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窃听风云
作者简介
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1963年底，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埃及，在纳赛尔总统举行的大型冷餐招待会上，当地一位友好的情报高官看准周总理面前无人交谈的空隙，迂回挤上前去，与周总理热情握手并低声传递了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周总理刚刚表示感谢，此人便匆匆离去，既未留下姓名，又未告知何处任职。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当年苏丹政府、军队、警察和情报等重要部门都聘用了埃及的很多高级顾问，此人可能是其中之一。
周总理获知这一情报，立即责成使馆报告国内并通报我国驻苏丹大使馆，指示国内相关部门速派专家和技术人员赴苏丹进行安检，同时要求驻苏丹使馆即刻展开自查，并采取力所能及的防护措施。数日之后，周总理一行访问苏丹，亲临使馆看望全体馆员，然后发表讲话并合影留念，一切活动都安排在使馆草坪上进行，对窃听手段不能不予以防范。
周总理他们刚结束对苏丹的访问，我们使馆便开始反窃听的安检工作。在国内安检人员未到之前，首先检查和更换了使馆所有的外线电话机，围绕使馆办公楼挖了一圈壕沟，宽一米深一米半，挖出了一缕缕细长的连线，切断了外部通往办公楼的窃听线路。
连续十多天，使馆排班轮流挖壕沟时，主楼左后侧一墙之隔的美国一家“公司宿舍”十分紧张和惊慌，他们不时推开一向紧闭的二楼窗户，惶恐不安地窥视我们的挖沟工程。
不久，国内的安检人员到达，他们使用精密的仪器仔细侦测每个房间、每辆汽车、每部电话、每台电器甚至每个桌椅板凳，最后发现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安装一至两个针孔窃听器。很难想象，平整的墙壁表层针眼大小的小孔，里面竟然是一个一个的窃听器，它们隐蔽得十分巧妙，不易被人发现。
这种有线窃听器形状很像啤酒瓶子盖儿，每个窃听器都有一根细长的连线通往地下直至使馆院外，使馆左后侧的“美国公司职工宿舍”无疑是美蒋特务的监听站。使馆挖出隐匿多年的所有窃听器并切断连线后不久，这家“公司职工宿舍”也悄然搬走了。
安检工作告一段落后，专家组组长在全馆会上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报告，他手拿挖出来的窃听器和长长的连线，现场做了楼上楼下和楼内楼外的窃听演示，一个人在楼外院子里以平平的语气念一段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在二楼会议室静听，通过小小窃听器传来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令人惊叹不止。
组长对大家说，这种有线瓶盖式窃听器虽然已经落后二三十年，但对外部极其微弱的声音都有敏锐而强烈的反应，可以通过它持续稳定地进行长期的监听，而且效果很好。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西方早已普遍采用无线微型窃听器，可以随意粘贴在墙壁、天花板、家具、空调、陈列品，甚至车辆和院内树干上，大家要特别提高警惕。听完报告后，使馆接连召开全馆大会和各部门小会，分别检查安保工作，回顾疑点，制订改进措施，加强保卫保密意识，强化国际阶级斗争的警觉。
人们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的居多，很多可疑之处只有在事发后才恍然大悟。
1959年2月，我国与苏丹建立外交关系，当年我国政府便派先遣人员前往喀土穆筹建大使馆。当我先遣人员在喀土穆外国使馆相对集中的地区为建馆选址时，发现正在打地基建二层楼的这栋民居住房，与当地苏丹房东多次商谈，对设计方案略加改动后，决定租赁这栋小楼做使馆办公楼，并商定双方共同建造此楼。
建馆人员总归不是专业人士，对当时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也认识不足。楼房地面建造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每天都派人前往监工，但未发现任何破绽和疑点，也未想到调查一下此楼左邻右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事发后一些人回忆起该楼建造期间，每天都有一个白种人手提木制工具箱，自己开车前来上班，独立工作，很少说话，有时看他好像在布置民用电视和电话的线路，偶尔晚上还要单独加班。此人在众多黑色人种的建筑工人中间特别引人注目，当询问在场的工人时，他们说他是建筑工程师，有人说是电器工程师，还有人说是承包商……看起来，问题就出在这人身上。
苏丹盛产长绒棉花，驰名世界。两国建交初期，我国每年都从苏丹进口大宗长绒棉。由于苏丹长绒棉价格每年都在浮动，有时上下起伏的幅度很大，因此每年年初双方在喀土穆的贸易谈判成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长绒棉的价格是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而价格又决定我国进口的数额。此时使馆商务处与国内外贸部的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和具体。每次谈判前使馆领导和商务处都要根据国内的指示讨论预案，并做出价格底线的最后准备。
令人奇怪和生疑的是，连续两三年使馆商务参赞与苏丹工商贸易部次长的谈判都十分辛苦，对方寸步不让，毫无妥协余地，每当双方僵持到最后时，对方都能脱口把我国内刚刚指示的底牌价格和数额亮出来，分文不差，数量准确……奇了怪了，难道他们窃照或破译了我们的电报，还是窃听了我们使馆的内部会议和谈话？
随着使馆办公楼窃听器被一一挖出，这一切悬疑的谜底全被揭开了。面前不争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美蒋和当地情报部门之间存在某种合作和交易，其内幕不外乎是：美方出技术，台湾出资金，当地政府默许，情报资源三方共享。
▧ 1964年2月，我驻苏丹大使馆为作者和刘贵贞同志操办了隆重的婚礼。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我和刘贵贞同志也经历了一场窃听风波。当年使馆办公用房十分拥挤，办公室内都是桌椅靠桌椅，人站起来行走必须侧身平行移动。馆员住房更是紧张，除大使和参赞外，其他单身外交官和工勤人员一律两人共住一间房，全馆只有两间客房兼信使房时而空闲。
刚到使馆时，我一人住在办公楼底层一个房间里，下班后和夜间负责接听外线电话，与底层的另外两个同事兼顾办公楼的安保工作。我的未婚妻暂住一间客房，给来往的客人带来了很多不便。
于是，有一次谷大使当众对我们俩说：“使馆这一亩三分地我做主啦，你们订个日子结婚吧，使馆给你们操办，免得你们两个人总是占着两间房子。”2月22日使馆食堂丰盛的晚餐之后，全馆同事聚集在办公楼大厅，为我们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郭瑾参赞主婚，谷小波大使证婚并义务现场拍照，一切婚礼的程序样样俱到。
我记得当年全馆正在深入学习《毛选》四卷，并开始紧张的安检工作。半月之后，我们的新婚住房进行安检，还真在房内挖出一个窃听器来，闹得我们俩有一点紧张，使馆的几个小伙子也想看看我们的热闹。
但是，专家组打开这个窃听器一检查，令这帮坏小子大失所望，我们房间的这个窃听器位置在衣柜背后墙壁上，而通往墙外的针孔内竟然有一对小蜘蛛先于我们做了窝安了家，它们的“爱巢”早已把一个小小的针孔堵得严严实实，再加上大衣柜作为厚厚的一层屏蔽，窃听效果基本丧失，我们新婚夫妻的隐私未被窃走。如若深究，真正泄露私密的恐怕是那对可怜的小蜘蛛。
令人更加捧腹的趣事是，使馆礼宾领事办公室有一位40多岁的英文干部，工作认真负责，人缘很好，只是有时不拘小节。坐在他办公室对面的谷大使夫人经常警告他：“你检点一点好不好，一天到晚屁屎狼烟的，臭死人啦！”每次都是边批评他边起身往外走，躲一会儿再回来。一些年轻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检点”。如此叫他，他也不生气，总是一笑了之。
未曾想到，逐个房屋的安检之中，他的座椅背后紧靠墙的位置挖出了一个窃听器。
在各个部门安检总结会上他发言说：“实在是麻痹大意， 革命警惕性太差，我们小小的办公室只有9平方米，只能摆放两个办公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铁皮柜、一台打字机和一台复印机，真没有料到他们竟然在我屁股后面安装了窃听器，好像是专门针对我的。幸好平时我与大使夫人很少说话，都是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不过我那个不够检点的毛病经常惹大使夫人生气，挨的批评多了一点，即使敌特监听到我的不检点， 也会非常反感，我的这种行为可能对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当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与美国和台湾情报部门进行的这场窃听和反窃听斗争，虽然我方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终还是以我们的胜利告终。
不过，这一较量从始至终，我们都要感谢那位素不相识的埃及友好人士，他能满怀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直面周总理，一语道破天机，真是难能可贵，可敬可佩！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话千真万确，天经地义。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作者 | 秦鸿国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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