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同利比里亚中止关系前后

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西南濒临太平洋，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多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1822年，“美国殖民协会”在利建立黑人移民区，称蒙罗维亚。1847年7月26日，美国黑人移民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非洲第一个共和国，定国名为利比里亚共和国。但它仍依附美国，同美签有军事条约，甚至连货币都是沿用美元，本国只发行一种同美元等值的硬币，粮食也是靠美供给。利比里亚人说：“我们利比里亚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

作者与丈夫郭靖安在大厅门口迎接客人。图源：《出使非洲的岁月》

我的丈夫郭靖安于1987年夏赴利比里亚使馆工作，当时家中老人刚去世不久，小儿子还在上小学，我实在不忍心将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没有同去。后来老郭给我来信，回国休假的使馆同志们也来劝我，希望我尽快安排好家务，最好还是去使馆为好。

他们说，老郭在那里开展工作实在太不方便，每次请客，都得借使馆的一位女同志和她的丈夫一起作陪，还需为他们配上一位翻译。因此待儿子小学毕业后，我才狠了狠心，将他送进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我想先让他适应一下，如果不行，再另做打算。

直到1989年5月，老郭回国休假，我才明白他们劝我去使馆的缘由。利比里亚当时局势不大稳定，台湾当局在那里推行“金钱外交”，拉拢、重金收买和贿赂利政府官员。同志们希望我去使馆，配合老郭开展工作。

我于1989年7月3日晚乘中国民航班机出发，先在巴黎停留了两三天，后换乘外航飞机，经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停留了一天，就直飞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我们使馆人员不多，也就有20多人，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另外，经济和商务参赞处还有10多人。我被分配在研究室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当局在利活动频繁，总统多伊态度犹疑、暧昧，我一到使馆就紧张地投入了工作。记得我首先拜会副总统夫人，接着参加使团的各项活动，结交利政界朋友。我很快同资深女参议员鲁思·佩里、外交部大使办公室负责人前驻法大使巴尔夫人和一对高级律师夫妇建立了友谊。他们在中国中止了与利比里亚外交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给过我不少的帮助。

塞缪尔·卡尼翁·多伊

利比里亚于1977年同我国建交，总统多伊是靠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自他执政以来，多伊在国内实行军事管制，残酷镇压前政府官员和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利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经济每况愈下，民不聊生，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不仅如此，多伊行为还非常粗暴、乖戾、残忍。据报纸披露：利政府把美国援助的大米运到周边国家去进行黑市倒卖，美大使对此表示不满，多伊却公然在群众集会上说，“如何处理大米，是我们利比里亚人的事，外人无权过问”等等。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听信巫师的一派胡言，竟然吃人心补养身体。

台湾当局利用利比里亚当时的经济困难，推行“金钱外交”，与多伊政府搭上关系已有一年多了。台前后邀请利外长、议长和多伊的亲信秘密访台，对这些官员重金贿赂，对利政府则允诺给予巨额援助。但多伊政府迟迟未敢采取大的举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慑于我国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要虑及我国在利全国上下的影响。

多年来，我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提供了大量无私的援助，在利深得人心，受到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欢迎、称赞和信任，产生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加之，我耐心工作，反复交涉，进而晓以利害，所以多伊一直只允许台在利首都设“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1989年9月，台湾“外交次长”秘密访利，答允给利2亿美元援助，并给多伊个人2500万美元。在台湾当局的拉拢和重金收买下，多伊经过一年多的犹豫，终于违背人民的意愿，采取了不智之举。

1989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吴军（左三）同她的利比里亚朋友女参议员鲁思·佩里夫人（右二）和利比里亚大使办公室负责人、利前驻法国大使巴尔夫人（左二）在一起。图源：《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1989年9月30日，我们使馆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来的客人很多，会场气氛也很热烈友好。但利方原定出席招待会的代表外交部的第一常务副部长布尔却未露面，临时改由副部长华莱士代替。华在祝酒时，语无伦次，回避涉及两国关系的话题。

此外，在招待会即将结束时，利驻华大使突然到场，他说，他是被召回国的。从北京返回后，他曾几次约见多伊总统，欲劝说多伊改变同台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但多伊拒绝见他。以上种种迹象使我们感到多伊政府可能有变。

10月2日，正值我国庆节假日，利外交部紧急召见曹元欣大使，诡称其政府决定既同台湾，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遭曹大使抗议和拒绝。9日，利同台签订恢复“外交关系”协议。次日，我即宣布同利中止外交关系。11日，曹大使离利回国。12日，使馆关闭。

全体馆员举行隆重的闭馆仪式。当国旗在国歌声中徐徐降落时，同志们心情沉重，流下热泪。图源：《出使非洲的岁月》

当时，我在利比里亚除使馆、经参处、商务处外，还有大批援外人员，包括体育场专家组、医疗队、卫生部大楼的施工队、上海贸联、黑龙江龙大诊疗所，以及湖南国际公司的饭店、农场等。

国内指示我们在一个月内撤出使馆和国家援建项目的全部人员；使馆资产全部转移到我驻塞拉利昂使馆；留下来的民间商业和互利合作企业的人员及新华社记者也要做好组织工作。我驻利人员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走的人担心撤离时的生命财产安全，留下来的人又对以后无依无靠的日子担惊受怕。怎样才能做到让走的人安全有序地撤离、留的人思想稳定，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有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

大使回国后，老郭作为临时代办就挑起了撤馆的重担。为保证我驻利人员能迅速、安全地撤离，他走访了警察局、外交部等有关单位，并取得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为保证顺利做好撤离前的交接工作，我陪他到我驻利各单位去看望同志们，同他们谈心，以消除他们的不安全感，并劝慰他们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因对多伊政府的怨恨情绪而影响双方的交接工作。

时间紧迫，我们首先安排全部援外人员、商务处全体人员、使馆和经参处的大部分人员撤离，只留下我们夫妇等9人处理善后事宜。老郭负责全面工作，我从旁协助。因为当时已经闭馆，我以夫人的身份负责同外界联系，随时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保证信息通畅。另外，我还负责同各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机座情况，以便合理安排人员有序地撤离。此外，我们已预付了三年的房租，我会同办公室主任和会计一道同房主谈判解决房租问题。

利外交部10月2日召见曹大使后，我随即去参议院拜访鲁思·佩里。当我把召见时的谈话内容告诉她时，她非常惊讶，立即带我去找参院外委会主任询问此事。外委会主任也很诧异，说从没有人找他商量过此事，这完全是多伊和外交部的个别人背着大家干的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他们对此十分生气，表示将进一步查问此事。

鲁思还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外交部大使办公室负责人巴尔夫人，嘱她关注此事，并同我保持联系。使馆闭馆后，我就是这样以个人身份同外交界和利政界的朋友们保持联系、获得信息的。

有一次，我到蒙罗维亚的一家豪华旅馆拜访使团朋友，见迎面走来不少中国人，他们可能也看见了我，连忙拐进了另一走廊回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使”夫妇一行人等，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里。

在撤馆的那些日子里，要处理的事情还真不少：整理并销毁文件；清理登记使馆的大量财产，并分别予以妥善处理，视情况有的就地变卖，有的打包托运到驻塞拉利昂使馆；同房主谈判，还要按要求将房屋恢复原貌等等。我们人手很少，使馆留守人员9人加上当地黑人雇工3人，一共只有12人。好在留守的同志们都能患难与共，齐心协力，废寝忘食，日夜奋战，严格遵照国内指示，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最后一批人于11月11日平安离开了蒙罗维亚。

吴军（中间站立穿深色衣者）在撤馆前不久同使馆全体人员在使馆办公楼前合影。图源：《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可以告慰的是，在利比里亚，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对多伊政府的这种不智之举无不表示愤慨。在我们准备撤离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伸出友谊之手。一经我们联系，警察总局局长就亲自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注意保护我们使馆人员的安全；外交部副部长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部门也多为我们一路开绿灯，使我们能十分顺利地办完撤离前的各项手续；各界朋友们不断向我们反映多伊等人同台湾当局秘密交易的情况等。

在我们撤离的那天，华人华侨、使团朋友和当地友人，甚至连使馆的三位黑人雇工都不惜自费乘车专程赶到机场送行。他们都依依不舍地同我们告别，让我们把暂时撤离当作一次休假，并期盼我们早日返回利比里亚。

-End-

文字 | 《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作者 | 吴军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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