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在阿富汗的学习生活
作者简介
张敏 1959年，国家选派至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语）；1962-1969年，毕业后在驻阿使馆工作；1969-1978年，先后在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翻译；1979-1983年，任驻阿富汗使馆随员、三秘；回国后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二秘、副处长；1990-1993年初，任驻阿使馆临时代办（一秘、参赞衔）；1994-1996年，任亚洲司参赞；1996-1999年，任驻清津总领事；2000-2017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期间，2001年底-2002年初，率工作小组赴阿筹备复馆工作并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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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我在辽宁大学英语系读完二年级，暑假刚刚开始，突然学校通知我马上返校。匆匆返回学校后，系领导通知：我和另外3位同学已被外交部选定出国留学，分别去锡兰（今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南斯拉夫，要马上去北京高教部报到，做出国前的准备。我的方向是去阿富汗。接到通知后难免有些兴奋，可对阿富汗却一无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交往的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们一听说有人出国留学，自然会想到是去苏联。而阿富汗这个国家，平时却连名字都很少听到，很是陌生。于是跑到校图书馆，想查找一些相关的基本资料，结果只找到了一本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读后没有什么印象，又前往市内新华书店，还是没有发现更多的内容，只好慢慢再说啦。
集合到北京后，听高教部的有关负责人对我们讲解说，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我国同亚非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外交部感觉到了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能满足工作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从国内各大院校抽调一批外语系的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小语种（又叫非通用语言），具体事项由他们（高教部）负责组织实施。第一批100多人，分别派到十几个国家学习当地语言，我们去阿富汗的共5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辽宁大学。于12月初动身，途经莫斯科，前往喀布尔。
□ 莫斯科旧照
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又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心情都有些激动和紧张。由于天气不作美，当天莫斯科正在下雪，飞机先降落在伊尔库茨克停了几个小时，吃过午饭后继续行程。等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天色已晚，原定飞往喀布尔的航班已经飞走。由航空公司安排食宿，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了3天，等候下一次航班。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和久闻大名的红场，瞻仰了列宁墓。
3天后，登上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的飞机，可巧中途又赶上了强气流而迫降鄂木斯克，第二天才到达塔什干。在塔什干改乘伊尔-14小飞机，中间降落在苏阿边境小城铁尔梅兹加油后，直飞喀布尔。这架小飞机不到30个座位，飞行起来，四处透风，也挺颠簸。在飞越素有“阿富汗脊梁”之称的兴都库什山脉的时候，乘客面前的氧气罩落了下来，供人选择使用，不过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在意，因为空气稀薄好像并没有使我们产生什么不适的感觉。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最终降落在目的地喀布尔机场。
算起来，从北京出发，乘飞机前往一个和我们有着共同边界的邻国，一共花费了5天时间，真是不可思议。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和我们同机来阿富汗出差的何平、张慕先两位外交信使，次日返回莫斯科，因飞机在山中失事，不幸因公殉职。直到第二年山间积雪融化时苏联人才找到了飞机失事的地点。
□ 传统的普什图人旧照， 阿富汗埃米尔谢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及其儿子与部下。照片摄于1869年。
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阿富汗波斯语）是阿富汗的两种官方语言。我们5人中，2人由使馆指定学习达里语，我和另外两人学习普什图语。当时，普什图民族的总人口大约2000多万（21世纪初超过了3000万），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两侧的广大地区，其中阿富汗境内三分之一，巴基斯坦境内三分之二。
普什图族在阿是全国最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45%，而在巴基斯坦属少数民族，所以普什图语在巴的地位没有像在阿富汗那么高。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是塔吉克族，约占总人口的30%，操达里语。达里语在阿富汗全国的使用范围较广，它与伊朗的波斯语和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一起，有时被称作同一种语言的三种“形式”（form）。
□ 哈比布拉·汗
阿富汗的世俗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到了1903年，埃米尔哈比布拉·汗按照英属印度的一所中学的模式，在喀布尔创办了本国第一所国立学校——哈比比亚中学，当时包括小学部、职业部和预备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全国知名的普通中学。
查希尔国王1933年登基之后，采取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发展教育事业。在喀布尔相继出现了其他一些正规中学和小学，比如法国、德国、苏联等国援建的独立中学、阿曼尼中学、解放中学以及师范学校、技术学校等等。喀布尔大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全国唯一一所高等学府。
1932年，在法国里昂大学的帮助下，王国政府将一所卫生学校升格为喀布尔医学院，为喀布尔大学奠定了基础。其后，又与法国、德国、苏联、美国等国政府合作，将该学院打造成为当时亚洲同类学校中水平较高的一所，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以它为核心，陆续增加了药学、语言文学、农学、法学、经济、伊斯兰研究、工程、理学、美术、地球科学、新闻、社会科学、兽医和心理等14个学院。我们入学的时候，喀大尚没有集中的校园，校部和各个学院分布在市区的几个地点。由美国援助的新校区规模较大，教学楼当时还在施工之中。
□ 作者（前排左五）多年后重访喀布尔大学。
我们就读的学校是喀布尔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Letters），10名中国学生是根据双方的协议分批前来学习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的，受到了阿富汗官方的重视。喀布尔大学校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用先期来阿学习的几位中国学生的情况对我们进行了一番鼓励。权威的语言研究机构“普什图语学会”在自己的刊物《喀布尔杂志》上刊登了新来的3名学习普什图语学生的消息，并配发了照片，后来又按期向每人赠阅自己的刊物，一直到我们毕业时为止。
文学院位于“新城区”（Share Nao），是一个占地几百平方米的院落，只有一栋二层土木结构的小楼，看上去像是当时喀布尔市区一个普通的私人宅院。学院只设达里语、普什图语和历史3个系，学生总共不到100人。教师数量不多，普什图语教授有西·李什汀、学者阿·哈比比、历史学家穆·阿里，波斯语教授贾维德和埃尔哈姆等，都是很受学生们推崇的名家。
经常见到的有两位外教，一位是挪威籍的语言学专家，据说懂得18门外语。另一位是美国人，名叫潘泽尔，对普什图语颇有研究，用英文写过一本普什图语初级语法。不过我们没有听过他们的课，也没有任何交往。
校方从社会上为我们聘请的几位教师，都是当时阿富汗语言文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年龄都不到30岁，如哈比布拉·特盖、哈桑·卡卡尔、萨杜丁·史普恩和西迪克·鲁希等人，后来都成了学界的名人。
我们是从字母学起，而且学期不同于当地学生，所以单独开班，二年级以后偶尔听听大课。和我们一起上课的还有一位名叫胜滕猛的日本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学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经与校方商量，我们的学习时间制定为3年，共9个学期，没有寒暑假，仅在中国春节期间放几天假。学院的设施比较简陋，冬天用煤球炉子取暖。寒假期间，阿富汗学生和教职员工都不在，我们宁愿选择在室外温暖的阳光下上课，感觉比在室内强多了。
□ 喀布尔大学旧照
中国人来学习阿富汗的民族语言，在校内外的反响都很积极。一般人感到很自豪，为我们上课的老师同样非常热心。但在学习过程中还是要克服许多困难。比如没有适合我们使用的教材；老师虽然有著述，有名气，但却缺少教学经验。另外，初期是通过英语授课而又没有字典可查，有的生词往往要经过几次反复查对，才能基本确定其准确含义。最有趣的是，阿富汗境内几乎没有野生的狮、虎、豹这三个猫科动物，动物园里也见不到，所以，怎样通过英文来确定这三个对应词？老师和学生很是纠结了一番。
半年之后开始用普什图语授课，情况渐渐有所改进。有时我们自己在报章杂志上挑选一些想学的文章，请老师为我们讲解，有时老师专门为我们编写或翻译一些材料供课堂使用。师生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感觉学习效果很好。
二年级增加了阿富汗地理和历史课程，在历史课上，老师用普什图语讲述，我们做笔记，内容很丰富，但理解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于是我们产生了参观喀布尔历史博物馆的愿望。
□ 阿富汗博物馆
博物馆距离城区大约有10公里的路程，公交车没有固定路线和固定时间，所以在校学习期间只去过一次。博物馆位于达鲁拉曼，比较僻静，建筑物也没有那么富丽堂皇，但其展品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确实非常惊人，大半天的参观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在脑海里却留下一个极深的印象，作为历史课的补充内容。
展出的实物用默默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古代阿富汗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阿富汗在融合两河流域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亚文化方面起到的作用。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观如此规模的历史博物馆，受到很大震撼。不过，要想加深对阿富汗悠久灿烂历史的认识，观看一次只能算是开始。
□ 卡皮萨省随处可见的土砖窑烟囱
最令人开心的是二年级时，有一次我们3个中国学生获得学校的批准，和普什图语班的阿富汗学生一起参加了一次“教学旅行”。在夏天的一个早晨，一行十几个同学，由普语系主任李什汀教授带队，乘坐一辆租来的小面包车，一路上翻山越岭，前往东部卡皮萨省的尼基劳和塔高两个县，考察当地人使用的帕沙伊语（pashayi）和普什图语之间的关系。一路上，顺便欣赏了山谷间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美景。
到了县城，我们一行受到了当地头面人物的夹道迎接，受到了县长的接见。县长也是喀布尔大学的毕业生，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呐。他的办公室十分简朴，天花板上悬着一个很大的“风扇”。当天晚上我们欣赏了用帕沙伊语表演的说唱音乐会，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在村旁的大树下当地小男孩一板一眼地为我们放声吟唱了几首普什图语民歌，令人不能不叹服“每一个阿富汗人都是诗人”的说法。
和阿富汗同学在一起吃饭，第一次体验了一下吃手抓饭（“扑劳”）的滋味。首先有人提着小水壶和肥皂帮你把手冲洗干净，然后就餐。没有餐桌，一大块餐布直接铺在平地上，大家围着“餐布”席地而坐，共享美餐。夜里就在户外露宿，在村旁铺上地毯，就地而卧，盖的也是毯子。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感觉不到一丝露水。
白天，和同学们一起搜集一些方言土语。李什汀教授拜访当地清真寺的大毛拉，也带上了我们。两位老先生围绕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形势侃侃而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程的路上，在普里胡姆里的大纺织厂过夜。吃过晚饭之后，李什汀教授心情大好，和同学们一起就语言问题聊了很长时间。
回到喀布尔后临别时，我们向阿富汗同学赠送了小纪念品。平时，大家没有机会这样长时间地在轻松的气氛中相处，顶多是在课间休息时，抓紧时间互相说上几句话，也是为了练练口语而已。通过这次旅行，大家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临毕业前，使馆除了看我们在学校的考试分数之外，还用了独特的方式对每个人进行了一番考核：使馆懂外语的相关领导通过安排口头翻译任务，了解我们的口译能力，在心里打个印象分；“笔试”的方式是让每个同学翻译几篇新华社发来的新闻专稿。记得我翻译的稿子中有关于中国的穆斯林、植树造林、体操比赛等等内容，每篇1000多字。译完之后，由使馆向当地各大报社投稿，根据报纸刊登的情况得出“印象”。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在对我们进行“考核”，自然没有心理压力。
□ 阿富汗城市街道
在阿富汗的学习和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对阿社会有所接触，结识了一些朋友，亲身感受到了阿富汗人的淳朴、友善、好客的民族传统。
与周边国家相比，阿富汗也还算得上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其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人民生活远远谈不上富裕，但社会相对平静。绝大多数国民信奉伊斯兰教，信众每天按部就班坚持履行宗教仪式。群众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民族自尊心很强，但思想并不极端和狂热，很朴实，待人也有礼貌。在首都街上几乎见不到打架骂架的现象。
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多，就如同我们对阿富汗也有些陌生一样。我们刚到的一段时间里，走在路上，耳旁常常会传来小声议论：“Japani(日本人)。”需要我们一一更正：“Chinayi。(中国人)”然后互相会意地一笑，打个招呼。在同普通老百姓聊天时，有人会向我们发问：“中国也有国王吗？中国也种小麦吗？中国也有穆斯林吗？”等等。就是在这样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增进了相互了解。久而久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有的哈扎拉人开玩笑地朝着我们喊“老乡”（watandar）！
阿富汗多山，交通不便，限制了区域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因此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人的性格有些差异是很自然的，比如在广大部落地区，与城市相比，民族共有的特点在那里更多地展现出坚韧顽强、不容侵犯等粗犷、刚毅的一面。每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捍卫部落自己的利益。差不多人人拥有防身的枪支。他们同样很讲义气，殷勤好客，共同用一种特有的约定俗成法典来约束或指导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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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五进阿富汗》
作者 | 张敏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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