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与外交同行的交往

 

作者简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因工作关系，我同越南外交部和越共中央对外部的接触最多。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孟琴早年曾在北京俄语学院留学。他虽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但十分有亲和力，丝毫没有官架子。

一次，我乘越航班机从胡志明市返回河内。就坐后，发现身旁坐着的是阮孟琴副总理，周围没有警卫和秘书。一路上我和他聊天直到河内。下飞机后，也没看见任何官员前来迎接，只有司机把他的随身行李放在车上，开车回家了。

1999年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右起依次为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常务副总理阮晋勇、祖国阵线（政协）主席范世阅、国会副主席张美华、越共对外部长阮文山、常务副外长武宽。

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常务副外长武宽。他比我小一岁，曾是外交部俄语高级翻译，当年越南领导人访问苏联，都是武宽担任翻译。他出任副外长后，中越之间的重要问题，都是武宽约我商谈。

1996年1月，我举行中越建交46周年招待会。当时我到任还不满一个月。武宽副外长代表外交部致祝酒词。他说：“今天的聚会是一次‘送旧迎旧’的聚会。”越方的翻译当即小声提醒他说：不是‘送旧迎旧’，而是‘送旧迎新’。”武宽则大声说：”我讲的没错，就是‘送旧迎旧’。所谓‘送旧’，是说我们刚刚送走了过去的一年。所谓‘迎旧’，是讲李家忠同志对我们来说，不是新朋友，而是老朋友。老朋友一起欢聚，更有特殊的意义。”

武宽的记忆力极强，谈话从不拿稿子，层次、条理非常清楚。找他谈什么问题，他也是只听不记，然后按照我谈的问题顺序逐一表态。不管谈什么问题，总是心平气和，慢慢解释。虽仍坚持了越南官方的立场，但从未使用过激烈的言辞。

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后，年近六旬的武宽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英语，很快便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一次，各国使节请武宽给大家介绍越南同东盟国家的关系，他自始至终讲的都是英语，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

武宽的夫人胡彩兰曾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同我夫人是好朋友。1997年，我夫人在北京做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武宽夫妇还专门托人把一包桂圆肉送到我家里。胡彩兰患有高血压，我听说北京的商店出售一种特制的皮鞋，可以治疗高血压。1998年夏我回国述职休假时，专程到北京新街口那家专卖店去买。遗憾的是没找到合适的型号，最后只买了一双质量较好的普通皮鞋送她。

武宽后来担任了政府贸易部长和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副总理。2007年8月，退休后的武宽夫妇应邀内部访华。他特意提出要同我和另一位前驻越大使齐建国见见面。我们前往北京华侨饭店，同武宽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2009年1月，越南外交部邀请前副外长刘述卿和几位前驻越大使、总领事与配偶到越南访问一周。已退休的武宽和夫人专门在饭店宴请我们。老朋友再次重逢，共叙友情，气氛热烈。

我同越南外交部其他领导也有着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11月13日，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越南副外长黎功奉（中）在河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有好几次，我同越南副外长黎功奉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个人交谈，事先告知只有我一人前往，示意对方也是一个人在场。见面时，为了让气氛轻松些，我不带笔记本，现场不记任何谈话内容。由于双方都不代表领导的正式意见，便没有顾虑，都可以较自由发表意见。事实证明，这样的气氛和工作方式有利于加强相互了解和信赖，消除某些误解，对双方都很有帮助。

对于越方需要我出面支持时，我也尽力而为。

2000年1月，越方在河内大戏院举行隆重集会，庆祝中越建交50周年，政府副总理阮孟琴等多位党政高级官员出席。这期间，越南同东欧一系列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庆祝建交50周年。越方的意向是为他们共同举行一次庆祝集会就行了，而东欧各国使节则坚持要逐个国家单独集会，这使越方颇感为难。

为此，副外长阮文梗拟召集这些使节开一次会，希望我能出席发言，帮他说服这些使节。我立即答应，并做了认真准备，终于和越方一起说服了这些东欧使节。阮文梗副部长对我十分感谢。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大使馆自然也是两党交往的桥梁。对于越共中央对外部两任部长红河、阮文山和两位副部长范文章、黄瑞江，我都很熟悉。

对外部的官员同大使馆办事，不太讲究级别对等，只要能解决问题，同谁接谈都没关系。这样彼此见面的气氛就很宽松。我约见对外部的领导，每次都能很快安排。有一次，为了准备两党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我在一天之内就同阮文山部长见面三次。

对外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为人热情友好，办事非常认真。每次越共中央总书记访华，范文章总是作为先遣组组长，先期到达北京商谈详细日程，把各项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有一个小笔记本，每天把各种待办的事情全部记在本上，从不会遗漏或耽误。因此，我们同范文章打交道总是非常放心。平时聊天则十分放松，有时还说些笑话。他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人们讽刺地把讲话总是老一套而没有任何新意的宣传干部称为：“二、三、四干部”，意思是说，他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对象是谁，总是宣讲老一套的“二、三、四”。

“二”是指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三”是指抗法战争分三个阶段，即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四”是指世界上存在四大基本矛盾。

一次，他无意中对我说，对外部的同志都喜欢吃中国的榨菜。于是我们从国内买了200包榨菜作为春节礼品送给对外部的同志，皆大欢喜。根据我的统计，我担任大使期间，总共到过对外部150次。

阮荣光和他翻译的越南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还要提及的一位朋友就是对外部的专员阮荣光，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我经常同他探讨一些问题。有一次，越南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请我写一篇序言。我对鲁迅没有什么研究，书又要在越南出版，我担心如写得不妥当，会产生负面影响，便拿着序言初稿请阮荣光提意见。得到他的认可后，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007年，阮荣光被派到越南驻华使馆担任公使。2008年春节前夕，他和夫人带着秘书到家里看望我，谈话中无意提起我的打印机出了问题。阮荣光马上说：“我来看看。”说着，便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直到半个多小时后修好为止。我笑着对他说：“公使当打印机修理工，实属罕见。”

2009年春节，阮荣光公使和夫人再次来我家，还带来了越南的春节特色食品米粽和肉饼。2009年6月初，阮荣光公使打电话给我，说明年（2010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120周年诞辰，越方将在河内举行关于胡志明主席的专题研讨会。鉴于我曾翻译出版过《越南国父胡志明》一书，特邀请我前往出席。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还有一位朋友是对外部礼宾司长范光英。他多次参与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的礼宾工作，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国领导人成都会晤，平时对大使馆的工作也给予过很多支持和帮助，但退休后患上了肝癌。

2002年，他自费到广东治病。一天，范光英从广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治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不久就要回国了。我问他既然有效，为何不在广州多治疗一段时间。他坦率地说：“钱花得差不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很不平静，琢磨能否通过什么渠道给他一些帮助。但有关主管部门都表示，外国司局长一级的朋友太多，财务部门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故爱莫能助。

我没有灰心，提笔给外交部戴秉国和王毅两位副部长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位越南朋友同大使馆的关系和他的病情，建议外交部责成广东外办派人代表外交部前往医院表示慰问。我信中没提任何一句资助的话，但两位部领导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结果批了一笔可观的资助款项。范光英激动不已，打电话来一再表示感谢。

-End-

文字 | 《印支外交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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