束。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尽管共产党的反围剿失败了，但斯诺依然敏锐地感到，共产主义运动仍将会对中国和远东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并没有就此搁置写作计划，没有放弃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尝试。

机会出现在1936年。

那一年，外在时局方面，红军长征结束，国民党将领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停战协议，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个人关系方面，斯诺和宋庆龄结交了亲密的友谊，又因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取得了共产党人的充分信任。

埃德加·斯诺与宋庆龄

为了抓住机会，斯诺从北京奔赴上海找到宋庆龄，请求她的帮助，“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获得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

正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宋庆龄欣然同意，她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王牧师”（即中共“特科”董健吾）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秘密通信之后，很快为斯诺的行程做出了安排。

本来，与共产党及宋庆龄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外国记者是史沫特莱，她本人也非常希望前往。但是，当时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而史沫特莱在来中国前曾加入印度工人党，从事印度解放运动，是一个活跃的左派革命者。正因如此，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身份背景的斯诺幸运地取代了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接触红色核心的外国记者。

启程前，斯诺从北京的一位教授处获得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与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这封信使用隐色墨水写成，执笔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而授权者则是当时在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1936年6月，斯诺终于出发了，他带着冒险的心情（国民党的报纸还真发表了一篇斯诺的死讯，称他“已遭土匪杀害”），更带着一背囊的问题想要获得解答。

斯诺著《西行漫记》1937年英文初版

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详细写下了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着土制炸弹？

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是“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脑中装着无数问号，斯诺在午夜登上了向西的火车。这一回，他无法像与艾黎初次见面时那样享用专属的VIP车厢了，因为他早已不是国民政府的贵宾。相反，若想接触共产党的核心，他还必须突破国民政府的重重封锁。

斯诺必须突破的还有病菌的“围攻”。启程前，他的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可以想见，当年的共产党根据地条件有多么艰苦。

经过两天的颠簸，斯诺抵达了西安。在那里，他拜访了曾经是共产党员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半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那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与自己要剿灭的“共匪”成了同盟，邵力子也一度被怀疑为同谋。

斯诺错过了见证西安事变的时机，不过，他见到了促成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铁三角”的重要人物——此人也是促成斯诺陕北之行的关键，他就是上文提及的“王牧师”董健吾。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他曾在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手下任职，颇有地位，从蒋介石到杜月笙均熟识。后来，他丢官弃教，成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员，往返于红区和白区之间、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

首次代表共产党接触张学良的正是这位王牧师。1936年初，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张学良大惊。

王牧师不慌不忙，详细解释了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团结抗日的必要性，最终说服了张学良。这位将军竟真的将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王牧师，由他去延安带回一个谈判方案，并促成了张与共产党之间进一步的会晤。

王牧师将这些故事讲给了斯诺听，这令他感慨不已：“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斯诺在陕北

但斯诺此次到西安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与王牧师的见面也正是为了通过他进入红区，另两名关键的联络人是刘鼎和邓发，前者是上文曾经提及的“查尔斯”，来自上海的地下组织，时任张学良的副官；后者则是被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取他首级的共产党政治保卫局局长——有趣的是，当时他却正住在张学良家中。

起初，王牧师准备再次去找张学良借飞机，安排斯诺搭乘，但后来这一计划告吹了，张学良担心自己的美国飞行员多嘴告诉外人就被“扔”在了红区。

替代的交通工具是军用大卡车。7月初的一个早晨，斯诺终于出发，与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另一名外国人马海德——就是那个在上海专注于治疗性病，经常与艾黎、史沫特莱等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开展活动的美国医生。但奇怪的是，在斯诺后来写作的《西行漫记》中，并没有提及马海德。

后来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其实就是宋庆龄。马海德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马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马海德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彼时的延安依然被国民党所控制，是靠近“匪”区边界的最后一个重要前沿据点。斯诺和马海德乘坐的道奇卡车一直开到了延安，然后便要开始步行，只有一个骡夫当向导，一头骡子驮着他们的行李。

这段在黄土高原上的步行令斯诺感到惴惴不安，他不仅惊异于四周“难以置信的，有时是令人恐怖的”景象，更担心自己和马海德的财物遭遇不测——骡子驮着的有照相机、医疗用品，他们手上还带着手表，脚上穿着牛皮鞋。一路上，骡夫对斯诺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每一次都令斯诺担惊受怕。

这样的跋涉历时两天。后来，最令斯诺担心的已不是财物，而是人身安全——两个外国人，从白区而来，会令红区的人们产生怎样的联想？

一路上，他们看见石板屋的土坯墙上写着许多标语，诸如“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这些都是极具共产党特色的事物。后来，共产党执政后，类似的宣传形式铺遍了大江南北，尽管标语内容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遇到一位“清瘦的青年军官”后，斯诺和马海德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位军官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们招呼：“哈，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斯诺又惊又喜。

他很快明白，这位军官就是周恩来。这位人称“美髯公”的共产党核心人物英语说得不太流畅，但很清晰。

与周恩来接上头，标志着斯诺和马海德终于真正抵达了他们已经念想很长时间的地方——共产党根据地。

斯诺拍摄的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这样总结自己成功抵达红区的经历。

— END —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者 | 方可成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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