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一封家书

 

作者简介    

王志勇 上世纪90年代，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先后两次赴中东及海湾地区执行任务；在海湾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驻该地区的首席军事联络官。

1969年入伍后，没赶上对印反击战及珍宝岛反击战，也与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擦肩而过，就连抗洪抢险、震后救灾也没参加过，所以我不算是参战老兵。但在非洲丛林、南美雪山、中东、海湾地区，穿过硝烟弥散的战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面对残缺不全的战友、同事、同胞的遗体，我欲哭无泪…… 尽管是业已久远的往事，却仍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身为军人，我绝不会畏战；但作为人类，我憎恨杀戮！

我常对女儿说：“农民靠力气吃饭，工人靠技术谋生，知识分子靠知识立足，而军人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签约。”

在军营里长大的女儿虽说没有当兵，但早已被“兵文化”渗透。她穿着她妈妈的旧军装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唯一能唱完整的歌是《军营男子汉》，就连未满百日的小外孙女也会在摇篮里跟着姥姥《打靶归来》的歌声，手舞足蹈地“啊！啊……”

一直对缺席女儿的成长深感愧疚。第一次离开她出国时，她刚过百日。待回国时，她已经能到军人服务社去给自个买冰棍儿了。记得她对我这个爸爸一直很排斥，直言：“我喜欢照片上的爸爸，没有胡子。”还经常质问她妈妈，“你怎么给我找回来这么个爸爸？！”

因为常年在国外工作，在家时间太少，女儿一直对我敬而远之，成年后坦称，直到9岁半才开始逐步接受我这个爸爸。

记得是1992年4月初，我赴以色列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执行任务。一大早，我叫醒仍在沉睡中的女儿说：“我要去机场了……”

女儿突然起身抱紧我的脖子大声哭喊道：“爸爸！能不去吗？！”

听到女儿叫我爸爸，悲喜交加，我轻轻拿开她的手，流着泪说：“不能……”

对父母，我亏欠的更多，16岁离家后很少回家。每次探亲回来，他们工作忙，我也热衷与老同学、朋友聚会，几乎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和父母谈心，直到父亲最后弥留之际，我拉着父亲的手说：“对不起！爸爸！”

父亲挣扎着睁开眼，吃力地说：“不能那么讲。你现在能在医院里照顾我，我很高兴。虽然你一直不在家，可是你从小学会走路、说话、上学、当兵、提干……每个进步都已经让我高兴了。如果现在你要去做更重要的事，不能在这里陪我，我会更高兴。”

正如父亲所说，为了“更重要的事”，我离开了垂危的父亲回到部队，没能陪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打小军人出身的母亲在我心目中就很威严、神圣，离我很远，遥不可及。我入托、上学后，大多是一周或两周才能回家一次，且只住一晚。母亲不加班时也会在家跟我说几句话，问的最多的是“上几年级啦？和同学打架没有？”诸如此类问题。记得儿时，父母亲只带我们兄弟四人去过一次趵突泉，成为我童年中回忆最多、记忆最深的一件往事。

当兵每次探亲后回部队前，母亲总是说她身体好，没大毛病，让我别挂念。写信也总是称自己能吃能睡，都很好。唯有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时，口气变了。

2005年8月初，那时我在非洲任武官，刚刚开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接到母亲从国内医院病房里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说：“你不是说只要我积极配合治疗、好好吃饭，就回来看我吗？我今天吃了半个烧饼，你什么时候看我啊？” 

数天后跪到母亲的病床前时，她认出我，却已经说不出话了。

也许是我一直不在母亲身边的缘故，以往每次给母亲擦身、按摩都是我哥哥和两个弟弟的事，我从未插手干过。就在母亲进入昏迷的前一天，我打来一盆温水，让我哥哥弟弟给母亲洗脚。坐起身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一把抓住我的手按进水盆，我顺从地蹲下来，给母亲洗脚……

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洗脚，也是最后一次。

父亲母亲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比我们这一辈人更理解战争的含义。对他们的四个儿子当兵不仅没有丝毫犹豫，且十分自豪，有时也会不无得意地给别人介绍：“老大、老三是海军，老四是空军，二的是陆军。”

1986年父亲病危住院，我急急匆匆从部队赶到医院给他报喜：“我调北京总部机关了！”父亲并无喜色，沉吟片刻，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在部队好，当兵就该上战场。”让我想起刚当兵时父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兵就应死在战场上，子弹应该从胸前打进去……

母亲则从未说过如此阳刚的话，每次我出国前只要她身体状况允许都会来北京一趟，说是来看老战友。但她从未去机场送过我，只是在我出门前抚着我肩膀说：“好好地……好好地……”

1997年4月，我去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前，母亲最后一次来京，带来一大包照片和文件，包括我周岁照、出生证明、小学毕业证、入伍通知书、五好战士证书，以及父亲写给我的信……说：“我岁数大了，以后你自己保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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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4日晚，我跪在母亲病床前想了很多，悔恨自己不是个孝子，好多该和母亲说的话没来得及说，很多该问的事没来得及问，甚至不知道她父亲（我姥爷）的名字……

天亮了，我终于想出了一件能够宽慰自己的事：对父母我尽的最大孝是每次远行都能活着回来！每次回济南前都会先去理发、染发、洗澡，换身整洁的军装去见久别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在国外是如何开洋眼、享洋福，只字不提受洋罪的事。

次日凌晨，给业已陷入深度昏迷的母亲磕了三个头，我起身去车站赶火车返京，刚抵达北京站便接到电话：母亲走了。

扪心自问，最愧对是老婆。结婚四十多年来，离多聚少，照顾孩子老人都是她一肩挑，家对我来说似是个驿站，常来常往却不久留。迄今，女儿回家给我打过招呼后的第二句话多是：“我妈呢？” 好在她妈也是个当兵的，不太在意我这个有家少归的毛病。只是有次我从科威特回国休假一周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1997年底，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北京家中。老婆从国防大学下班回来打了声招呼就进厨房做饭，半天没出来，直到女儿放学回家喊爸爸，她才从厨房出来，十分客气地把饭菜端上桌，看着我的脸和我聊天，从大学相识聊起一直谈到女儿出生、上学。我发现她记忆出毛病了，连结婚时间、孩子的生日都记不清。时隔多年后才知，是因我当时已经瘦得脱形了，以致她怀疑我被调包了，尽管女儿一再坚称是爸爸，可她仍不相信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真是我。

我们老兵村里有块广告牌上写着：“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 乍看似挺豪迈，细思颇感有些落俗套。真正的军人是一旦穿上军装，这条命就不是自个说了算的啦！

军人大致分两种：怕死的和不怕死的。说实话，我当属“怕死”系列。每次出国都希望能活着回来，因为心里知道，父母、妻儿都在国内盼着我早日平安回家。后来发现怕死的也会死，不怕死的也不一定能死，心想如果是跪下和站着横竖都是个死，就不如站直了再死。于是就不像起初那么怕死了。

尽管期待活着回来，但当兵的干的多是玩命的活，不得不做些回不来的准备。每次出国前，我都会背着老婆交给在京的堂弟一封写给她的信，交代一旦我回不来请她代劳的事，并嘱堂弟如我平安回国即可烧掉，不要让她们娘俩看到。不想堂弟擅自做主拿出其中一封念给不太用功的女儿听，旨在教育女儿发奋学习，这也是我老婆看到的唯一的一封“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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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权当遗书的信未提及任何热爱国家、人民及党的文字，更无一句豪言壮语，全是些在啰嗦自家的琐事，政治站位不高，因为这只是写给我老婆一人看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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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蓝波湾庄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 | 王志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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