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拉贝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拉贝先生带着头盔办公。

当多位外国记者先后到访共产党根据地，并与领导人结下友谊的时候，在抗日战争前线，另一位外国人正见证日军的暴行，并奇迹般地拯救了大约20多万名中国人。

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叫约翰·拉贝，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

辛德勒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商人，也是纳粹党党员。只不过，他加入纳粹党的动机很功利——希望利用这种政治上的身份为自己的生意铺路。

政治与商业的合谋，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如同我们今日经常见到的桥段一样，辛德勒利用金钱和美色贿赂德国高级将领，在波兰接管了一间原来由犹太人所拥有的搪瓷器工厂，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位精明的商人还大肆利用失去一切权利的犹太人，将他们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攫取利润，而得到了工作的犹太人也因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在癫狂的法西斯氛围中，商人辛德勒并没有丧失最起码的良心底线。纳粹对波兰克拉科夫地区犹太人的残酷血洗令他震惊，从那时开始，他专注于做一件事：尽可能保护犹太人。

为了让他们逃离奥斯威辛的死亡威胁，辛德勒贿赂纳粹德国党卫队指挥官阿蒙格特，劝说他批准将搪瓷厂定为一个附属劳改营，这样工厂就能恢复生产。辛德勒与阿蒙格特达成协议，以金钱买工人，他倾囊而出，制定了一份声称为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工人名单，从纳粹魔掌中买回一千多名犹太人的生命。

这段故事后来因为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而广为人知。中国版辛德勒——拉贝在中国的经历，同样闪耀着残忍年代里的人性光辉。

约翰·拉贝

（1882.11.23~1950.01.05）

当时，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驻华代表，也是德国纳粹党的驻华负责人，在南京生活。在西门子总部命令他回国，大家为他举行欢送会的当晚，日本人轰炸了南京，拉贝也因此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西门子中国员工和他们家人的安全。

但是拉贝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西门子的员工和亲属，而是在南京的几十万平民，在这座城市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他联合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由于德国和日本是盟友，而他又是纳粹党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令他有了不少做事的空间，大家便推举他担任南京安全区的主席，全面主持安全区的工作。

拉贝与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部分成员

从大清帝国尚未覆灭的1909年开始，拉贝就在中国工作、生活。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该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拉贝给中国人的厚待更值得这个民族永远记取。他所主持的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其中“西门子”难民收容所就是拉贝本人租住的院子，那里收留了600多位附近居民。

收容难民，远不仅是提供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那么简单。为了安全区的运行，拉贝带领委员们四处寻找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还历尽艰辛从上海设法弄到了能预防脚气蔓延的蚕豆。

难民们对这位洋人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为了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还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在幽默中带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上演了血腥屠杀。拉贝见证了这一切，他写了《拉贝日记》，又在1938年回德国后马不停蹄地到各处作演讲，揭露日军暴行。

拉贝甚至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报告，呼吁德国迅速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当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拉贝还受到了盖世太保的迫害。

约翰·拉贝和他一家

二战结束后，身为纳粹党人的拉贝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善有善报的古谚在这时并没有完全失效，被他帮助过的人没有忘记他的善举。正如辛德勒获得了那一千多名犹太人发起签名的证明他并非战犯的证词，拉贝也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每月都收到南京市民及国民政府的金钱和粮食援助。

辛德勒去世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被作为“36名正义者”之一安葬在耶路撒冷，但拉贝在1950年因中风去世后，就此销声匿迹，公众对此毫无所知，中国人似乎也将他彻底遗忘了。

究其原因，恐怕与拉贝去世的年代有关——1950年，中美的敌对态势愈发严重，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中方将1937年在南京的美国人诬为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刘易斯·斯迈思当时就在一家地方报纸读到几篇文章，有的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让数千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有的指责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称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还有的文章引用一个幸存者的话说：“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虽然身为德国人的拉贝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亦被有意淡忘。

好在历史终究还了拉贝和他的同伴们一个公道，昔日的错误被纠正。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年后，《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中国官方和民间亦掀起了一轮纪念拉贝的热潮，他获得了“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称号，和白求恩、斯诺等人站在了同样的位置上。

和拉贝一样，在20世纪风云诡谲的政治生态中经历跌拓起伏，品尝到百般滋味的“老朋友”其实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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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者 | 方可成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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