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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抒怀 | 驻外的艰险

王宝琴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王宝琴 1952年由北京俄专调入外交部工作,1991年退休;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六十年代先在前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后调入外交部亚洲司,曾先后主管印支三国工作;八十年代后在中国驻伊朗、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任一等秘书。


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早期在驻朝鲜使馆工作,最后连续九年是在我国驻亚洲和非洲的几个使馆中度过的。其间,在伊朗和斯里兰卡动乱不安的艰险生活,使我至今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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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对德黑兰的轰炸

在两伊(即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期间,1983年2月张瑞杰被派往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任参赞,同年9月我也来到驻伊朗使馆工作(对外身份是张瑞杰参赞夫人)。

两伊之间由于长期的边界纷争和1979年伊朗革命关系恶化,1980年9月爆发了战争。1985年战争开始升级,两国在边界地区进行地面战争的同时又进行了“袭城战”,双方用飞机和导弹轰击对方城市和首都。

伊拉克飞机昼夜突袭,飞机飞临德黑兰上空前,德黑兰防空指挥部向全城发出警报。如是夜间,则统一进行灯火管制,拉闸停电,全城一片漆黑。随后飞机轰炸扫射和地面反击的高射枪炮声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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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眺德黑兰


为了安全,使馆领导组织懂波斯文的同志轮流值班,收听广播,以便尽早得知空袭警报,然后值班员用哨声通知分散在使馆楼各层的同志,大家闻声立即到一楼的半地下室内躲避。

使馆所在的北区是富人区,这一带大多是两层小楼,高层建筑较少。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住宅在北区更靠北的地方,一些外国使馆也设在这一带。这个地区自然成为伊拉克飞机袭击的重要目标。使馆附近有的居民楼被炸,也会祸及使馆。

当时我驻伊朗使馆租用了一幢五层公寓楼房兼做办公室和宿舍。大使官邸同使馆只一墙之隔,有一个不大的长方形庭院,一栋二层小楼座落在院子的一头。使馆楼房的后面也有一个小院,院中间的游泳池占据了院子地面的三分之二。楼的底层是个半地下室,使馆没有防空设施,大家觉得半地下室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如今进行的是现代化战争,普通地下室起不了防空作用。

在一次轰炸后,使馆同志前往现场观察了解,看到一幢有几个单元的五六层高的居民楼,中间的一个单元从顶到下一炸到底,成了互不相联的“两座楼房”。楼内居民死伤累累,瓦砾堆中可看到人体的残肢断臂,其状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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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深夜,警报之后,大家还来不及躲避,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和玻璃窗的强烈震动令人胆战心惊,我们感到爆炸就发生在附近。次日清晨发现,原来是一颗高射炮弹落在使馆院内游泳池边的水泥地上爆炸了,将院墙和周围树木打出了百余处弹痕。底层住的一位厨师的宿舍露出地面的玻璃窗上被打出两个洞眼,只因他的床离窗比较远才幸免于难。

由此发现,集中在半地下室和分散在院内都是很危险的。使馆领导发动大家想办法,认为利用官邸一楼客厅门前的走廊,将其三面用沙袋围成一个大掩体比较好。于是,大家齐心协力,买来麻袋、沙子,分头灌沙、缝包、堆放,只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这样,遇空袭时,大家即可分散躲避。防护用具是每人一顶安全帽和一支手电筒。

使馆人员尽管身处险境,大家都比较镇定,无人惊慌,无人害怕。晚上和衣而卧,不能很好休息,白天还是照常工作。随着夜间轰炸次数增加,夜间又将各层人员都集中在一两层内,以便于快速出楼隐避。

所幸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袭城战”中,我使馆未遭直接轰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在轰炸接近尾声时我们调离了驻伊朗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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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的恐怖活动

斯里兰卡是一个常年披绿的热带风光岛国,素有印度洋上一颗“明珠”的美誉。遗憾的是,这里的老百姓却长期遭受着战乱之苦。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主义组织“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组织”从1983年开始同政府不断发生武装冲突。1987年7月29日,为了结束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斯里兰卡,印、斯两国签署了“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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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图源:百度百科


1987年9月,张瑞杰出使斯里兰卡,我随同前往。我们抵达科伦坡时,正当印、斯协议签订不久。根据协议,印度派出维持和平部队,敦促“猛虎组织”放下武器同斯政府和平谈判。然而,“猛虎组织”不仅反对交出武器,而且同印度维和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和平协议”并未给动荡的斯局势带来转机,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斯局势陷入持续动乱、暴力和无政府状态。

随着局势恶化,“猛虎组织”在北方和东北方同印度维和部队作战的同时,还不断向内地和首都渗透,进行暴力活动。

我们抵达科伦坡后不久,在离使馆不远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突然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当时正值下班时间,给路人和在车站等车的人造成严重伤亡。我们使馆的一名当地女雇员下班后路过该处时进入一家文具店为孩子买文具,因此才逃脱了厄运。几分钟之差,使她免于一死。

第二年,另一个反政府组织“人民解放阵线”也在首都大搞恐怖活动。接连几次,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勒令商店关门停业,违者“格杀勿论”。商人不敢违抗,于是,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居民躲在家中不敢外出。到了夜间,政府实行宵禁,街上更是空无一人,弄得好端端的一个首都犹如死城一般,连外交使团晚间举办活动也受到很大影响,一看快到宵禁时间便赶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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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现场。图源:搜狐新闻


是年五月中旬,我们一行几人驱车前往中央省西古城阿努拉达普拉。出科伦坡不久路过一个小镇时,突然传来枪声,原来是一伙人正在进行枪战,持枪者正在追击另一人。司机董建军反应迅速,立即加大油门急驶而过。驶出小镇后,我们几个人的紧张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枪是朝着我们前进方向开的,道路不宽,如果我们稍慢一步,灾难就会落在头上。

1990年3月,印度维和部队从斯里兰卡撤军,斯政府抓住这一机会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举行和平谈判。但三个月后谈判又告破裂,“猛虎组织”再次发动进攻,局势进一步恶化。在首都,“猛虎组织”打击的重点转向政府领导人和领导机关。

199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主张以武力消灭“猛虎组织”的国防国务部长兰詹·维杰拉特纳在上班的路上遇刺身亡。这是“猛虎组织”经过周密策划,在国务部长必经的路上放置汽车炸弹,遥控起爆得手的。爆炸地点离我使馆不远,爆炸的冲击波使使馆的门窗发生剧烈震动,就像发生强烈地震一样。

爆炸现场,大片店铺被毁,狼藉不堪。国务部长及警卫车上的10多名保卫人员全部遇难。国务部长的尸体面目全非,据说后经其夫人根据手上的一只戒指才得以辨认。使馆经济参赞方南君同志几分钟前路过出事地点来使馆开会,车子刚进使馆大门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之间仅几分钟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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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办公楼。图源:《中国外交史上的今天》


3个月后,斯里兰卡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总部被炸,总部建筑物几乎被夷为平地。与它相邻不远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大使馆办公楼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南斯拉夫使馆二层楼上被炸成空壳,院内停放的大使新座车也毁于一旦。事后我们还得知前苏联大使当时正好准备外出,要经过出事地点,司机提出离约定时间尚早,请他稍等片刻。司机的建议救了他一命,否则他将同归于尽。

我们在斯里兰卡工作达四年之久,在长期工作中结识了不少朋友,包括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士。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中斯友谊深入人心,也常被他们对中国的友情所感动。每当追忆起在战乱和暴力活动中失去的朋友时不禁感到痛惜。

除了局势动荡不安外,使馆内部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也很差。建交初期购置的一栋两层小楼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七十年代初期在院内加盖的一栋设备简陋的四层楼房,因年久失修也已破旧不堪;一种叫“登革热”的传染病常常袭扰大家,患者高烧数日不退,病后体质虚弱无力,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

为了改善使馆条件,国内批准筹建新馆。在斯方协助下购置了一块较为理想的地皮。近一年半后,一幢外观漂亮、内部办公和居住条件大为改观的新馆舍建成了。1991年2月,全体人员迁入新馆,又经几个月的绿化,大家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从我们迁入新馆到离任回国的半年多时间内竟无一人患过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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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玛达萨偕总统遇害现场


我们为增进中斯友谊所付出的努力获得了斯方上上下下的认可。值得高兴的是,在张瑞杰完成大使使命离任回国时,当时的总统普雷玛达萨偕同几位政府官员前来使馆同他话别。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友好表示,使即将离开斯里兰卡回国的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但是在我们离开斯里兰卡不到两年的1993年5月1日,这位总统带领一些部长等政府官员走在群众队伍中参加“五一”节游行时,被混在人群中的一泰米尔猛虎分子炸中身亡。这位对中国友好的总统最后也成了内乱的牺牲品,真是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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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外交官在亚洲》 

作者 | 王宝琴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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