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线间的使馆岁月（中）

作者简介   

时延春 1942年2月出生于山东；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和外交部翻译室阿拉伯语译员，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馆随员，中国驻埃及、约旦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也门、叙利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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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那久困不解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与王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并逐渐趋向公开化、尖锐化。这两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

1968年8月23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近一两天内，萨那共和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乘机发起大规模攻城战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

萨那保卫战期间，作者（左五）等人到也门守城部队参观访问时的合影。（图源：《中东枭雄》）

郑代办作为一馆之长，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对馆内的工作作了一下交代，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我们马不停蹄，由远而近走遍各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谈完工作已近黄昏，新华分社的同志们要留我们吃过饭再走，我们谢绝了，决定立即返回使馆。

刚走出新华分社门楼，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这时，我们只好退回新华分社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变成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何时能返馆和如何返馆成了一大难题。郑代办立即给使馆打电话，一方面通报了情况，另一方面表示，我们正在等待回馆的机会。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晚，双方交战又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道路已被切断，汽车无法行驶，即使强行开车，因目标太大，危险性也更高。我们决定以步代车，步行返馆。郑代办及司机老姜和我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并做了分工。我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代办居中，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走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如有险情立即卧倒，或进行隐蔽。

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熄灭，但蓝天上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在地上撇下一片银辉。我们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脚下不时踏着炮弹碎片。

当我们临近中国援也医疗队住地时，突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也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他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制的，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们的身影时，个个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我立即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人。”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是萨迪格（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立即让我们通过，并派人护送我们。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使馆。

回到使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继续。我们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过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声。据了解，王室武装力量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其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制高点。在这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那天夜里，我们彻夜未眠，精神饱满地迎来了东方的曙光。郑代办吩咐我们分头与我驻萨那各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慰问。我分别与医疗队进行联系。当时医疗队分住使馆东西部两幢房子。我先到使馆西部的那栋房子，看到所有人员安然无恙，房屋也未遭破坏。

接着，我又去使馆东边那栋房子，门上没安电铃，我便按老习惯敲门。我足足在门口待了10分钟，又是用力敲门，又是大声喊叫，但无任何反应。这时，我不免犯了猜疑，莫非出了问题。于是，我绕到东墙根，便看到，那里的一段墙已被炮火击塌。我不费力气地越过断垣残壁，踏进院落，院内到处是破砖烂瓦和弹壳弹片。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呼叫，终于听到房内的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从北京医院来的外科医生王在同。王大夫告诉我，为抢救伤员，他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天亮前才回到住所，睡了两三个小时，不敢再睡，赶快起床。随后我又见到另外几位医生，正在烧水煮挂面。他们告诉我，医院里有很多伤病号需要紧急动手术，他们吃点饭要立即赶往医院。我看着这些医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什么炮火袭击，什么个人安危，全被他们丢在脑后。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履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去，多么崇高的白衣天使啊！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战前，萨那仅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士，中国医疗队大部分队员分在也门其他城市。萨那告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全部撤走，中国三名医生与也门仅有的数名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全部救护任务。

随着战火的继续燃烧，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加，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姆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

在正常情况下，我援也医疗队一般由辽宁省选派。但在当时文革特殊情况下，严重的派性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正常进行。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由实行军管的北京医院立即组建援也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萨那。北京医院的这支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

1967年9月，作者于也门萨那简易机场。（图源：《中东枭雄》）

由于萨那机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久久盘旋，终于寻找到炮火袭击的间隙时间强行降落。他们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我们不仅要加倍工作，而且要作好抗暴准备。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连续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读报纸、听广播、翻译各种材料，每天工作都在12~14小时。

使馆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夜班。由于使馆人手不够，便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协助。每晚6时半到次日清晨6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当时我们一个人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匆匆吃过晚饭，便立即参加值夜班，我们把它称之为“夜以继日”，有时刚值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便连续工作，我们便把它称之为“日以继夜”。

那时候，我们驻外使领馆每个人员的国外津贴为39元人民币。值夜班时，特别是下半夜，我们的处境可谓饥寒交迫。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夜班的同志共同享受一下。如果一个月轮上几次夜班，全月的津贴变得入不敷出，只好借钱。夏仲成同志告诉我，他当时也成了债务人。萨那形势好转后，我们才逐渐还清了自己的债务。

萨那被困后，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几个月，我们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的危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到也门经济部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由于陆路和空中交通均被卡断，我们几个月收不到家中来信。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中东枭雄》

作者 | 时延春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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