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作者简介  

杜勇 浙江黄岩人，1932年生；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转业后考入上海外语学院；1959年进外交部，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曾先后40多次出席联合国的有关国际会议。

1984年9月，外交部国际司派我参加了第39届联合国大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增长见识的机会。接到这一任务后，我很激动，也很高兴。过去，我一直在西欧地区工作，还从未到过美国。我从事多边外交工作已有多年，虽说在日内瓦工作过，但日内瓦办事处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联合国总部到底是什么样的？联合国大会是怎么开的？我还未亲身经历过。我想，我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于是，我积极地进行了会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业务分工，我的主要任务是去参加联合国第三委员会会议。联合国是个庞大的机构，每届联合国大会要审议的议题总有一百四五十项之多，可说包罗万象。为了便于讨论，联合国按问题的性质下设了七个专门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

第二委员会讨论经济问题；

第三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委），也就是我要参加的委员会，讨论有关难民、人权、毒品、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预防犯罪等社会问题；

第四委员会讨论反对殖民主义问题；

第五委员会讨论联合国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第六委员会是讨论法律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政治委员会，是讨论特别政治和新闻等问题的（1993年联合国为精简会议，节约开支，已将特别政治委员会与第四委员会合并）。

联合国大会会场

（张旭东 摄）

听说，三委是最热闹的一个委员会，也是斗争比较激烈的一个委员会，因为有人权问题的议题。为了使自己对要参加的委员会有所了解，我把第38届联合国大会三委的简要记录（约800页）和报告书（内载有三委讨论情况及三委通过的70多个决议）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并按问题做了详细笔记。通过阅读上述文件和有关资料，我对每个问题的焦点及各方态度均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我还认真研究了我国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初步做到了心中有数。

我国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由60多人组成，其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占一半以上，国内去的在20人左右。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我和国际司其他三位同志是作为“先遣部队”于9月13日离京去纽约的。

到纽约后，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并协助了解有关会议情况。准备工作包括熟悉联合国和当地环境在内。我到纽约后，先请常驻团两位熟人作向导去参观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办公区域模型

（张旭东 摄）

从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坐车约需半小时。联合国总部大楼外形像一个火柴盒子，共有39层，矗立在纽约东河之滨，一排图案与色彩各异的联合国会员国国旗，迎风飘扬在大楼前的广场上。为安全起见，联合国规定，人或车进入大门时都必须出示证件。当警卫看清我们乘坐的是外交车时，立即为我们放行。进入办公大楼，又有警卫再次检查出入证。

《联合国宪章》前言

（张旭东 摄）

我们从大楼底层开始参观。这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各委员会的会议都在这一层举行。大会议室除有100多个成员国代表的席位外，还有观察员和听众席。在每个代表席位上，都备有同声传译用的耳机和供代表发言用的话筒。在有些大会议室的代表席位上，还装有供通过决议草案时使用的绿、红、黄三种电钮：按绿色电钮是投赞成票，按红色电钮是投反对票，按黄色电钮是投弃权票。我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而且看得很认真，因为在以后开会时我都必须会使用这些工具。

2015年9月19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大厦一楼大厅与1952年拍摄的黑白资料照片对比。

在一层，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和餐厅。这个以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图书馆，是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成员国服务的。里边藏有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各种资料，包括各种会议通过的决议、宣言、公约和各国代表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文字稿等等。该图书馆全部使用电脑编号，查找资料很方便，是一个颇受大家欢迎的图书馆。

这里的快餐厅，面向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代表团成员，其价格比外边饭馆便宜得多。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每天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大批顾客。此外，还有供宴请的餐厅。

二层是我想参观的重点，因为我事先打听到，举世闻名的安理会和大会的会议厅都在这一层。不巧，那天这两个会场都不开会，门紧锁着，好在，我们还要在此开两个多月的会，以后总会有参观的机会。

于1959年上映的电影《西北偏北》中的

联合国总部大楼（大楼内景，非实景）

最后，我们到了代表休息厅。它位于大会厅和安理会会议厅之间，是个宽敞、明亮的休息厅。它不仅是代表们休息的地方，而且是代表们开展“走廊外交”、交流会议情报的地方。

会议期间，每天都会有许多外交官到这里来探听消息、会见朋友……它是联合国总部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场所。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吸引人的墙饰，那就是我国政府于1974年10月赠送给联合国的长城挂毯。它挂在这个休息厅最醒目的地方——大厅正中的墙上。这幅由天津地毯厂制作的高5米、宽10米、重280公斤的、色彩绚丽的巨幅挂毯，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它不仅向世界各国代表和来联合国参观的旅游者展示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和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而且还展示了我国精美的手工艺术。凡看过这幅挂毯的人，无不为之赞叹不已。

1974年10月7日，中国赠送联合国总部的礼品（长城）壁毯和成昆铁路牙雕交接仪式在二楼代表休息厅举行。（图源：《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与这幅挂毯同时赠送给联合国的另一件珍贵礼物是一个，由八个象牙组成的、重量为300公斤的、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成昆铁路面貌的精美的象牙雕刻。

按惯例，联合国大会于每年9月第三周的星期二开幕，12月中旬结束，历时三个多月。不用说，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举世瞩目。不论从会议的规模或是出席会议的规格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在日内瓦工作时曾出席过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如印支难民国际会议、向柬埔寨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的国际会议、非洲难民国际会议等，但这些会议远不能与联合国大会相比。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席代表大多数是部长级官员（多数为外交部长），也有不少是国家元首或其他政府首脑。这些人云集纽约，除了要在大会上发言外，还要在会外广泛地开展双边或多边外交活动。因而，这一时期是国际上外交活动最频繁、最活跃的时期。每年，我国代表团团长在纽约逗留的时间一般都在10天左右（各国代表团团长大致也这样，或停留更短）。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往往要会见几十位各国代表团团长。这样快速、高效率的外交，在平时是很难做到的。

联合国大会期间，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了。记得那年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美国总统里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一些拉美国家的元首。我对这些发言都很感兴趣，但限于时间，只能有选择地听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发言。现在回忆较清楚的是听里根总统的发言。

那天，常驻团派车送我们去会场。但汽车必须在上午9点前到达联合国，因9点后，有关街道将为里根总统的安全实行戒严。需要早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去占个位置——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得站着听，甚至要到会场外看电视实况转播。幸好，我们去得较早，当我们进会场时，二楼听众席上还没有多少人，我找了个好位置坐下，看看当天的《纽约时报》，耐心地等着。

不到10点，听众席上就已座无虚席。再看一楼会议大厅，人们也都在加快步伐走进会场。联合国会议上午一般是10点半开始，等到里根总统讲话时，整个会议大厅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两旁的听众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像一道坚固的人墙。也许是由于里根总统年轻时曾当过电影演员的缘故，他讲话时口齿特别清楚，节奏掌握得也很好，加之讲稿的一些段落写得比较生动，所以他的讲话，不管讲稿内容如何，还是很受欢迎的，赢得了不少掌声。

根据联合国礼仪，凡国家元首到联合国发表演讲，步入会场讲台时，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要陪同出场，讲完话，他们还要亲自送元首退出会场。所以，里根发言后，大会主席不得不宣布休会5分钟。此时，整个会场乱成一团，听众们纷纷往外散去。我们也趁此离开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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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杜勇在维也纳出席联合国第37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女外交官》图）

39届联大第三委员会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在青年议题下，讨论国际青年参与、发展、和平（1985年）；在妇女议题下，讨论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1985年）；在预防犯罪议题下，讨论第七次联合预防犯罪和犯人待遇大会（1985年）；在残疾人议题下，讨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年至1992年）；在老龄人议题下，讨论老龄人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这些议题都有较实际的内容，我们代表团在三委分别就这些议题作了发言。与此同时，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交友工作并参与了决议草案的磋商。

在联合国，讲英语的最多，其次也有较多的人会法语，特别是许多非洲法语国家的外交官。我学过这两种语言，这使我在三委能较广泛地结识许多人，及时了解会议进展的情况。俗话说，情况明，决心大。因为我们与各国外交人员有较广泛的联系，能较全面地了解情况，因而工作起来也就比较大胆。一名加拿大代表曾对我国代表团一名成员说：“过去，在三委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现在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代表所起的作用。”

通过这届联大，我受到了鼓舞，看到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从而坚定了我对搞好工作的信心。回国后，我把在这届联大三委的所见所闻分别向共青团中央、中国老龄委员会和残疾人联合会作了详细汇报。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贾棣锷、老龄委员会副主任魏恒仓等领导成员，以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王鲁光等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说我的汇报内容很具体，从中可以看到国际上对这些问题都比较关心，而且别的国家有许多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

当时，老龄和残疾人事业在我国开展不多，在这些方面我们与国外接触也比较少。因此，我把许多联合国成员国在会上所谈的一些观点和经验汇报给他们，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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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女外交官》（1995.2）

作者 | 杜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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