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我的武官生涯
作者简介
曹彭龄 1962年应征入伍从事军事外交工作，历任我国驻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及埃及大使馆副武官、武官，少将军衔。
第一次跨国出门
我第一次进武官队伍时是1964年。那时我和我爱人章谊还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们自从在北大学习阿拉伯语时开始，就盼望在新的“丝绸之路”上架起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谊的桥梁。阿拉伯国家有着古老文化，一直令我们神往。而今有机会走近它们，我们感到兴奋。我去的是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出国前的动员使我懂得外交战线绝不是想像的或电影上描述的那般浪漫，鲜花、美酒、红地毯……
没想到，到叙利亚后第一次上街就出了“洋相”。我在学校学的阿拉伯文，实际上是书面语言，只在写文章或正式场合才用，老百姓一般说的是口头语言，两者有不小差距，加上各阿拉伯国家都有各自习惯的土语、俚语和地方语言。所以当商店老板耐心听我用学校学的阿语说完后，立即取来我要买的商品，而我再问他价格时，他答的话，我怎么也听不懂。我涨红着脸让他重复了两三次，还是听不懂。最后，还是旁边的司机听懂了，给我“解了围”。这件事给我震动不小。
那时的叙利亚虽然是复兴社会党一党统治，但党内政治、宗教派系众多，相互争斗不已，是政变多发国，而且同宿敌以色列由于巴勒斯坦问题、边界及水源问题经常发生冲突，相互炮击。
我们不仅调研任务很重，在遇到突发政变时，在宣布戒严情况下，还须冒险外出：一是了解情况，二是同出访的我国代表团沟通联络，采取防范措施。我记得有两次政变时，恰恰都有代表团在叙利亚。一次是中国民间歌舞团，一次是出席世界军体篮球赛的“八一”男篮。
在领导和老同志们带领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同志，积极向上，刻苦学习，较快地适应了使馆的工作。作为军人，我事事走在前面，特别是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主动领取任务。
•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归国途经叙利亚，在机场与空军司令阿萨德（右一）亲切握手。图源：《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除了日常工作外，我们还常常接待国内团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那是1965年6月，原定周总理的专机在大马士革机场停留45分钟，加油后飞往开罗。但叙利亚国元首阿明·哈菲兹热情邀请周总理一行去总统府做客。周总理不顾旅途疲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把短暂停留和礼节性会见变成了正式访问与会谈。
我的父亲曹靖华（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与总理在北伐战争中相识，一直把总理尊作自己的引路人。现在，我为自己能成为周总理麾下的外交战士，并能亲自参与接待周总理感到万分激动。当我握着周总理的手时，除了问候一声“总理好”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叙利亚访问了一周。叙利亚政府安排代表团在距大马士革40公里的避暑地布鲁丹大旅社下榻。我有幸被大使馆派到那里做些联络工作，耳濡目染和亲自聆听陈老总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第一次经历战乱
1983年9月，我出任我国驻黎巴嫩武官。黎巴嫩原是中东最开放、最繁华的国家，素有“中东瑞士”之称。首都贝鲁特更是世界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娱乐的中心之一，其繁华程度不次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然而，这个地中海东岸的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阿拉伯和以色列势不两立的争端，以及黎巴嫩内部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势力的矛盾冲突，内忧外患，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中。
我到任时，贝鲁特国际机场自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以来，一直关闭。我只好先到叙利亚，后通过国际公路乘汽车到达贝鲁特。
按照那时的规定，使馆参赞（武官）以上的外交官的配偶才能随同出国。因为我当了武官，妻子章谊此时才可随同出国，成为新华社派驻黎巴嫩分社首席记者兼社长。黎巴嫩复杂的局势，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遇到。她一去，听到的就是一阵阵炮声和爆炸声。危险的时候，我们只能到楼梯、走廊或地下室里躲避。
作为武官，我必须经常面对面地与驻在国国防部谈公事。穆斯林民兵发射的炮弹就在国防部周围纷纷落下。值班武官来传达总长的命令：武官可以去避弹室。因为公事未完，接待我的武官笑着说：“我这里有客人。我们根据情况再作决定。”我们便在忽远忽近的一声声爆炸声中笑谈公事。待炮击停下来，我才急匆匆离去。时间久了，我们掌握了炮击的规律，好几次去国防部，都是赶在炮击前飞快驶过“绿线”，而从后来播放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发表的照片看到遭炮击的地点，正是我们10多分钟前经过的地方。
炮击严重时，也直接威胁到使馆的安全，特别是我到使馆后那大半年时间，由于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使馆遭到严重破坏，成了几乎是“未设防”的使馆：低矮的院墙有被炮弹炸开的窟窿，一翻就可以迈入；办公区及宿舍对外的一面，没有墙，都是整扇落地窗，和平的日子非常美观，但战乱中却丝毫也不安全。
我办公室的落地窗就数次被流弹击穿。有一次子弹打在玻璃门的铝框上，再高几十毫米就射中我的腿。主楼下的地下室尚可躲避炮弹，但那儿一半是仓库，十分狭小。所以炮击严重时，不少同志只能在走廊、楼梯处躲避和坚持工作。
那段日子是最艰苦的。作为武官，我除本身繁重的工作外，还要负责整个使馆的安全，特别是局势紧张的日子，尽管每夜有两名男同志轮流值班，但我往往只能合衣而卧，时时要关注楼上楼下炮击情况，好决定是否叫醒大家找安全地点躲避。而我爱人章谊作为新华社记者亦须时时关注局势发展变化，以便编发新闻稿，而在地下室广播、电视都受干扰，听不到、看不清。所以，这“值班”的任务，常常由我们承担起来。
• 作者与夫人在中国大使馆接见外国武官的情景。图源：《环球军事》
有一次，爱人和我一起去“绿线”附近了解核实民兵撤离情况，从“死人桥”（谢哈布桥，因民兵狙击手枪击过桥行人，打死多人，被改称“死人桥”）驾车去港口。经过广场时，4名武装分子看到我们，便开着吉普车狂叫着追来。我掉头猛开。那附近有一军事哨卡，作为武官我有权要求军方保护，不料那哨卡不知什么时候撤走了。
后面吉普车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我猛然拐上通向市中心的一条小街，并一个劲儿地按喇叭和打指示灯让前面的汽车避让。前面的车不知后面发生什么事，一辆辆靠边让路。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一辆、两辆……好几辆车把我们和那辆吉普车远远隔开，才轻轻松了一口气，从闹市区熟悉的大路开回使馆……
我感到庆幸与自豪的是，在黎巴嫩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我驾车外出次数、跑的里程不少于专职司机，而没有一辆汽车从我手中被抢走。在黎巴嫩工作生活的4年中，面对无休止的炮击、爆炸、冲突、武装绑架、劫持等等战乱，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当圆满完成任务、回到亲爱的祖国时，走下飞机，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祖国真好！和平真好！
第一次遭遇战争
我和章谊是在1989年11月赴巴格达任职的。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竟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这使我们又陷入另一场战争——海湾战争。
战争的乌云一天浓似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几十艘军舰、几百架飞机、几千门火炮、几十万人的大军一批批向海湾云集。伊拉克的战争动员也一天紧似一天，继燃料配额之后，粮食也实行配给，一人一天不到250克粮。
我国在伊拉克工作的劳务人员将“配给粮”带到使馆，里面全是“麸子”，喂牲口都嫌太粗，人又如何能下咽？教师、职工、学生，以至连我乒乓球教练和运动员都被征招服役，去应付战争。那时，我国在伊、科共有近万名劳务人员。在科威特的，不少已作了“俘虏”，被押送到伊拉克，问明是中国人后，通知中国大使馆去领回。人人蓬头垢面，只剩一件裤头，衣服、财物早被丢光，一无所有。
在伊拉克的中国人，伊拉克当局要求他们和伊拉克工人一样加班加点，准备一旦战争打起来，一方面把他们顶劳动力（把伊拉克人换下来打仗），一方面把他们当“和平墙”，希望借助这些“人质”所属国家政府及舆论压力，让美国不敢对伊拉克放开手打。
• 1986年10月，本文作者参观联合国维和部队芬兰营。图源：《环球军事》
局势十分严峻。除了正常外交工作之外，尽快撤走伊、科两国劳务人员和做好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的思想工作，是我首要的任务。每天我都是超负荷运转。我妻子章谊，同样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柔弱女子，同样要牵挂着丈夫、家小。
我在全馆大会上作动员宣布党委决定：劳务点上的人员、各公司代表未撤离，使馆人员不能先撤。并郑重宣布：即使打起仗来，使馆仅留下少数人组成的留守班子里，武官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
当我们把一批批劳务人员、公司代表处和使馆的同志送走之后，往日热闹的使馆变得凄凉。过去每到晚饭后，使馆同志总要三五成群沿着使馆外面的大路散步，那里是伊拉克当局规划的使馆区，不知什么原因，只有中国、保加利亚、阿富汗等少数国家在那儿建了使馆，到处都是空地。
战争逼近，劳务人员、公司代表处人员已安全撤离。使馆已一批批开始减员。章谊要求同我一起留下。“战争让女人离开”，但这却很难说服她。不少使馆都撤了。国内授权党委作决定。党委决定10个人留守，使馆处留下武官和他的一位助手瞿晓敏。章谊她才不得不服从。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后来国内下令让我们全部撤离，无论怎么申辩也没有用。1月13日，我带着作为武官却不能就近观察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万分遗憾离开了巴格达。
我到北京几小时之前，美国飞机、导弹袭击了巴格达和其他军事目标，拉开了海湾战争的序幕。而我们只能从西方媒体那里了解到战争的发展情况。一听到“海湾战争停火”的消息，我就立即要求重返巴格达。我等不及通往中东的航线恢复，便设法绕道开罗、安曼，终于同海湾战争期间留驻开罗的大使等人员于3月15日第一批返回使馆。
劫后的巴格达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没有电，没有燃料，没有汽油，连煤气罐都被附近居民或警卫们“借用”，只找到4只还剩半罐的煤气罐。我们只能用它们每天做两顿饭，而且严格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从大使、武官到司机、机要员一律平等。除正常的工作外，大家还有大量体力活要做。
我们只有8个人，无论活多重，人人都得动手。我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厨师”，轮到值班，也得围起围裙，提锅动铲，好在彼此彼此，不论厨艺高低，大家照样吃得很香……
• 1993年作者夫妇（一排右二、右三）参观伊拉克南部“禁飞区”。图源：《环球军事》
在战后的巴格达艰苦的环境里，章谊协助我做了大量工作。从黎巴嫩那一任的后半段起，新华社终于同意将她调到武官处工作。作为武官夫人，她以热情、诚恳和学识赢得驻在国军方和武官团同仁们普遍尊重。军方组织武官和武官助手去南方“禁飞区”参观时，强调这是一次工作访问并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美英军用飞机时时向“禁飞区”空袭，因而不邀请夫人参加。
而章谊却找到伊拉克军队的武官处长，说：“您宣布说武官助手可以去，对吗？我是武官夫人，但也是武官秘书和助手。我想，我不作为武官夫人而作为武官秘书和助手是符合条件的。”其他武官和伊拉克军官也笑着附和。武官处长顺水推舟，笑着说：“自然，您作为中国武官秘书，不在被限制之列。”于是，她是那一次去“禁飞区”参观的唯一女性，也是少数去过伊拉克南部“禁飞区”的外国妇女。
1993年8月，我们奉调去埃及。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脱离了“对阵”，也远离了战争。我们终于坐上了外交上所说的“热板凳”。
如今，我们夫妻俩卸任回国。几十余年的岁月，染白了我们的头发，我们相继从熟悉的岗位退了下来，把"接力棒"传给更年轻的同志。
-End-
文字 | 《环球军事》 2001-02-08
作者 | 曹彭龄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