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作者简介    

李连庆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人；1925年出生；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代理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

每当我走进古老幽静的中南海、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清秀优美的钓鱼台、繁华漂亮的北京饭店，就会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会见和宴请外宾时那种庄重、坦率、热情、谦虚的风度。仿佛又听到周总理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的宏亮声音，同客人们亲切交谈时的爽朗笑声。

△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丰富的革命经验、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想、锐利的眼光、坚定的原则性、灵活的策略性，同来自五大洲的客人，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社会名流、科学家、作家、记者、演员、运动员、企业家等等，或是举行正式的会谈，或是友好的会见，讨论中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大事及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诚挚地、胸有成竹地回答外宾提出的问题、要求，即便一时不能解决的事，也都作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使对方感到满意。有时为了使客人深透明了某一个问题的前因后果，他旁征博引，一谈就是几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一天谈不完，第二天接着再谈。对于那些少数不友好或抱有敌意的客人提出的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总理也善于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驳斥对方的论点，阐明我们的立场。

我曾见到过由于总理义正词严的讲话、高超的外交技巧，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的情景。有时总理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亲自向客人们进行调查研究，甚至不惜花费几天的时间，耐心听取他们的介绍。

所以凡是与周总理接触过、交谈过的人，无不钦佩总理的伟人风格和杰出才华，钦佩他的魅力、智慧、机敏和精力，说周总理“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伟人”“有非常令人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是一个温文尔雅，通达人性，永远是对人面带笑容，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有着钢和冰的性格的人”“是一位持有他同时代人无人能比得上的对世界看法和全球观点的人物”，说他“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是“卓越的谈判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的外交家”。

周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这是世人所公认的。他无论是在谈判桌上，在同各国外宾会谈、会见时，还是在唇枪舌剑的外交斗争中，都能运用自如，从容不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周总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 周恩来总理

1971年夏季，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随同南斯拉夫外长访华，她特意提出要求采访周总理，请总理回答中国对当时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尽管总理公务繁忙，但还是慨然应允了。一天下午，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她，同她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总理极其诚恳、耐心、明确地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达拉对于这次采访非常满意。事后她一再向我们表示，能同周总理谈话，又谈得那么长，是她一生中最荣幸的事了。

达拉回国以后，立即根据记录写了一篇题为《周恩来同〈信使报〉记者的谈话》的长篇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她同周总理谈话时的情景、经过、内容。达拉写道：“我请翻译告诉总理，他在我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有机会同他谈话深感荣幸。”

达拉描写谈话结束同总理握手告别时的情景说：“我本来想就在大厅内同中国总理告别。但客气的周恩来把我送到门口。他曾在那里迎接我。我向他告别，热烈感谢他的好客、诚挚和坦率。只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才具备这样的特征。夜幕已经降临，但人们告诉我，他还没有吃午饭。在谈话过程中，女服务员几次进来，一再提醒周吃午饭。但他在和我们告别后又走进另一间大厅，朝鲜新闻代表团已经等了他好久。精力充沛和不知疲倦的周，每天就是这样生活。”

1977年春，达拉再次来中国访问。她从她的手提包里把当年周总理接见她时合影的彩色照片拿给我看，并热泪盈眶地对我说：“周总理不仅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爱、尊敬，也受到我们南斯拉夫人民的尊敬。不，全世界的人都崇拜他。”她还告诉我，她写的那篇“谈话”，在南斯拉夫，在欧洲，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长期负责中央领导工作，掌管国家大事。他还担负着直接领导我国外交工作的重担。总理每天要批阅许多的文件、处理许多涉外的事务、会见几批客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无怪乎有人说总理是世界上工作最多、休息最少的人。

工作如此忙碌，事情那么繁杂，总理却是一丝不苟，细致、具体。一天下午，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位外国客人，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了，外宾的兴致很浓，接连提出问题请教总理。总理不便中断谈话。这时的时针已经指到7点半，总理还没有吃晚饭，而他已约好在8点钟要在宾馆里会见另外一位外宾，眼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总理觉得让贵宾等在那里不好，他一面听客人谈话，一面伏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要我打个电话给在宾馆里的接待人员转告那位贵宾，“会见要推迟一个小时到9点钟”。

总理的条子上写得明明白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打电话、打给谁。这张总共只有46个字的字条，最生动地体现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的周到、多么的细心，又是多么的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了时刻铭记和学习总理的精神，我一直珍藏着这张字条。

△ 1971年，周总理与访华的基辛格博士会谈。

1971年夏天，一个友好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总理主持接待和会谈，并且亲自陪同到南京、上海访问参观，耿飚同志和我也随机前往。总理指示我们在旅途中要与对方有关负责人就联合公报问题进行商谈和交换意见。在上海锦江饭店，耿飚同志与我同对方外交部长、中央联络部长会谈了多次，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在回来的飞行中，我们见到总理一直与贵宾面对面地坐在那儿畅谈。几次想找总理汇报工作，可是每次都见他们谈得那么热烈、友好、诚挚，不好打扰，但细心的总理早已洞察我们的心思。

当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总理先陪同贵宾走下飞机，当耿飚同志和我从飞机上走下来时，见总理正站在飞机的扶梯旁边等待着我们，他亲切地问道：“联合公报稿写好了吗？”我当即回答说：“已经好了，请总理审阅。”总理说：“那好，给我吧。”我当即将公报稿交给了总理，总理接过文件，满意地笑了一笑。就在当天夜里，总理看了联合公报稿，指示我们哪些方面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耿飚同志、姬鹏飞同志带领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连夜作了修改，又送呈总理审阅。第二天一早总理就把经过修改的联合公报稿批了下来。

总理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访问，作为70多岁高龄的人已经够疲劳的了，回京后本应休息，可是他却又操劳了一夜。不仅如此，第二天上午9时又同外宾继续举行会谈，毫无倦意。总理这种不知疲倦、精力充沛地连续工作，绝不仅仅是一种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在我们总理的心中时刻想到的是革命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

上午会谈完了，总理要耿飚同志、姬鹏飞同志和我留下，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一面吃饭，一面讨论修改一个文件。大约进行了两三个小时，文件才修改完，总理又叫我们三个人马上到钓鱼台外宾的住地，同对方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谈。由于我的粗心，忘记了把经过总理亲自审阅、修改的那份文件带走。

当我们刚刚开始同外宾会谈时，总理派人把那份稿件送来，在稿件的上端亲笔批了几个字：“这本文件，你们未带去，请参阅。”落款“周恩来”。我一看，不由得满脸惭愧，心中责备自己为什么这样粗枝大叶呢？总理每天处理不知多少国家大事，却是那样的细致入微。总理虽然没有批评我，然而给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难忘的。

△ 1971年，周总理与访华的基辛格博士会谈。

总理遵照我国既定的外交路线，多次不避风险、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出席国际会议，访问欧、亚、非许多国家，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大旗，支持被压迫国家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奋斗。

有一次，总理出访四个国家，我有幸作为陪同人员，随行访问。在访问期间，我亲眼见到，总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破格的接待。国家元首、总理、党和政府要人亲自迎送、陪同参观。总理乘坐的汽车在街上经过时，许许多多群众自发地夹道欢迎欢送。有的国家主动提出，要求总理外出时能乘坐敞篷车，让广大的群众看看这位富有盛名的伟人、中国的总理的风采、仪表。有的国家举行几万或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那种热烈、隆重、盛大的情景、气氛，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随同总理访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谈判文件、公报、总理的讲话稿。记得总理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时常亲自指示我们文件如何起草、讲话稿怎样写，不仅仅告诉我们要点和精神，还对具体的段落，甚至措词都予以指点。每个文件、讲稿草成之后，总理总是要亲自审阅、修改，一句一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我喜爱照相，尤其喜爱照彩色幻灯片。在随同总理访问期间，每当总理在机场、在群众大会上、在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等场合，我都尽量地寻找机会，选择镜头，赶快拍摄，摄取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至今，我仍珍贵地收藏着，有时还拿出来放映，给同志们看，给孩子们看。每当看到总理当时的光辉形象，就不禁回忆起当时陪同总理出国的情景。

△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和缅甸、巴基斯坦，后又和宋庆龄副主席一起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次亚非13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途中周恩来总理一行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

我们在外交部工作，有机会能够经常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指示和教导。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我主持苏联东欧司的工作。总理既管外交工作又管指挥军队作战，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见到总理，有时一天能见到两三次。白天、晚上或是深夜，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我和乔冠华同志被总理找去，汇报情况，研究形势，讨论斗争方案，处理案件，拟定谈话稿或照会、备忘录，一谈几小时，常常通宵达旦。

回想当年总理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被见的人都是不约而同地怀着又高兴又紧张的心情。高兴的是，能够当面听到他老人家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以及他的重要指示、精辟的见解、有益的教诲。紧张的是，害怕总理的“考试”。总理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作风，就是经常向下面同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而我们往往由于看材料少、研究不够，一旦遇到总理“考试”，回答不出来或是回答不完全，总理就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们：“你们这些当司长的不看材料，不研究形势，不提出看法，拿不出办法，那怎么行啦！”

还有当总理问到不属于我们主管地区的事，有时回答不出来，总理就批评说：“作为外交部的一个司长，不能只管本地区的事，必须熟悉了解世界各地区的情况。”每当受到总理批评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很不好意思。总理已经是六七十岁的高龄了，每天日理万机，可是他对于国内、国际的，这一国或那一国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有一种惊人的记忆力，凡事只要经他一过目，就能熟记。而我们年轻力壮，担负的工作又少，时间也多，却不能当好总理的参谋，为总理提供材料、看法、意见，反而时常要总理提醒、指点、操心，怎能不感到内疚呢？

△ 周恩来总理

总理一向赏罚分明。他对我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总是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及时地进行批评，有时非常严厉，但是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从不声色俱厉。所以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爱护和教育。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都说这个报告写得好，有情况，有看法，有方案。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司长以上干部讨论国际局势。恰好当天总理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发表了讲话，总理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今天讲话的意思吗？”我想了一会儿说，“总理今天的讲话矛头是对着苏联的，有意讲给他们听。”总理满意地笑了，并向我点点头。他说，“你们搞外交的要善于听话听音、察言观色。”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宴请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苏欧司司长、礼宾司司长等。阿尔巴尼亚驻华公使泽契·果阿利同姬鹏飞、乔冠华、韩叙和我在一张桌子。果阿利是这个桌子的主人，很兴奋，酒喝多了些，还不停与我们干杯。宴会结束时，果阿利已经醉了。他自己开车回使馆，途中撞伤了一名中国工人。

过了几天，总理知道此事非常生气。他把我们几人找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该看着果阿利过量喝酒，不加劝阻。果阿利虽是主人，但他是在中国，还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总理又教育我们说，“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克制，喝多了容易误事。”

△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

1973年初，我奉调到日本工作，从此再也未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虽说还能经常听到传达总理的指示，可是我内心里多么渴望能见到总理，坐在他的身旁，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后来听到周总理患病的消息，感到忧心忡忡，希望能找到一种新药品治好周总理的病。可是病魔夺走了我们的总理，我们担心的一天终于来临。

当电波里传出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种无法形容的哀痛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我再也见不到一生无私无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了。写这篇文章以寄托心中的哀思。周总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End-

文字 | 《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作者 | 李连庆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