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在武官班当英文教员

熊真 外交官说事儿 2023-12-06

1949年11月初,熊友榛被派到北京西郊。在那里办了一个武官训练班,中央抽调人民解放军师以上的干部来受训,准备派遣他们出国,转入国际外交战线。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作政治形势报告,熊友榛教他们英语,武官班共有50余人,另有中年知识分子干部成立了一班,还有一批青年包括侨胞成立一班,由熊友榛一人教三个不同类型班的英语。

武官班的办学地点原是日本侵略军的兵营,来参加学习的学员每人至少带来一个勤务员,有的带来两个。熊友榛在第一课的开场白说:“你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立了功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党准备派你们转入国际战场进行斗争,需要掌握外语这个工具,所以,从今天起你们都是小学生,要从头好好学习,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6年,熊友榛、申健在上海合影

熊友榛认真负责地教学和辅导,但是那时她未能考虑到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学英语十分困难。熊友榛一心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逼得这些同志晚间在油灯或蜡烛(那时没有电灯)下苦学苦练,但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一天,熊友榛叫一位同志站起来答问,那位同志自知答不出就不站立。熊友榛不认识他,就在点名册上给他划了个“不到”的符号。那位同志周围坐着的战友们都想笑又不敢笑。从那以后,他们给熊友榛取了个外号叫“照相的”,意思是说,她把被点名的同志们答不出问题,在那里不动,看起来像是在照相,所以熊友榛就成了“照相的”。熊友榛听说此事后,对他们说:“我不也站着给你们讲课吗?如果你们坐在那里喉咙里小声嘀咕,我听不清你们说的英语不是吗?”

干校的校长曾为大家向熊友榛说情,说他们学英语难度很大,常常夜间在油灯下学习到11点多钟,成绩仍然不好,劝她多加体谅,放宽一些。熊友榛很为难,担心他们学不好英语,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熊友榛的丈夫申健在城里机关当科员,从城里到北京西郊,路途很远,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周末申健就借一辆自行车上街为儿子买点食物回家。

1950年尼赫鲁总理与申健亲切握手。

申健和熊友榛住在两间泥土地的平房内,用两条长凳上面铺一块木板便是床。儿子睡着从美国带回的小床,女儿睡在婴儿摇车里。当时是供给制,按规定分大、中、小灶,熊友榛吃中灶;凡有两个小孩的提供一个保姆(有一个小孩就和另一家合供一个保姆)

一天,保姆扫地,因尘土太大,用棉被盖上女儿睡的小车,便领着大孩子出去玩。此时,熊友榛也已上课去了。幸亏申健偶而因事顺便回家看看,发现女儿已被闷得不能哭了,若非碰巧申健回家,女儿就没有命了。

不久组织派申健出差去香港,后来听说申健由香港回北京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冬季,熊友榛穿着组织发的一套灰布棉袄裤。当时不发罩衫、罩裤,办公室和住房都烧煤炭炉。一个冬季过来,熊友榛那套棉袄裤脏得令人不堪入目。当申健出差从香港回来时,一看她那套脏棉衣,惊呆了。多少年以后,申健还提起她那身脏棉衣,足见印象深刻。不过熊友榛经常换洗衬衣裤,以维持最起码的清洁。即使这样,熊友榛也曾因为给两个小孩用两条毛巾洗脸,竟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不久之后,武官班结束了,后来大部分学员被委派出国担任大使、武官、参赞,或在国内任副部长、司局长等职务,熊友榛也于1950年5月被派往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熊友榛在英语班的时间不长,虽然熊友榛未能把同志们的英语教好,但是同志们却坚守中国尊师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当他们见到熊友榛的时候,总是尊敬地叫她老师。熊友榛也总是惭愧地说:“不敢当,我确实对你们的帮助太不够了,很抱歉。”

直到1992年,曾任我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和何英两位同志,在一次公开场合见到熊友榛时,仍一同站起来喊“老师”,熊友榛感到惭愧,一如既往地说:“不敢当。”他们却坚持说:“老师就是老师嘛!”

— END —

图文 | 《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

著者 | 熊真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