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文机构更名小插曲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3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工作，先后担任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中等教育、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基础教育司代司长，副助理总干事；2010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该组织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最高官员（职级相当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其间曾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力资源管理局局长；2017年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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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总干事决定给研究所改名，按规矩还要得到执行局的批准。我们必须在即将于4月初举行的第174届执行局会议上完成这件事，否则就赶不上签协议了。此时已经是3月中旬，我们起草了一份只有一页半纸的短文件，总干事提请执行局批准将该所名称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使它的名称与其目标和业务领域更加贴近。文件还有一个附件，是该所的《组织章程》，把内容中所有提到该所名称的地方都改为新名字。这一切在三天之内办妥，并且经过了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审核。总干事致信执行局主席，要求将本项提议列入会议议程。一切十分顺利，执行局列入了议程，文件被译成六种语言，散发给执行局成员。

但就在执行局开始全体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我忽然接到德国副代表普拉特的电话，他说他们刚收到关于汉堡研究所改名的文件，大使莱德尔对文件措辞十分不满，他现在在执行局会议休息室，希望我能马上去那里面谈。

我马上去了休息室，莱德尔大使和普拉特正在那里等我，大使与我握手之后马上说这份文件有一句话是德国政府不能同意的。我问是哪一句，他说是“新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既不是前基金会的法定继承人，也不对其负有责任”。他说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教科文组织不对原基金会负责，那么意思就是万一有事，德国政府要对其负责，这是他们决不能接受的。我说这是教科文组织的立场，德国政府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份文件是总干事提交的报告，表示的是教科文组织的立场。大使说绝对不行，文件虽然是在陈述事实，但实际上德国政府不同意。

作者（左）与施奈勒大使

（摄于 2007年）

他接着激动地站起来，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不与德国代表团商量。我很镇静地说：“第一，改名的事你们的施奈勒司长说了德国政府无异议；第二，这是总干事向执行局提交的报告，不是双方的报告，代表的是教科文组织的立场。”

莱德尔大使不听我的解释，又提高声调说绝不接受这段文字，说德国承担了教科文组织十分之一的会费，不能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但他马上又补充说：“我这不是对你发火，是对总干事，我知道自你接手与德国谈判后，事情才真正做了起来，我是对总干事不满。”

我不愿与他吵下去，说：“那咱们总得想个解决办法才行。”他要求把这段删去，我说：“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加上一句‘教科文组织认为’，明确这是教科文组织的立场。”他考虑了几分钟，说：“那可以。”我说：“这是我的建议，还要向上请示，但我会尽快给你答复。”大使此时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使劲与我握手，再三说：“请你不要介意，我发火不是冲你。”

作者（左）与副总干事巴博萨

（摄于 2010年）

此时已快到下班时间，执行局全体会议还在进行，我拿着文件到会场找到副总干事巴博萨，报告了这件事，说我的建议是加上一句话，表明这是教科文组织的立场。他让我征求一下坐在旁边的法律顾问优素福的意见。

优素福是个经验丰富的律师，后来当了海牙国际法院的院长，他说：“文件本身就是教科文组织和总干事的立场，这是很明确的呀。”我说：“可是如果不加上这句话，德国大使死活不干。”旁边坐着执行局的秘书长巴苏，他听了我说的情况，说：“要能改最好还是改一下，这位大使很固执。”优素福说：“不能取消这句话，取消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这个立场不对。”我说：“那么就加上‘教科文组织认为’吧。”他说：“你看着办吧，我没意见。”我问优素福愿不愿意签个字表示同意，他说这不是法律问题，所以不需要他签字，教育部门自己决定。

我回到副总干事身边，告诉他这种情况，他说那就加上“教科文组织认为”这句话吧。我当即在文件上加上，然后说：“你签个字吧，算你批准了。”他没有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为了文件上的一句话，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国际组织中程序之复杂可见一斑。回到办公室后，我先给德国副代表普拉特打电话，通知他已经得到批准修改了文件，希望德方接受这样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他回答说：“那就好，我们无异议。”

第二天一早，新的文件印了出来，六种语言都改了。我给普拉特电话，告诉他此事，他说又收到柏林方面一份很长的电报。我说：“我不管柏林说什么，我们考虑了你们的意见，修改了文件，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大限度了。再多，对不起，没办法，我不会再多改一个字。”普拉特说大概可以了。

视察在汉堡的终身教育研究所时与全体人员合影

（摄于 2018年）

两天后我在执行局会场上见到他，他说已经说服了柏林不再提新的要求。我说：“你们德国人呀，我可真不知说什么好，你们不让研究所搬走，又做不出资助承诺，还纠缠这些小事，太难打交道了。”普拉特苦笑说：“我也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呀。”德国外交官为了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那股认真劲儿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数日后，执行局通过了这份文件，正式同意研究所改用新的名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大概是“不打不相识”，之后德国大使每次见到我，都会热情地同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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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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