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会议杂忆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四引擎飞机停留在布拉格的机场上。银色的机翼在金色的阳光下熠熠闪亮，飞机正待振翅高飞。
4名衣冠楚楚的中国旅客从舷梯登机，金发碧眼的航空小姐笑迎在机舱口。进了舱，在空姐的引导下，我们走过许多罩着油布的堆积物，却不见一名旅客，也没有一把舱椅。正纳闷间，已走到机尾，那里倒是整整齐齐地摆着4个标准的航空舱座。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为我们四人特地准备的。原来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从布拉格空运代表团的“辎重”到日内瓦。我们不是押运员，也无须押运，而是搭乘便机，为国家节省4张机票的费用。
坐定后，空姐手托小盘，送来了糖果。那时，机舱的设备较差，起飞或降落时旅客都要口含糖果，以减少耳膜因气压变化而受到的疼痛。我从盘中拣了一颗，剥去了纸，送进了嘴，然后又向小姐索要清洁袋。其他3位同胞也纷纷模仿。她笑了笑，转身离去，不多时回来，人手一个向我们发了防渗纸袋，心里可能在想：这些中国人真“土”。请别见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飞机。事先，好心的同志警告说，乘飞机十分可怕，如遇上恶劣气候，呕吐起来，牵动五脏六腑。我是未雨绸缪，预先向空姐要了口袋，以防不测。
日内瓦会议出席证
（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一路顺风抵达了日内瓦，从此得到经验，乘飞机并不那么可怕。但话也得说回来，50年代航空旅行仍不是一件快事。不知是否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作用，每次乘坐苏联民航飞机时，一登机就闻到一股特别的机油味，我便开始头晕。有一次，在依尔库茨克上空还遇到暴风雨的袭击，人好像是从高楼下坠，接着飞机又猛然爬高，一上一下，几十公尺，五脏六腑差一点没有呕吐出来。
代表团的“辎重”——一个个的大木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需要万里迢迢，从北京路运至布拉格，又从布拉格空运到日内瓦？答曰主要是两类物品：一类是炊餐用品，另一类是工艺摆设，都是开展对外活动所需。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会议，也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出现于国际舞台。中央十分重视此次出访，给予大力支持。代表团不仅在方针政策上和干部配备上做好充分准备，物质上也得到必要的保证。
宴请和会见是外交活动的两个重要形式，尤其是宴请，它不仅可以彰显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表现主人的热情好客，它更是宾主增进了解、交换信息、共商对策、达成谅解的重要途径。国际会议有个特点：许多妥协和解决方案并不是在会议上，而是在私下的接触中取得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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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在日内瓦周总理住用的别墅前留影。
中国代表团的对外活动是围绕着团长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代表团为总理在日内瓦郊外租了一座漂亮的别墅。那里，总理宴请了各国代表团团长、外国使节和国际知名人士，如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莫洛托夫、范文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卓别林等。为此，国家特地为总理配备了两名特级厨师。他们的烹调手艺备受客人的称赞，周总理也表扬他们为代表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无须解释，中国烹调需要特殊的炊具和作法、调料，饭桌上也需中国式的餐具。这些用品和原料无法在当地取得。中国的烟酒是待客的必需，也是送礼的上品。
会客厅和宴会厅还需有适当的摆设，如书画、瓷器、雕刻、刺绣等，以表现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主人的情趣及修养。不要小看这些摆设，它们也是宾主交往的重要内容。
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网络图）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他的回忆录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中国人住在一座比我们还要大和漂亮的别墅里。我们会见的房间中摆了一些漂亮的中国瓷器。我们结束了交锋，正待离去时，我走向这些瓷器，说它们何等漂亮。周恩来显得高兴，我们就讨论起来。一部分瓷器是从中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借来的，其他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从中国直接运来的。周恩来本人对瓷器有无浓厚的兴趣我说不准，但我想他的爱好表明他懂得中国的工艺对于他的客人的重要性。我们走进其他的房间，看了更多的范品。轻松的几分钟我过得非常愉快，这在会议期间是不多的。”
艾登说得不错，在瑞士航空公司的大飞机上，也有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来的珍品，装在大木箱里。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
（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代表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工作人员百人，这是会议的需要，也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机会。除总理别墅一摊子人之外，其他人员初抵日内瓦时，住在市内“玻璃袜子”旅馆。“玻璃袜子”是法语“美丽的岸边”的谐音，大概是因它滨靠莱蒙湖（日内瓦湖）而得名吧。代表团租用了旅馆整整的一层楼，办公和住宿兼用，以利联络和保卫。
日内瓦是个国际会议十分频繁的地方，也是国际旅游胜地，是个高消费的大城市。对大部分中国团员来说，就是在日内瓦，他们开始了同西方生活方式的直接接触。
我和几名青年人住在旅馆的最高一层。不像现在的旅馆，最高一层往往是“总统套间”的所在地。我们的顶层却是一层阁楼，窗子窄小，打开窗户，不见“花园城市”的美丽景色，而是后院里破旧的屋顶，它们无疑是旅馆中房价最低的房间。然而，各人住的却是单间，面积约有30平米，地毯、沙发、席梦思一应具备，跟国内简陋的集体宿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简易房间，不带浴室，但房内有一洗脸盆，盆架两侧各有一条两头相接，可以循环使用的布巾。这分置左右两旁、长长的布巾作何使用，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右边的是擦手用的，左边是擦脚用的。有的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区别。研究了半天，没有达成共识。为何一条小小的布巾竟引起争论？事出有因。
为了增强抵御“资产阶级香风”的能力，出发前我们几个青年人还专程到北京饭店去体验一下生活。虽然那时的饭店还未扩建，孤零零的一座老楼陈旧不堪，但它的“豪华”已令我们瞠目。进了一间套房，浴室里见到一个矮矮的、长圆形的、脸面朝天的白瓷设施，有的同志不知它是何物，便乱拧开关，被喷了一脸的水。事后得知，那是冲下身用的卫生洁具，后悔不已。从中，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新鲜玩意儿，不知是何物，切勿乱动，以免洋相。
洗澡间是公用的，使用时找旅馆服务员要钥匙。第一次试用时，我朝浴缸放了大半缸的水，不仅水清见底，而且水质很好，呈自然的浅绿色。日内瓦的用水，源自阿尔卑斯山的融雪，故而如此透明清澈。我跃身盆中，半浮半沉地浸泡在这圣水中，实感劳累之余泡个热水澡乃人生一大享受。泡着，泡着，记忆把我带回到两年前的一次经历：
杨冠群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室门前
春节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要沐浴更衣，以象征除旧布新。可是在战争的环境下，条件十分艰苦。夏天好办，溪流中、瀑布下都是洁身理想的去处。大冬天，如没有火，没有设备，便浴不成。设法吧！听说没有遭受很大破坏的中立区——开城有开澡堂的，我们几个人便相约同去一试。
到了城里，找到地方，付了费，我们便脱衣入浴。没有想到浴室甚小，大概是我的阁楼房间那么大，但池子里早已泡满了人，说朝鲜话的、说中国话的，兼而有之。站在池旁，只见暗黑水面上的一个个人头，像铁锅煮饺。
室内蒸汽腾腾，室温尚可，那气味却令人窒息。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我不敢入池，只好从池里舀水冲身。那池水的颜色，如说像浑汤酱油，也不夸大。最后，想找点清水冲洗也无处可觅，只好就此结束了辞岁之浴，带着别人身上的垢泥返回驻地。
我们是幸运儿，此时此刻正在日内瓦享受着一池清水，但遥想国内，还不知有多少同胞和同事继续战斗于污泥浊水之中！
在大饭店里生活的难处之一是：吃饭。我们这些人都随意惯了。在食堂用膳，去了就吃，吃了就走，顶多20分钟。在“玻璃袜子”吃饭，从点菜到喝完咖啡，至少一个小时。尤其“受罪”的是，还得遵守一大套规矩：西服领带、正襟危坐、喝汤不得出声、盘碟刀叉不得碰撞、说话要轻声细语……也难怪，周围都是衣饰华丽、举止斯文的西洋女士先生，旁边还站着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替你撤盘端菜的侍者。更不说中西餐的区别，再名贵的法国大菜，多吃几天，黄油味就把你熏倒，你就想起面条、酱菜来了。
我尤其不能适应那“大陆早餐”，虽它有鸡蛋、牛奶、火腿，营养丰富，但中国人的早餐以米面为主，没有一定的量，肚子会觉得空空如也。可惜那“大陆早餐”的面包，虽烤得焦脆，还包了一层纸保温，但薄如纸张，实在不足以充饥。吃正餐时，如你仔细观察，也会发现：中国人吃饭的餐桌上，面包的消费特别旺盛。
大约10天之后，总领馆替代表团在市内找了一栋小楼，我们便乔迁出“玻璃袜子”，开始了在日内瓦的一段新生活。
小楼位于一个住宅区内，环境幽静。楼后还有个小花园，大树的枝叶蔽天。每天清晨，你还在梦中，枝头上的小鸟已开始鸣叫，组成一曲美妙的交响乐。这时你拉开窗帘，准可发现天已朦亮。
我们二三人一间分居全楼。室内，除床位和放衣箱的地方外，就没有什么立锥之地了。床单和枕套定期换洗，有专人负责，不需个人操心。卫生间当然公用。比起旅馆来，“生活空间”小了点，但费用大量节约，也没有感到不便。许多人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其乐融融。
最令人满意的当推吃饭了。代表团工作繁忙，成员的工种很多，工作时间也不一致，早出晚归者有，日中出门者有，夜间伏案者更是不计其数。三餐的制度显然不能满足多种需要。为此，代表团采用了“快餐”制。冰箱里储存着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外加饮料和水果。团员们可以随时取用、各择所好、不受数量限制，众人称便。但没有人替你服务，一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然，食物都是就地取材，中式食品凤毛麟角。但心灵手巧者也可西材中用，自己动手做个中式的汤、菜，作为调剂。困难之处是：炊具全是西式的平底锅和平铲，炒、煎起来很不顺手，而且往往热油四溅。难怪代表团撤离时房东要求赔偿厨房地板，因为食油把它浸透了一层。
安全保卫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日内瓦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也是国际谍报中心。那么多“共产党分子”集中居住于一处，很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活动的目标。代表团采取的保卫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巡逻。白天有专人负责，夜间则是组织全体人员轮流看守。值班分上下夜，每组两人，前后4个小时，主要任务是看管门窗，发现险情，包括水、火、气的安全。我也轮值过几次，每次我们都是带着对全体同志安全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在夜深人静、睡意正浓的时刻，克服疲劳，提高警觉，手持电筒，从顶楼到地下室，往返巡视。值得一提的是，全体女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光荣的任务，有时女同志值的是后半夜的班，换班时还需去女宿舍唤醒。
白天，门前有瑞士警察站岗。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当地的好奇者和上门拜访者。有他们挡驾，我们就方便多了。他们也是采取轮值制，一天数人。我多次观察了他们换岗的情况，交接前都要互相敬礼并简单交代，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引起我兴趣者是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私人的摩托车。上岗时骑来，置放身边，下岗时扬长而去。见了几回，我感慨万分：什么时候中国警察也能骑着摩托车上班？
发达和富裕令人羡慕，但它们不是一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道路、自己的价值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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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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