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伊朗外长夫人

伊朗是我外交人生的摇篮，在那里，我开始了外交工作的ABC。我们的第一个有形的家也是在伊朗。第一任离开伊朗回国时，我心里的滋味是复杂的，虽然为回家而欣喜，但心中泛起更多的是把“家”扔了的怅然。

伊朗见证了我自1990年起从三秘夫人到三秘（1999年至2001年），再到大使夫人的岁月。

2010年底，我先生奉命由约旦转任伊朗，我随任。我们怀着对伊朗特有的情感和使命感再次重返这片炫丽的土地。第二年9月，我被驻德黑兰使节夫人团推举为继任团长。正是这个岗位，给了我更多与外长夫人接触的机会，并因此与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发生了几次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前任团长爱尔兰大使夫人和我交接时告诉我，按照惯例，新任团长的第一件事是拜访外长夫人。我听了暗自高兴，因为如果没有夫人团团长的头衔，一国大使夫人平时一般较难有理由单独造访外长夫人。

根据夫人团章程，团长任何代表夫人团的行为都需要经该团5人委员会的多数同意。在我召集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件事，结果立即遭到一位欧美国家夫人的激烈反对，但仍是多数同意。可会后又有一位欧美夫人，显然是问了她家大使以后变了主意，给我打电话说她也不同意了。她们的理由是，我们的组织是非正式的，只是为了自己内部的联谊和互相帮助，没必要和官方有关系。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况且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是正式的，所以其实不存在非正式组织。

我回答她们：“好吧，尽管新任夫人团团长拜会外长夫人是礼仪惯例，但我可以不坚持代表你们，我可以只作为中国大使夫人去拜访她，但我会告诉她我是现任夫人团团长。”没人能反驳我，我的“诡辩”成功了。   

时任外长夫人就是那一年新上任的萨利希（Ali Akbar Solehi）外长的夫人扎哈拉·拉达（Zahra Rada）女士。我让大使秘书代我向外交部外长夫人办公室正式提出拜会并约定时间。尽管先生在伊朗已是第三任当大使，前两任我也作为大使夫人随任了，我与每个国家的外长夫人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但去一国外长夫人的办公室和她会面还没有过。

当天我选了件中国工艺品， 萨利希夫人由助手陪同走进会客厅。她个子比较高，有些发福，但身材匀称，很有高官夫人的气质，人很练达，一望而知是有着丰富和重要经历的人物。她佩戴着非常标准的伊朗穆斯林式头巾，里面先戴了一条遮到前额的花色丝绸围巾，外面再佩戴一条黑色的能盖住脖子的大围巾，发丝一缕不露。

她请我落座，我先向她问了好。我发现她开朗健谈，容易接近，如果你从她的头巾去判断她的风格那就完全错了。她英语很好，我们无需翻译。我首先对她能够安排会见表示非常感谢，然后开始了有选择的自我介绍。我说我是第三次随丈夫来伊朗，丈夫是第四次来伊朗任职，加上来伊朗留学，他现在已经是第五次来伊朗了。她对我们的经历很感兴趣。

接着我又告诉她，伊朗还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家，告诉她我第一任离开伊朗时是多么地难舍，告诉她我多么喜欢伊朗，喜欢这里热情友好又活泼开朗的人们，多么惊叹于伊朗独特的文化和灿烂悠久的文明，多么着迷于伊朗宝贵的文化遗产。我说我在伊朗游览得越多，就越理解伊朗民族的骄傲。

她面露愉悦地说：“是吗？我还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

我简单讲了我对几处波斯帝国遗迹的感受，特别讲了我刚刚看过的比斯通（Biston，又译贝希斯通）遗迹给我的震撼。我说：“我们很幸运，比斯通遗迹还在维修中，尚未对游客开放，是当地朋友带我们上去的。”

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啊，可能比我去的地方还多。”

我说：“事情往往是这样，很多外国朋友在中国，也比我去的地方多。当我听到又要来伊朗工作的消息时仍然非常兴奋。我们又要见到老朋友了，又可以交很多新的伊朗朋友了。”

我说话夹杂了些波斯语的个别词句，虽然连三岁孩子水平都不如，但她仍然表扬了我。她表示很高兴新任中国大使夫妇对伊朗有着这样的感情，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再次来到伊朗，并对我担任夫人团团长表示了祝贺。最后她表示希望我们驻伊使节夫人团在妇女工作方面与伊方很好地开展合作。这次会见双方都很愉快并有收获，为我和外长夫人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所表达的对伊朗的浓厚兴趣和感情并非所谓外交辞令，而是的确发自内心，但也是有个过程的。1990年我第一次到伊朗，也是第一次出国。在一次外交圈的活动中聊天时，一对加拿大一秘朋友说，他们特别喜欢中东地区，他们来伊朗是自己申请的，而且他们一直申请中东地区的岗位，从未到过别的地区任职。

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或移民的目的国几乎一水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将出国去伊朗的事，大学同学尚且不解，有的带着明确持否定态度的语气问我：“你到伊朗干什么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反应。加上我又已了解到伊朗等国对于欧美外交官来说属于艰苦岗位。总之，种种我头脑中已有的概念让我当时对这对夫妇很不理解，甚至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不相信北美人对中东有这样的情感。如果是真话，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中东呢？

后来我第一次在伊朗旅游到了波斯帝国的波斯波利斯等遗址后，看到那些壮观又精致的建筑、雕塑和浮雕，触摸到他们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孤陋寡闻的我毫无准备地被彻底震住了，也才理解了那对加拿大一秘夫妇。以前我只略知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等文明，但对伊朗几近一无所知。我先生因工作多次去过希腊等文明古国，我熟知他拍的照片。但是当来到伊朗的波斯波利斯，让我兴奋地感到我来到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迹建筑群。历经战火和年月的建筑上没有平面壁画，到处装饰着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的浮雕，每一幅都讲述着我从未听过的故事。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阅读有关的书籍和画册，再把游览时拍的照片背面写满了从书上了解到的内容，以至被偶然看到的同事戏说：“你编连环画呢？”

走出去时，所到之处又永远有伊朗人热情相助，至少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好、交谈。他们还常常把正在享用的无论是正餐还是小吃请我们分享，那分享是真诚的，绝非表面的客套。我无法避免地喜欢上了伊朗。后来从别人的游记中看到，伊朗被评论为“哇”指数最高的旅游国家，我深有同感。再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有位去过伊朗的别国朋友，听说我在伊朗常驻过，就跟我交流起对伊朗的感受，她竟说伊朗是个“除却巫山不是云”（After Iran, nothing）的地方。对伊朗的共同感情，立刻把我们两个陌生人拉近。

我的波斯语那么可怜却还故意跟外长夫人“显摆”几句，这就要说到我在上一任时的一个经历。那是在1999年2月10日，正逢时任大使休假，我先生任临时代办期间，我们作为中国使馆的代表，应邀出席在王宫举行的伊朗国庆招待会。那时我深切地体验到，用对方的母语交流在外交意义上是多么的不同，当时的情景我一直清晰地记得。

招待会结束后，各国使节夫妇按国家首字母为序排成长队，等候一一向哈塔米总统夫妇告别。轮到我们时，先生用他那学了2年、使用了8年的波斯语一开口，一向温和儒雅的哈塔米总统面容更加和蔼亲切起来，并露出很有几分欣喜的微笑。他第一句话就问：“你的波斯语怎么这么好？”然后问他在哪里学的等等。于是总统蛮有兴致地和先生多说了好一阵子。

最后总统侧头向我，仍微笑着用波斯语问道：“你也会波斯语吗？”先生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后，我带着歉意用波斯语回答，我只会一点。他说：“那你学呀。”这一幕，令目击的使节们羡慕不已。是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一般只能在几秒钟之内说一两句话，而哈塔米总统和我们的交谈足足有两三分钟。

30年来，这一幕连同当时给我的感慨一直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虽然我本就没学会多少的波斯语大多已经忘记，有时还会与土耳其语或别的什么语言混淆，但是哈塔米总统那一句“你学呀”，我永远可以模仿着他的语调，准确地用波斯语复述出来。

拜访过外长夫人之后，所有她主持或有她出席的活动我都全部到场，并且每次都找机会向她问好并和她交谈几句，以便和她逐渐熟悉，让她记住我，从而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每年一次她领衔主办的国际慈善义卖，我也带领使馆女士们积极参与，并且每次捐款金额都名列所有参与使馆的前四五名之内，受到伊方好评。

2012年8月伊朗的东阿寨拜江省遭遇严重地震，那里原本就是贫困地区，地震又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的国际义卖主办单位决定把那一年义卖的各国捐款用来救助这个地区的居民。义卖经过畴备、举办和最后的接收义款、汇总统计等过程，结束后已进入严冬。

萨利希夫人决定邀请两三位大使夫人作为代表，和她一起去灾区参与并见证实地捐款。我报了名并如愿参加了。灾区在山区，每个村子都相隔很远，到处是积雪，很多房屋已被震毁，不少村民只能住在临时房屋内。

一听说萨利希夫人到了，男女老少都跑了出来。萨利希夫人就在寒冷的室外，把善款一一发到每个人手中。我在接受媒体现场采访时说：“萨利希夫人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伊朗官方对灾区人民的关心。我觉得这个作法很好，老百姓便捷地得到了所需的资金，我们也见证了捐款真正送到了急需的人们手中。我作为中国外交官夫人，很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并珍惜这次机会。伊朗和中国是友好国家，历史上我们两国就有长期交往和交流的传统，能够代表中国使馆为伊朗人民做一点事，我感到欣慰和值得。”

回程途中，我们的车队兜兜转转在群山里穿行。望着白雪皑皑的一个挨一个的山顶，刚才看到的雪中大片倒塌的房屋和急切地接过救助款的一双双伸出的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国内国外，我都是第一次亲身来到灾区经历这样的场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途中休息时，萨利希夫人指指身边的座位朝我招着手说，“CHINA，请你坐到这里来。”那时萨利希外长上任不久，她一下子要记住那么多大使夫人的名字也不容易。我想是啊，我就是CHINA，今天就是CHINA来参与慰问伊朗地震灾民了。当时我的心绪还不容易离开灾区，一时想不出跟她聊些什么，也想化解一下当时的气氛，于是我说：“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她说：“好啊。”

那时我们打算换官邸，我经常需要和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去看房，时任办公室负责人姓齐。

有一次遇到的房代理和齐同事是初次见面，他问齐同事：“你姓什么？”

齐同事回答 ：“我姓齐。”

而汉语“齐”的发音，几乎和波斯语“什么”（chi）的发音一样，于是对话就成了“你姓什么？”“我姓什么。”

房代理怀疑自己没听清，又问一遍“你姓什么？”，回答再次是“我姓什么”。

这次房代理吃惊了，因为我们齐同事的波斯语非常棒，和代理交谈一直用的波斯语，所以他无论如何搞不明白这位中国先生是怎么了，他大惑不解地急问“什么？”，而回答仍是平静淡然的“什么。”

这一点波斯语我还是懂的，我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赶紧用英语跟代理作了解释。

事后我才明白，我们齐同事也是故意跟他开玩笑，这样可以迅速跨过关系的陌生阶段，事情更容易谈一些。原来他在伊朗已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情节，所以他不惊也不笑，可对我是第一次啊。

外长夫人第一遍听到“我姓齐”时就已经开始笑了，听到后来已经乐不可支，我们一起放松地哈哈大笑起来，一解长途旅行的劳顿和刚刚离开灾区后大家的沉闷情绪。

外长夫人有秘书等几位工作人员随行，后来再休息时只要有不同的随行人员和我们坐在一起，她总是蛮有兴致地对我说：“你把那个故事也给她们讲一遍。”看到她的工作人员爆发出大笑并且笑得停不下来，她和我一样开心。

我要讲的我们之间的最后一个故事，让我终于感到我和外长夫人的关系修成了正果。那是2012下半年，使馆计划在2013年初举办“欢乐春节走进伊朗”活动。临近年末时，我听先生半自语地说：“要是萨利希外长能来就好了，但是外长很难有时间来，如果外长夫人能来也好啊。”我马上就胸有成竹地说：“好啊，我可以出面上门邀请外长夫人。先生没想到我这么夸口。”怀疑地问“你行？”我说：“试试嘛。”

于是，联系好时间后，我带着填写好的装入信封的请柬，又一次登门拜访。离上次一起去东阿塞拜江省分发善款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一见面就热情地拥抱问好，并彼此问候了对方的先生。

我去外长夫人办公室邀请外长夫妇出席我们的“欢乐春节走进伊朗”活动

发现我不好意思开门见山，她直率地说：“你找我想说什么事，请你说吧。”这样待人接物的方式我倒是很喜欢，于是我就表明了来意：“我受大使委托，代表我们两人，邀请外长先生和您以及你们全家出席我们将为伊朗民众举办的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活动。”

接着，我简单介绍了当天的活动内容和程序。之后我补充说，当天会有个很大的义卖展台，我们已准备好义卖物品，使馆全体女士及部分华人女士将义务站台售卖，义卖收入将全部捐赠给她领导的慈善组织——外交官事务协会。萨利希夫人没说她需要查一查日程，之后再让秘书跟我确认等等，她当即表示她自己一定会出席，并一定会向外长转达我们的邀请，只是不能确定外长届时能否出席。我表示理解。

我去外长夫人办公室邀请外长夫妇出席我们的“欢乐春节走进伊朗”活动

我告辞时没有想到，她主动拉起我的手，让她的秘书给我们拍了合照。如果不是她主动，我不会唐突地提出合影。我在常驻过的几个国家和高官夫人合影不算少，但拉着手的合影罕见。

2013年1月17日欢乐春节活动当天，整个使馆完全变了样，到处张灯结彩，鲜花似锦，剪纸、中国结挂满了能挂的地方，一派中国节日特有的气氛。我和先生及倪汝池参赞提前到大门口等候迎接贵宾。

迎接外长夫人一行

萨利希夫人带着儿子儿媳和一个好友及秘书准时如约而至。我们先请她们到贵宾室稍事休息，她首先向我们转达了外长的问候，并表示外长本来计划出席，但因出访不能来了，请我们见谅。她并且说，听外长说大使的波斯语说得非常好，并很重视发展中伊关系，外长对他的印象很深。

萨利希外长本人并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著名科学家，在担任外长之前曾任原子能组织主席（在担任外长两年八个月后卸任外长一职，再次担任原子能组织主席），但夫人却有着非常练达的外交风范，让我不禁心生钦佩。

外长夫人在“欢乐春节走进伊朗”活动开幕式上讲话

萨利希夫人还谈到双边关系，她说伊方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感谢中国在伊困难时期的支持。先生也高度评价了外长本人的为人以及为两国关系所作的积极贡献。先生还介绍了前不久我们对伊朗西部和北部六省的访问，她及陪同人员听得都很有兴致。

外长夫人在开幕式上和大使一起为狮子点睛

休息后，我和先生陪同萨利希夫人等一起走上开幕式的主席台。在奏完中伊两国国歌后的剪彩环节，主持人请她和大使一起为舞狮队的领头狮子点睛。我们把毛笔交给她，她认真地把眼睛描好后，狮子立刻活了，随着热闹欢快的音乐舞动起来，让所有伊朗观众感受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成功地为整个活动拉开了帷幕。狮子在活泼英武的舞动中，还常常穿插一些调皮幽默的动作，比如爬墙头窥视，和客人逗趣等等，令外长夫人一行忍俊不禁。

大使陪同外长夫人参观春节活动上的十八大图片展，

并作讲解

舞狮表演结束后，由狮子在前面晃晃悠悠跳着它们的舞步带路，我们陪着外长夫人一个一个摊位地参观。她一面参观，一面提着各种问题。我又是没有想到，她是那么认真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所有的展台，包括义卖展台、车展位，以及两国建交以来有关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等内容的图片展、十八大图片展等，并且几乎参观所有内容时她都不停地问长问短，并不时给予赞赏。

我和大使一起陪外长夫人

参观春节活动上的中国小吃摊位

那一天很冷，大部分活动又都在室外，而她几乎参与了活动全程。她的热心、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战胜了寒冷。很多前来参加活动的普通伊朗客人不时的举起手机，拍下她参观的情景。

欢乐春节活动上的伊朗观众

除了上面我们之间友好关系的故事以外，萨利希夫人在我们几次交谈中说过的话，也让我更理解了伊朗人民，甚至有助于我理解了伊朗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与她的接触使我获益匪浅。

2014年4月，先生完成了在伊朗的使命，我们即将离开。那时萨利希先生已经离开外长岗位任原子能组织主席半年多，萨利希夫人当然也就不再是外长夫人了。她无需再履行外交礼仪。而且如果她仍是外长夫人，如果礼仪惯例上我们夫人之间需要告别，也应该我先向她辞行。但是就在我们启程的当天，在我的伊朗手机号即将历史性停用前几个小时，在我抓紧最后的时间忙碌地对行李和家里做最后的安置时，我的手机响了。又一次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电话是萨利希夫人打来的，这又是我跟随先生出使三个国家中的特例。

她在电话中说：“我听说你和大使即将离开伊朗，感谢你以往给予我的友谊和对我工作的支持以及你为伊朗和伊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所做的一切，我会记得你。你和大使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伊朗人民的好朋友。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再回伊朗看看，希望你在下一个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祝你们一路平安。”

说萨利希夫人是优秀伊朗人的代表之一并不为过，她是萨利希先生背后那个值得称颂的女人，她也很能代表伊朗人的气质。她在显见的外表和个人言行规范方面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然而她又是一位新时代的，受过良好的现代知识体系教育的，广泛接触社会的，有眼界、有见识、有工作能力的时代女性。我见过她用名牌包，见过她修着最时尚精致的指甲，总之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可亲可敬的外长夫人。我对伊朗的理解和感情的加深，绝对有她的功劳。

每当我回忆起伊朗，向别人述说我对伊朗的感情时，心中浮现出的人们当中，她总是最鲜明的形象之一。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她的身影犹在眼前，她的有些话犹在耳畔。

— END —

图文 | 木棉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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