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而过的克格勃们

作者简介    

王志勇 上世纪90年代，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先后两次赴中东及海湾地区执行任务；在海湾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驻该地区的首席军事联络官。

1969年入伍时，就惦记着能去珍宝岛打新沙皇——苏修，也做好了在那里光荣的准备，因为我死了家里就能得一块“光荣烈属”牌，爹妈就能被解放回家，我哥哥弟弟们就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姥娘也能得以到医院治疗……结果，我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独立一团（边防部队）， 扛枪站岗若干年，从未出国参战，故未见过一个真“鬼子”。

幸好大学毕业（工农兵学员）后得一出国的机会。数十年来，尽管受了不少“洋罪”，却也算开了“洋眼”，与“洋鬼子”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多次零距离见识到传说中的克格勃、摩萨德及CIA。

1982年，我结识的第一位克格勃中尉是在东非一个海岛上。他是一个苏联军事专家组的翻译，20岁出头，个头不高、唇红齿白，是个典型的小鲜肉。由于当时有外事纪律规定，严禁我们这些中国军事专家与苏修人员交往，所以起初见面大多是视而不见，或点头示意一下而已。

他和我一样，是军事专家组里唯一懂外语的人，故都有采购食品的任务，且有逛木雕市场的喜好，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不期而遇，见面次数多了，偶尔也会搭两句话。因他比我年轻，故称呼他“中尉”，他称我“Sir”。印度洋盛产大海蟹，味道好极啦！就是价格昂贵，我们只能偶尔破费一把吃上一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那位小中尉的菜篮里装着一些大蟹钳，便好奇地问起来，得知他们吃螃蟹只吃蟹钳，所以每次来都只买蟹钳。我急忙赶到卖螃蟹的摊上买走全部被掰掉蟹钳的大螃蟹，只花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从此，我们专家组每个周末都会大快朵颐地造一顿帝王蟹。此后，这便成了我和那位苏联中尉的一个默契：他到市场早了，会在市场入口的大树下等我，我到早了，也会在大树下吸着烟等他。每次都是他先去摊位掰蟹钳买走，我再去打扫战场。但大多是点头致意，极少搭话。

就这么互惠互利地过了两三月的光景，忽然有个周末没见到他。第二个周末，我去市场远远地看到他无精打采地坐在市场入口处的大树下。我走过去“Hi”了一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Malaria（疟疾）”。我伸手摸了一下他滚烫的额头，说：“Wait！（等等）” 我回到车上拿着一盒奎宁，看四下无人注意，便把药塞到他手里，转身径直走进菜市场。

此后，直到我回国再没见到过他，也不知他的死活。只从卖螃蟹的商贩那里拿到他留给我的一本邮票册，装帧简陋，但里面有几十张颇为珍贵的苏联早期印着列宁头像的邮票。

时隔十年，1992年初，我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来到大马士革。我的前任是一位个头不高的苏联（俄罗斯）中校（实为上校），名叫列昂尼德。交接工作时，他交给我一个苏联军官配发的皮包及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有一些当地官员及商人名字、电话。嘱咐我说，这是他在叙利亚交往多年的朋友，必要时可直接与他们联系。

因为我每个周五都要给联合国总部撰写上报一份停战隔离区内发生的意外事件报告，除了任务区内军事观察员哨所的报告之外，还需从其他各方核查核实相关情况。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这笔记本的确十分难得，只是上面许多人名是阿拉伯语，我根本无法识别。

列昂尼德中校低声对我说：“你的一位老朋友可以当你的助手。” 说罢，他打开办公室的门对外喊了一声。随即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的俄罗斯少校，站定敬礼：“Good morning，Sir！” 竟然是当年在非洲相识的那位小中尉！

• 左：列昂尼德中校

在此后的一年中，这位少校的确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忙，但几乎没有多少私交，从未谈及当年在非洲的往事，对我倒是很尊重，甚至有点毕恭毕敬、敬而远之的感觉。只是在一次周末酒会上，他说了句：“还是非洲的螃蟹好吃！”苏联解体对其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事观察员冲击甚大，一度士气低落，尽管都已拿到了新的俄罗斯白蓝红三色的国旗臂章，但多数人仍坚持配戴着苏联臂章。

那位老朋友少校离任回国前，把他的苏联臂章送给我，说：“留个纪念吧！”我曾收集了数十枚联合国维和部队各国军事观察员的臂章，这枚苏联臂章当属其中头号珍品。

那时，我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驻中东地区停战监督组织只有5名军事观察员，分别驻扎在耶路撒冷、开罗和大马士革，俄罗斯也有5名军事观察员，其中至少有3人是克格勃的军官。整体而言，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大都有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但除了那位少校外，其他几位的英语水平不高，不过都酷爱“伏特加”，只是酒量一般。

按照惯例，每个周五晚上联合国维和部队大马士革支队的军官俱乐部（集餐厅、咖啡厅、酒吧为一体）都会有场冷餐酒会“Happy hours ”，由来自19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轮流做东。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做东的那次“Happy hours”搞得十分出彩，除了伏特加管够外，还有一帮乌克兰歌舞演员来表演助兴，通宵达旦直到天亮才结束。

轮到我国军事观察员做东时，就我和另一位少校（实为中校）俩人在大马士革。势单力薄，但有足量的二锅头。于是，把一箱12瓶二锅头倒进一个大铁盆里，再兑上一大罐橘汁，做为“Natianal drink”放置在门口的桌台上，供宾客畅饮。制作如此简单的中国鸡尾酒竟颇受欢迎，一盆全部喝光后，还有几位俄罗斯军事观察员拿着空杯来续杯。天亮前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俄罗斯军事观察员，看着他们摇摇晃晃地走着太空步，心想：二锅头比伏特加好使！

在驻外工作二十多年中，我曾先后在驻澳大利亚、非洲、南美等武官处工作，一直与俄罗斯（前苏联）的武官们有所接触。在正式外交场合大家都是觥筹交错，作外交官状，私下在我面前却从不隐晦其克格勃的背景，且对我的底细也是门儿清。都是千年的狐狸，无须再玩儿什么聊斋，彼此心照不宣，基本上是有事说事，无事各不相扰。

细想起来，这些年来克格勃官员还真帮过我几回。

1989年8月1日晚，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这是我平生经历过最冷清尴尬的一场“八一建军招待会”。由于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抵制，出席到会的使团来宾甚少，就连澳大利亚军方也只派来一上校情报处长应景，打了个招呼便借故早退了。只有苏联的武官准时抵达，和我一起站在宴会厅角落喝茅台、侃大山，似有点难兄难弟的味道。直到客人散尽，他才彬彬有礼地告辞，令原本有些尴尬的气氛略有所缓和。

1998年秋，我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例会，途经莫斯科，为观看马戏团的演出，多停留了一天。抵达当天下午无正事，便去逛当地的文化市场，刚刚穿过一过街地下通道，忽听到背后传来《喀秋莎》的手风琴演奏声，急忙转身返回，看到拉手风琴的是个衣着简朴的小帅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激情四射地演奏着。能在莫斯科听到我打小就爱听的《喀秋莎》，怎能不亢奋? 曲罢，我掏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放到他身前的纸盒里，转身离开时却被几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孩子拦住，他们一起伸手喊叫着要钱，我一时不知所措愣住了。

此时，突然来了几个身着便装的汉子，吼叫着把要钱的孩子们扯开，把我连拉带拖地架出地下通道后，用颇为生硬的英语告诉我：“不要走地下通道，更不要给孩子们钱，否则会很危险！”我定了定神仔细打量着来者，认出这几位“见义勇为”的汉子是我从使馆招待所出来后一直远远跟在我身后的“陪同”，故他们的身份已毋庸置疑了。

2001年9月11日上午，我以中国驻玻利维亚三军武官的身份，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一家中餐馆举办武官团冷餐酒会。酒过三巡，我刚要致辞时，俄罗斯武官走到我身边说想看看电视新闻，我便随他一起去找餐馆老板，他靠近我耳旁说：“美国武官走了……” 打开电视，刚好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我急忙返回大厅宣布：酒会结束。

急匆匆赶回使馆，我即收到了几份至关重要的电报及信息，随即进入紧急状态中，争分夺秒地干起来。除了工作，当时最让我心急如焚的是女儿正在天上飞着呐！直到半夜才得知女儿滞留在苏黎世机场的候机厅里，安然无恙。为表示感谢，我从使馆领了一箱孔府家酒送给俄罗斯武官，他回赠我一瓶96度的伏特加。说实话，我接触到克格勃官员都是在一线干活的基层军官。他们与电影中的007相去甚远，既不英俊，更非神通广大，但其文化层次确比普通军人要高很多，做事也的确够生猛。

-End-

图文 | “蓝波湾庄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 | 王志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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