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瓦尔德海姆首次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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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的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他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会议中，以秘书长资格行使职权，提交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有权把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授权，负责有关决议的实施。

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和他领导的秘书处职员只对联合国负责，不得请求或接受任何各自政府的指示。有鉴于此，各国都给联合国秘书长一定的礼遇。不过，在正式邀请或接待其访问时，给予的礼遇不同。有的国家把他看成部长级，也有的把他视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瓦尔德海姆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十分活跃，频繁出访有关国家。英美等西方报刊说他“以世界总统”自居，想当“调解纠纷能手”，奉行的是“积极行动主义”。瓦尔德海姆对西方载体给予他的“评价”不放在心上，仍旧为解决诸多国际矛盾进行奔走、斡旋，并以此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影响遍及世界。

1972年中，瓦尔德海姆正式向黄华同志表示，希望8月份有机会访华；随后得到我国正式邀请。于是，国际司开始了紧张的接待准备。

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后，第一次接待联合国秘书长来访，司里从上到下非常重视。分给伍仪瑜同志和我的任务是赶写“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份材料。显然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基础材料，要对瓦尔德海姆的身世、政治观点、上台以后主要活动及对我国总的态度，有一个全面、准确、概括的叙述和说明。领导交待，这个材料写好以后要与请示报告一起上报中央，也供接待班子了解情况随时使用。

伍仪瑜是位老同志，对她来说，完成这方面任务是游刃有余，然而对我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而且，由我写瓦尔德海姆的身世和他的前期主要政治观点就显得更难。因为，我对这个人物一无所知，甚至手头与他有关的材料连一个字也没有。这可怎么写？不过，由于领导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我没有二话，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想，反正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把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是对自己的锻炼提高和实际考验。

于是，我跑图书馆，查名人录，向老同志求教，向有关部门求援。哪怕是有关瓦尔德海姆的点滴材料，我都不放过并记录下来。没多久，终于凭着自己艰苦地搜集材料，晓得了瓦尔德海姆的出身情况，并见到他相关的历史照片。经过仔细阅读，反复推敲，我对这个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历、为人、个人爱好等，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 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右边穿西装)

时年54岁（1972年）的瓦尔德海姆，奥地利学监家庭出身，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过骑兵，1945年入奥地利外交部，任过政策司长、驻加拿大大使，以至外交部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职业外交官在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曾三次担任过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并在联合国内担任过“外空委员会”主席等几个职务。他是个熟悉联合国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人。

瓦尔德海姆竞选奥地利总统没有成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为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意思是这个最大的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此后的路如何走，面临着抉择。基于这一认识，如何发挥和加强它的作用，无疑是他考虑的课题。他的频繁出访，多方接触人，甘愿被人说成“积极行动主义”，可能也出自这一理念。

那以后，联合国内出现“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提案。我国对此表示支持。人们自然联想到，伴随如何发挥联合国作用的过程，也开始了对联合国的各项改革。

瓦尔德海姆认为，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有发言权，“并非小国无外交”，它们也“促进世界和平”。他甚至对西方媒体针对奥地利的不公正言论进行回击，讽刺那些人无知，说他们连“奥地利和澳大利亚两者有何区别都分不清”（注：两个国名 Austria、Australa，英语拼写、发音相像）。

· 邓小平与瓦尔德海姆

关于《瓦尔德海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份材料，经过处、司两级领导的审核、修改后才得出手。我所欣慰的是，尽管自己“白手起家”，然而由于领导信任和多方的帮助，最终为文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修改基础。它起到了应起的作用。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起草较重要文稿的任务。从此我认识到，敢于探索和拼搏是努力付出获取实效的基础，简言之，认识到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和作用。它是成事的关键，是成功的先声。这一理念对我一生的影响之大，自不必说。

且说，事隔几十余年仍然值得一提的是，善于审时度势和变换政策的瓦尔德海姆，曾经有个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非常作用的杰作。那就是，在对待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作为奥地利外长，他在第二十五届联大发言时还顽固坚持“一中一台”，在第二十六届联大却对“两阿”提案投了赞成票。

尤其是，为他改变投票立场作了令人欣赏的解释。他说：“因为台湾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对此，奥地利政府不提出异议。”这一提法，后来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把“奥地利政府”字样换成了“美国政府”，就原汁原味地献上中美双方谈判桌，被中方接受，并见于著名的《上海公报》。

谁能料到，瓦尔德海姆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观点，对中美两个大国关键谈判中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载入了中美关系的史册。关于这一点，可能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功劳归结在基辛格身上，因为基辛格提出这一谈判方案时，并没有交待原版出处。

· 1974年9月23日，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代表同联合国秘书长合影。左起：黄华、希拉克、基辛格、瓦尔德海姆、葛罗米柯、卡拉汉。

瓦尔德海姆是个外交老手，一踏进中国大门便意识到中国没有把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待。因为，一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没有因他访华而回国；二是接他、陪他的中国官员没有超过部长级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一事没有明确。

尽管8月2日乔冠华副部长和国际司官员陪他的代表团参观故宫、长城、十三陵地下宫殿时，乔老爷与他一路谈笑风生，气氛融洽，其他安排也无可挑剔，但因未见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一事，他心里忐忑不安。于是晚上，他委婉地谈到，希望见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否则就要“丢面子了”。

在瓦尔德海姆实际只有四天的访问结束之前，周总理接见了他。周总理的谈话，使他既感到惊奇又十分敬佩。如：周总理同意他关于联合国处于十字路口的观点；中国将按有关规定缴纳联合国会费，不然作为常任理事国说话没有分量；请他在安理会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其不要在有关问题上逼中国使用否决权。司领导传达总理上述讲话内容时，我们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瓦尔德海姆在周总理接见以后，打起了精神。他在下榻的42号宾馆，进进出出面带微笑。我陪他夫妇上街购物时，他高兴地买了很多中国家具和陶瓷制品，说中国给他留下美好印象，他们要有所纪念。访华结束时，瓦尔德海姆在首都机场握着我的手说：“对访问十分满意。”

· 唐明照

瓦尔德海姆访华的五位随行人员中有副秘书长唐明照。唐明照同志曾在纽约编辑中文报纸，建国初期奉命回国，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我是在他去联合国之前在国际司阅读文件的时候，杨虎山处长派我为他办理护照和有关出国手续时认识他老人家的。后来又让我去他家帮助整理带出国的书籍。

老人讲一口广东人的普通话，当时已六十多岁，自称是“前清遗少”。他身板儿硬朗，所以他女儿唐闻生知道我要去帮他整理书籍时说：“别管他，让他自己干吧。”这次，我参加接待工作，与唐明照夫妇同住42号宾馆，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于自己成长也有助益。

唐明照是个很健谈的人，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对人热情坦诚。他能与国家领导人同桌吃饭，也愿同普通干部一起进餐。

唐明照以工作为重，考虑个人很少。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按有关制度，从联合国领取了数量可观的美元，他将此全部交公，自己只享受国家“大使衔”津贴。

唐明照英文好，乐于助人。接待班子如果有的英文字义翻译不准，他总是愿意热情帮忙，共同推敲。

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在参观八达岭长城后回来的路上，他乘坐的“红旗”车突然抛锚，而且一时修不好，再调车也来不及。当时大家很着急。唐老说：“小王，不慌，不慌。我同你坐一辆车吧（唐老知道，我与瓦尔德海姆的保镖同坐一辆“上海”牌），免得延误下一个活动。”

“这怎么行？”我说，“还有一辆备用的‘上海’，您看可以吗？”我当时也负责车辆安排，留了个空车跟在后队，以防万一有车出毛病。这下子用上了。

“那太好了！我来坐。咱们是自己人，坐什么车都行。”唐老表情平和，坐了“上海”牌，跟在瓦尔德海姆坐的那辆“红旗”车后面。我见他同没事一样，也就不再心里犯嘀咕了。次日，当然换成了“红旗”。

-End-

文字 | 《我这个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栋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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