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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旅——我在贝鲁特的日日夜夜

李同成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李同成 曾任中国驻捷克、苏联大使馆一秘,中国驻黎巴嫩、利比里亚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辑,外交部外交笔会常务副会长。


1983年7月26日,我奉命赴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黎巴嫩是中东的一颗明珠。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不仅是中东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各国的情报中心和中东的神经中枢,各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云集于此,而对外交官来说,这里是最理想的外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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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


可是,当时的黎巴嫩战乱频仍,在我任职期间,战火之烈,达到高潮,对他乡异邦的人来说,黎巴嫩之行无异于“死亡之旅”。孔子曾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偕夫人雪白毅然衔命踏上征程。

飞机抵达黎巴嫩上空时,临窗鸟瞰,这个面积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正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通往大使馆的途中,到处残垣断壁、弹痕累累,道路两旁,堆放着被战火焚毁的汽车。多国维和部队的士兵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在各路口巡逻。此情此景,使我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大使馆坐落在贝鲁特西区海滨的白沙滩区域,濒临地中海。这是一座12层大楼,每层分两个单元,前后都有阳台,所有窗户全是推拉式落地大玻璃。房间宽敞明亮,临窗西望,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涛起伏,水天一色,蔚为壮观。从大楼顶部举目远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

贝鲁特东靠山、西临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在同一时间登山滑雪、下海游泳。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形式各异,全城找不到两座式样相同的建筑物。然而,经过1982年以色列侵略战争的破坏,贝鲁特已面目全非,墙壁布满弹痕,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枪弹和气浪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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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十年战乱,好端端一座城市,被拦腰截断,东部被基督教势力占领,西部被穆斯林势力占领,每日枪声不绝于耳,全市经常停水停电,电话不通,邮路不畅,往日最繁忙、连结东西区的一座大桥,被称为“死人桥”,再也看不到人迹,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我们大使馆院内也到处都是弹片,其重量超过一吨半。这次残酷的战争,是谁和谁打呢?我询问当地人,他们皱皱眉头说:“黎巴嫩人打黎巴嫩人。” “你们为什么要伸出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我接着问。“亲爱的中国朋友,你问得好!我们也这样问,全黎巴嫩人都这样问。”他看了我一眼,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唯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

我到任的第二周,按照外交惯例进行礼节性拜会。在这个战乱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有两点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一,要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若事先联系好,但却临时突然响起枪声,那么约会自然取消;其二,由于电话不畅通,事先需派出礼宾官前去联系。

我首先拜会了使馆的老朋友安东尼先生。他住在东区,在1982年以色列侵占贝鲁特时,使馆五位留守人员从西区撤出后就一直住在他家,一切费用全部由他包揽,他有言在先,分文不收。

我对他说:“我来到贵国,首先来看望你,你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是你伸出了友谊之手。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你。”我代表使馆送给他一块在国内特制的地毯。他对我说:“我不只是你们的朋友,也是你们的兄弟,只有兄弟之间最真诚,能经得起考验。”

随后,我拜会了黎巴嫩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当我迈进会客室,我愣住了,接待我的副司长原来是乔治·扈得。他紧握我的手说:“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重逢了!”

1971年我们在布拉格相识,并交往达四年之久,我先他而离任,行前向他辞行,当时我说:“咱们搞外交的,好比天空飞翔的鸟,今天落在这棵树上,明天可能落在那棵树上,说不定在某一天,我们又会飞到一起。”重温这番话,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一天,我邀请他和他作为著名律师的弟弟到使馆做客,共进午餐。可惜,四道菜只上了两道,使馆南部便枪声大作。他们慌忙起身告辞,我也不便挽留,但不无遗憾。然而,他却风趣地说:“我们兄弟二人,一人半顿饭,两人不就是一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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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连拜会了20多个使团官员。最具战争气息的要属美国使馆了。美国使馆在贝鲁特北部沿海一座高层楼房。我来到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辆坦克和一排碉堡。一队卫兵手持冲锋枪,如临大敌,神情严肃。当我说明身份,他才陪同我进入参赞的办公室。

美国参赞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精明外交官。我说:“今天我能进入你的办公室,真不容易!”他面有难色地说:“这大概就是战时外交的特点吧。我们的前任大使弗朗西斯·梅格伊来到贝鲁特只有四天时间,就在前往拜会总统的路上遇难了。今年4月18日我们的大使馆被炸,17人丧生,我们的侨民、记者、贝鲁特大学美籍教授接连被打死、暗杀或被作为人质扣留。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我明白美国人在黎巴嫩的处境,连外交官也只能躲在碉堡一样戒备森严的大使馆里,不能随便外出,以防被杀害或被绑架。在我告辞时,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外交官在黎巴嫩工作,太幸福了。”

当时各国驻贝鲁特使团上百个,各馆都有卫队把守,唯独中国大使馆“不设防”。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可以自由安全地通行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

贝鲁特大爆炸

1983年9月下旬,黎巴嫩各派武装势力实行停火,贝鲁特出现平静局势。学校开课,商店开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

中国的国庆节过后,使馆动员全体馆员利用战争间隙,整修使馆,将窗户上的三合板取下,重新装上玻璃,修补弹坑,粉刷墙壁。经过三个多星期的紧张劳动,大使馆旧貌换新颜。谁料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贝鲁特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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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3日,贝鲁特美军军营遭遇恐怖袭击。


10月25日(星期日)早晨6时30分,我刚睁开眼睛,准备起床,突然一声巨响,只觉得楼房摇动,房门被巨大的气浪冲开,两扇落地大玻璃门砰然崩塌。只见我夫人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从隔壁她的寝室跑来,向我喊道:“我们的大楼被炸了!”我慌忙从使馆的南侧向前望去,滚滚浓烟中,距我馆约100多米远的法国驻军司令部七层大楼在硝烟中彻底坍塌,接连发生爆炸的还有美军司令部的一座四层大楼,两次爆炸的时间相隔只有三分钟。   

事后美国使馆代办皮伍向我介绍说:“25日凌晨,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满载烈性炸药,分头驶向美军司令部和法军司令部并引爆。美国海军陆战队共241人,除一人正在抢救,其余全部被炸死。法国驻军共58人,无一幸免。”

号外!号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馆从联邦德国订购了一辆奔驰S280轿车,两名馆员赵继舜和宋炳林乘飞机赴西德取车。11月14日,他们在开车回馆的路上,在黎巴嫩东部叙利亚军队控制区被四名武装分子劫持。

我们急忙采取措施寻找,16日上午我约见黎巴嫩外交部政治司长,就我汽车被劫持一事提出交涉,请黎方帮助查找。同时,给我驻叙利亚使馆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向叙方交涉。在此之前,各国驻黎使馆数以千计的汽车被劫,光苏联使馆就丢失45辆,至今还未听说有一辆被找回。我们要想找回自己的汽车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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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下午,我正在游泳池旁散步,突然看见罗马尼亚使馆一秘陪同一陌生人向我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罗一秘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使馆丢了一辆汽车,是吗?”“是的。”我答道。“汽车找到了。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找到的。”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民族社会党的国际部长法雷斯先生,今天我陪同他来就是谈交车的事宜。”

将客人送走,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声宣布:“我们的汽车找到了!”当时大家正在进餐,一听这消息,情不自禁地喊道:“号外!号外!”

大使馆遭炮击

黎巴嫩战乱近10年,大小战争200多次,10多万人丧生,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黎各派势力经过无数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到瑞士的洛桑开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洛桑会议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成为外交官活动的主要内容。我连日拜访了英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代办或参赞,交换对洛桑会议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前途难卜,未可乐观。

1984年3月23日上午,我访问了萨尔曼先生,此人是前内务部长,其母亲在黎有崇高威望,曾率领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全家都对我们非常友好。

我请他谈谈对洛桑会议的看法,他说:“不要对洛桑会议抱乐观态度,谈谈打打的局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他还向我谈到,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民兵组织发生内讧,双方正在摩拳擦掌,战事随时可能爆发。他提醒我,中国大使馆就在导火线上,要我们随时提高警惕。

我向他告辞,准备驱车返馆。未料刚走出大门,猝然枪声大作,司机有些紧张,我急忙让他停车,观察态势,发现枪声就在我们要返馆的方向,于是我让司机调头向北,一直开到海滨,再向西绕到使馆的西边才返回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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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下午4时20分左右,果然如萨尔曼所料,社会进步党和穆拉比通在我使馆周围发生了激战,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一发发炮弹在我们大楼周围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打在墙壁、门窗上。楼下的馆员急速到地下室躲避,楼上的人已来不及下地下室,慌忙到楼道或走廊藏身。我刚跑到电梯门口,只听到炮弹在头顶上呼啸,我赶快就地卧倒。修缮队一名工人正坐在桌旁修理收音机,一发炮弹从他耳旁穿墙而过,幸好未爆炸。

我夫人雪白尤其危险,当时她正在阅读文件,一颗子弹向她射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打穿玻璃,落在她面前,离她的头部不到50厘米。这次激战,使馆多处中弹,第8、9、11层楼损失最严重,门窗墙壁全部被破坏,特别是第9层,房间内弹皮遍地,无一完物。幸好使馆人员安然无恙。

贝鲁特大逃亡

政府军在西区失守后,多国维持和平部队先后撤走,各派武装力量争先恐后到西区填补“真空”。东区和西区互相开炮,西区各派之间动辄兵戎相见。爆炸、抢劫、暗杀、绑架,每天都在发生,救火车、救护车的警笛声整天呼啸不已,全市人民再次陷入恐怖之中,比以往的几次战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3月31日上午,我馆一官员到约旦使馆办理签证,归途中在海边遇到三名武装分子拦路劫车,他急中生智,急忙调头,武装分子向他连连开枪,将一后轮击穿,他不顾一切,颠颠簸簸地拼命将车开回了使馆。

4月3日,使馆四名馆员到一商场购物,刚离开不久,只听一声巨响,商场被汽车炸弹夷为平地。

4月10日上午,穆斯林首领沙姆斯丁紧急约见中、美、英、法、苏使馆的代办,就黎巴嫩当局请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延期和扩大治安范围,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予以支持。我的座车由警车开道,并有治安军队持枪保卫。美国代办未敢乘坐外交车,只乘坐了一辆运货车,也未敢悬挂国旗,并由他们自己派出的海军陆战队护送。我们见面之际,他摇摇头,面带苦笑。当时黎巴嫩的社会秩序难以言状,其他外交活动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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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爆炸声和枪炮声不断,每天不知有多少黎巴嫩平民和外国侨民倒在血泊之中。当时我国在黎巴嫩惟一的侨民高礼,夜间下班回家,归途中被枪弹击中身亡,年仅30余岁。

外交官死于战火者不计其数,就大使来看,继美国大使遇难之后,法国大使被飞弹击中丧生;伊拉克大使随着大使馆一声爆炸,和全馆馆员一起被埋葬在瓦砾之中;西班牙大使夫妇正在官邸同亲朋好友共进午餐,一发炮弹在餐桌旁爆炸,顿时横尸遍地。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贝鲁特大逃亡开始了!市民们纷纷离家出走,投亲靠友,由于飞机场早已关闭,他们只能从东区的久尼港口乘船到塞浦路斯,再转往其他国家;有的则乘车先去叙利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各国大使馆、领馆的官员,记者、侨民和家属每天纷纷驱车从这两条路线撤离。黎巴嫩的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各国驻黎巴嫩人员撤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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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鲁特这座错综复杂的外交舞台,由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维护中黎友好关系,各党各派、各级政府官员和黎民百姓,对我们都十分友好。我们在黎巴嫩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不论黎形势多么严峻、恐怖,我们都泰然处之,我国的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贝鲁特使馆的上空。

1984年7月31日,我奉命转馆。当飞机徐徐腾空,我情不自禁地临窗眺望,想再看一眼我生活、工作了360多个日日夜夜的城市。我的视线模糊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地中海的东岸,在颤抖,在呻吟,在哭泣……我的心碎了。




-End-

文字 | 《世界知识》 

作者 | 李同成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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