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 | “洋跟班”——塞戴纽

 

作者简介    

王志勇 上世纪90年代，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先后两次赴中东及海湾地区执行任务；在海湾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驻该地区的首席军事联络官。

按照联合国的编制，首席联络官属下除有若干联络官外，只有一个秘书和一名阿拉伯语翻译，既无助理更无随从副官，没想到后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身边竟添了个挂中校肩章的“助理”“跟班”——塞戴纽。

△ 塞戴纽与作者合影

塞戴纽是委内瑞拉国民卫队的中校，身高1.69k米，体重91公斤，夫人为国民卫队少校军医。他比我早到任务区2个月，接任联合国观察团北区司令。我是在塞戴纽的办公室与其相识的。当时我接任首席联络官兼中国军事观察员支队支队长不到1个月，因多数中国军事观察员分配至北区哨所，所以一直想找机会拜访这位北区司令。

北区哨所中北6哨因靠近正在燃烧的油井，生活条件和安全环境较差，相比而言，北1哨和北10哨条件则好得多。5月初，北区司令签发了调一名中国观察员赴北10哨的命令，我暗自感到欣慰。可过后没几天，这个命令又变动了。为什么朝令夕改？我心里不禁一阵恼火。早就听说联合国有个别人在人事安排上不公，以为中国人好说话，总把别人不愿干的差事交给中国人。我放下饭碗就打电话通知北区司令，约他次日上午在其办公室面谈。

第二天，我驱车100多公里赶往北区司令部，路上心里盘算，这次即使改调不成，也一定要让人得到这么一个信息：中国人对人事安排也是重视、认真的。

见到北区司令塞戴纽中校的第一印象便觉得挺面熟，塞戴纽矮胖、秃顶、小眼睛、小胡子，一脸憨笑。

我谢绝了他端来的咖啡，把带来的两份命令往桌上一放，问道：“这两份命令是你签发的？”他拿起命令，凑到眼前瞅了一会儿，连连点头，"Yes,Yes……”我接着问道：“你能否告诉我，更换中国观察员去北10哨的原因？”见我沉下脸来，他也收起笑容，小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说：“长官，这是人事官搞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

看他敷衍推诿的样子，我提高嗓门追问道：“Tell me, why？why ？！”倾刻间，他额头上冒出汗珠，小胡子一抽，说道：“我改，长官，我马上改……” “那是你的权力喽。”我说完起身往外走。塞戴纽紧跟在后面，“喝杯咖啡吧，长官。”我转身看到笑容又回到脸上的北区司令，不无歉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小胡子一抖，随之满面春风地说：“长官的英文说得真好。”（孰不知这几句话我已在心里默读过十几遍）望着他那张天真烂漫的脸，我说：“作为一名指挥官，行使权力要慎重，切忌过于随意。”他忙不迭地点头，"Yes，Sir，Yes……”事后，听说被调往北6哨的观察员把北区司令给告了，为此塞戴纽中校吃了些苦头。

每每想起，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我便利用一次授勋的机会主动找他聊天、合影，还托其他中国观察员送给他一件纪念品，以表示我的歉疚之情。没多久，塞戴纽因工作原因被免去了北区司令的职务。当他眼泪汪汪地站在我面前时，我不禁一惊，几天未见，他竟变得如此憔悴。我让副首席（新加坡中校）安排午餐，三人一起边吃边谈。

塞戴纽不停地诉说冤情，无论我和副首席如何开导均不能奏效。我只好直截了当地说：“你至少有两大失误，一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失去对本司令部人员的控制，造成他人得以机会率众揭杆而起；二是作为区域司令，竟未能得到上峰的理解和支持。”这才慢慢地使塞戴纽冷静下来。

考虑到塞戴纽的能力及军衔，我任命他为联合国驻城区营区司令，分管营区内的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的事务。其实编制上并无这个职务，上述工作亦早有人分管，让他当此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既可避免他插手现行的联络工作，又可保全其面子。

谁知命令刚刚下达，便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和抵制。分管此工作的人不愿头上再加个头儿，添此障碍，我只得收回成命，重新任命塞戴纽为首席联络官助理。其职责是每天看报纸、电视，摘记新闻要点，并根据需要做些临时性的杂事。也许是过于清闲之故，他主动给我当司机、代我购物、办私事，包揽了几乎所有私人事务。后来竟时常以首席代理的身份，找副首席谈话，给联络官、秘书、翻译下指示。

我只好给他规定了“约法四章”：不得过问日常联络工作；不得给其他人下指令；不得以我的名义办个人私事；不得使用联络处的车辆（可用我的车）。尽管如此，仍常听到反映说我不在场时，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拍着其他军官的肩膀，居高临下地表示关怀。 

平心而论，塞戴纽的驾驶技术绝对一流，挂档、起步、加速，一招一势都透着自信。无论道路状况如何，均速度平稳，人车一体，几乎感觉不到车速的变化。他没来之前，我每周去边境一次，往返近400公里，十分疲劳。为了安全起见，我总是前一天去，次日返回。

自打塞戴纽来后，我再无需为此发愁了。每逢去边境，塞戴纽总是提前把车检查一遍，发动车后，再给我冲上一杯咖啡，我起床后喝完咖啡就上路。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坐他开的车，就想睡觉。后来塞戴纽每次开长途便要带上一个沙发靠垫，放在后排座上给我当枕头。就这样去边境当天往返，途中我睡两觉，既省时又省力。他来后不到一个月，我体重长了2公斤。每次开车出门前，他总要在胸前划十字，然后吻一下手，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不久前被武装分子袭击过的哨所，行前我随意说了一句，“但愿今天能平安返回。”不想他竟认真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会平安无事的，长官。上帝会保佑你的。”我随口答道：“我又不信上帝，他怎么会保佑我？”“会的，长官。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为你祈祷的。”我心里一动，问道：“你什么时候开始为我祈祷的？”“从我到联络处的第一天开始。”看着他满脸真诚的样子，令人不得不相信。

相处久了，彼此间话也多了，尤其是酒后，该讲不该讲的也都说啦。有一次，我借着酒劲问他：“你并没受过太多的教育，凭什么当上中校的？”塞戴纽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会杀人。”“杀过几个？”“不少。”“五个？”“多。”“十个？”“不止。”到底杀过多少？”“我也记不清，反正不少。”我不想再问下去了， 心想他已经喝醉了。 

几天后，我和他来到一个商店购物，他拎着一把砍刀来到我面前，说：“我就喜欢用这种砍刀。”“为什么？”他举起砍刀利落地劈下去，说：“把人杀死后，用这种刀把他们的手砍下来， 拿回去对指纹。”一阵寒气袭人，使我语塞，无言以对。

塞戴纽的另一强项是：能吃、爱睡。他每次出车回来，下车便直奔餐厅，一场激战，酒足饭饱之后，便用双手托着肚子说：“请允许我去打个盹，长官。”这一睡就只能明天见了，我也可以轻松半天。

如果当天我在办公室工作不用车，他几乎每小时到我办公室一趟，脸对脸地看着我，问道：“有什么吩咐，长官？”或问，“累了吧，长官？”有时正忙着，我就简单应对一句，想打发他快点儿离开，谁知会招来更多问题。“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我惹你生气了吗，长官？”为减少他的干扰，我给他安排一间距我办公室较远的办公室，但还是阻挡不住他一天数次的请安拜会。 

塞戴纽曾坦言告称不愿意开会，尤其是不愿参加时间长的会。只要会议时间稍长一些，总会听到他那带有南美语调的酣声。为此，除了每天的例行交班会外，我不让他参加任何其它会议，尽管如此，仍免不了出洋相。

在一次交班会上，当值班军官汇报情况时，他竟旁若无人、摇头晃脑地吹起口哨来，吹的似是一首节奏鲜明的探戈舞曲。与会者全都盯着他看，他似乎觉察到什么，停下来环视左右，问道：“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塞-戴-纽，出-去。”他怔怔地离开会场。 

会后，他满脸悔恨地来到我办公室，“我错啦，长官，我一定改，保证不再犯，下次开会我一定认真听……我……”

“开会时你想什么啦？” 

“嗯，是这样，长官，昨晚我接到夫人电话，谈起我那4个宝宝，开会时不知怎么就又想起来了，实在抱歉，可你不知道我那4个宝宝有多可爱……” 

没错，有这么个活宝爸爸，儿女肯定差不了。想必塞戴纽夫人整天守着这么一家子宝贝过日子，一定会万分幸福。 

塞戴纽来后，我最大的不便是失去了个人的私生活，他包揽了我的一切活动，包括社交、起居，甚至连着装都经常得到他善意的指点。

在他来之前，我最头痛的是参加晚上的宴请和招待会。一是眼神不济，夜间开车心里发虚；二是长达数小时的微笑和绞尽脑汁地使用甜言蜜语——外交辞令，实在是太累。可是老找借口不去，似不够尽职，总麻烦别人代我出席，时间长了也觉不忍。

幸好塞戴纽对这类活动十分熟悉且十二分的热心。每周第一天上午，他把给我的请柬统统收到一起，进行分类，把可以请副首席和副领队代劳的放到一边，把他认为我必须亲自出席的挑出来登记后再交给我。在参加活动的当天下午我去健身中心运动之前，他总会找到我，再次提醒乘车时间和着装要求。而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净身更衣，准时准备好车辆。

我和他身高相仿、年龄相近，但无论穿西服还是穿军装，他总显得更有气魄、更引人注目。以至在一些外交场合，人们有时会把他认作首席联络官，而把我当成他的跟班。

记得一天晚上，因在宴会后还要赶另一场活动，我提前来到办公室通知塞戴纽早些出发，结果让我足足等了半小时，当他身着笔挺的米色军礼服，足蹬乌黑程亮的漆皮鞋，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奖章及勋表，气宇轩然地来到办公室时，不无得意地说：“我还有20多枚没带哪！”我数了一遍，他那凸起的胸前（包括肚子）一共有26枚徽章。再看看自己胸前仅有的2枚联合国勋章略表，深感自愧不如，心想今晚可以轻松些啦。

果不出所料，一进宴会厅，塞戴纽即被迎进贵宾席。待诸位贵宾落座，我也在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坐下，心里一劲地犯嘀咕，担心他出洋相。其实毫无必要，当晚除了酒喝得稍多了点儿之外，他应答自如，谈吐绝对一流，简直挑不出一点毛病，他高屋建瓴地侃侃而谈，从近在咫尺的萨达姆到远在白宫的克林顿，从地下的石油到太空中的侦察卫星，几乎无所不知。不仅把我给侃晕了，就连在座的驻在国大臣和大使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宴会后的舞会上，他更是光彩照人，高高凸起的肚子丝毫未影响其风流洒脱的舞步，尤其是跳探戈，这个标准的南美汉子伴随着节奏分明、风情浓郁的舞曲，挽着个不知哪国的靓姐，伸腿舒臂，进如虎、停如松，亦步亦趋。我不禁看得目瞪口呆，冷不防被身旁的人用胳膊肘顶了下肋骨，“喂，他是联合国的首席联络官吗？”同者仍目不转睛地看着翩翩起舞的塞戴纽，竟头也不回地朝着舞池扬了扬下颚。我揉着被顶得生疼的肋部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尽管他抢了风头，我仍从心底里感激他，毕竞他替我分担了一件十分劳神的事。再说啦，给如此风光的长官当“跟班”委实不是件丢人的差事。

在出席外事活动时，塞戴纽有时确实有些“犯上”的表现，但我敢负责地说，他绝无“作乱”的动机。副首席李中校经常说：塞戴纽中校是联络处内对老最“忠”的。一次在讨论外国人刺杀萨达姆的可能性时，李中校一口咬定决无成功的可能，其论据之一便是萨达姆身边的人全是“塞戴纽”式的人物。

塞戴纽是否真是像李中校说的那么“忠”，我无从证实。只知道他常常以我对人的亲疏来确定其与他人的关系。一次，我与一位联合国的高级文职官员为工作上的事发生争执，塞戴纽得知后即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并开始搜集那人的材料，扬言要当面向联合国秘书长告状（安南正拟来访）。直至后来那位官员找来，抱怨塞戴纽对他横眉冷对、虎视眈眈的样子，我才赶紧采取措施，以免他帮倒忙。

也许是爱屋及乌之故，塞戴纽对中国人极其友善，几次提出想学中文，我不以为然。然而一天，他居然当着几个中国人的面用汉语唱起“打靶归来”，尽管咬字有些含糊，但音调、节奏非常准确。石破天惊！我忙问从哪儿学的？他咧嘴大笑：“你车里的录音带！”他如此多才多艺，不得不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几经盘问才知他确非等闲之辈。其父为国民卫队将军，其岳父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他本人不仅受过高等教育，且到美国留学4年半，学习海洋生物学，还得到了学位。

塞戴纽对中国人的热情有时也会表现得过于热烈，有天夜里11点，他竞擅自行动，跑去约一位面容娇好的中国女孩出去吃饭，遭拒绝后仍浑然不觉。正当他准备进一步发起攻击时，我决定当回恶人，劝其悬崖勒马。也许是过于委婉地劝说，他仍是不明白，半夜不请自到造访中国人驻地有何不妥？我只好从中国的传统、习俗以及外事纪律的角度再三解释，他还是一再问，“为什么？”我终于再次失去耐心，说：“从今以后，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你去找中国女孩。”他极不情愿地答道：“Yes，Sir。”从此后倒真没再发生过此类蠢事。

1997年初，塞戴纽离开任务区返委内瑞拉。行前到我办公室辞行，说了一番永远不会忘记在他最困难时帮助他的中国长官之类的话，他越讲越激动，英语中夹杂着其它某种我不懂的语言，说着说着竟像孩子似地哭起来。哭得我也觉两眼酸涩，不能正视他的眼睛，原本想好的告别话全忘了，只是拉着他的手，反复重复着：“会再见面的……会见面的……”而心里一直在想，这也许是最后在一起的机会啦，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任何女人或孩子的哭声都会使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而眼前这条汉子的眼泪则足以摧垮我最后的防线。原打算去机场给他送行也只能临时取消了。

塞戴纽刚走，任务区局势即趋于紧张，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危难之时，李中校多次发出感叹：“要是塞戴纽还在就好了，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你上战场，随时准备赴汤蹈火。”

局势缓解后，收到塞戴纽寄来的一张报平安的明信片，告称已与夫人及他的4个宝宝团聚了。假若真有上帝存在，那就祝愿上帝永远保佑塞戴纽及其家人，因为他是那么虚诚地笃信上帝，那么执著地崇尚光明与幸福。

往日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又重新过上了形单影只的老日子。

1997年写于科威特

-End-

图文 | “军旅原创文学” 微信公众号

作者 | 王志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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