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位总干事（中）松浦晃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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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本科，加拿大温莎大学硕士和博士；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1990年回国在教育部任处长，后调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199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总部教育部门先后任处长、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2010年至2018年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领导该组织在全球推动“全民教育”运动，并主导了国际社会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教育）”的全球磋商，在此期间曾兼任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事局代局长；2017年曾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目前除担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之外，还担任“一丹奖”顾问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30人论坛学术顾问等职；2020年10月出版回忆录《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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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晃一郎

松浦晃一郎是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外交界而不是来自知识界的总干事。松浦出生于1937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20世纪80年代曾任驻香港总领事，此后曾先后担任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和北美事务局局长，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松浦1992年起任日本副外相，1994年开始任驻法国大使，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主席。

当初人们对由非知识界出身的总干事执掌这样一个以推动智力领导力为根本的国际组织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颇有担心，但是我国长期研究教科文组织的学者谢喆平却指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知识分子担任总干事期间，教科文组织建立在理想主义或功能主义理论之上的目标或是未能实现，或是很浅层地实现，反而是在高层领导政治化之后，实现了业务领域对政治化的超越和功能主义目标的回归”。她举出的证据是“在职业外交官松浦晃一郎担任总干事期间，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文化遗产保护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在他任内，该组织起草和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和《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这四份重要的国际公约”。她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化的领导层和执行层的专家学术化反而更有益于该组织工作的效率”。如果松浦先生知道这个评价，我想他一定会觉得找到了知音。因为我知道，这四份公约正是他引以为傲的成就。

2004年，松浦晃一郎在同济大学演讲。（网络图）

在教育领域，尽管松浦不是专家，但是他紧紧抓住了“全民教育”这个关键。在上任之初就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友邻机构的“围剿”中为教科文组织保住了作为全民教育的全球协调与监测机构的功能。在他任内的十年，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减少。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松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眼界，我认为是来自他对国际政治与全球事务的熟悉。在松浦上任之初，人们常常拿他的前任马约尔与他对比。松浦不具有马约尔那样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逐渐发现松浦确实有他的许多长项。多年的日本外交官生涯，让他在东西方世界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对国际地缘政治有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直觉。他曾经很骄傲地告诉我，在他任内，除了索马里，他访问了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会员国。我曾经几次有机会陪同他到会员国访问，看到在与东道主接触时，无论是国家元首、部长或者基层官员，他都会努力倾听他们对教科文组织的诉求。所以尽管有些官员抱怨他出差太多、在总部办公时间少，但是他通过这些访问了解了会员国的诉求。

在政治层面，松浦颇感骄傲的一个成就是他说服了美国总统小布什，让美国在外游离19年后于2002年重返教科文组织，使这个组织的普遍代表性得到了恢复。为此他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国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

作为日本政府提名的总干事，日本政府在他当选之后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日本政府提供资金建立了一个特别账户，完全由松浦支配。松浦用这些资金资助会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回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向他提出的要求，这对于他取得会员国的支持是很有效的。同时作为日本人，他确实很照顾日本的利益。在他当选之初，日本在教科文组织中任职人数大大偏低（由于日本所缴会费比例甚高，理想数字幅度相当高）。在他任上，他不遗余力地为日本职员进入教科文组织而努力。到他卸任时，日本人的任职人数已经达到理想水平。

2010年，作者（右）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交谈。

在内部管理上，松浦对细节的注意和了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在教育部门担任行政办公厅主任时，为了完善人事安排，松浦曾经多次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我和他手里各有一份教育部门在总部、总部外的办事处和研究所几百人的名单，我们讨论人事调整，最后他做决定。我惊讶于他对教育部门的职位和人员的了解竟然与我这个办公厅主任接近，他说他从不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各国代表团各种名义的招待会，而是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

像马约尔一样，松浦记事，他说过的话没有不兑现的。他做决定前的思考时间很长，一旦做出决定就绝不再改。他知道人们对他的“微观管理”模式多有抱怨，但是他用“魔鬼藏在细节里”这句话来强调“细节决定成败”。教科文组织有些高管很不适应松浦的这一行事风格，对此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了解各个单位的具体事项甚至细节，要糊弄他很不容易。他对整个教科文组织的掌控确实是很有效的。

松浦的管理很有日本特色，即使不同意下属的意见他也很少直接反驳。我作为一个对东方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知道日本人这个特点。但许多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同事却是好久之后才慢慢明白，如果松浦对你说的话不表态，或者把上报给他的文件“留中不发”，那就是他不同意，你再催也没有用。

日本的官僚体系是一种很特殊的“精英”体制，尤其是松浦那一代人，他本人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却能够做到文官的最高层——副外相，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在松浦以前，教科文组织的管理模式一直是非常法国式的，高管团队开月会基本上用法语。自他开始，高管团队开会有一半时间甚至更多是讲英语，这也标志着教科文组织内的管理文化也开始向英美式的盎格鲁-撒克逊风格转变。许多人都说，这是松浦带来的积极变化。到了博科娃时代，高管团队开会基本上都讲英语了。

2009年，作者陪同松浦总干事（左）出席活动。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松浦竞选总干事时对他提供了一点帮助，由此与他建立了一种互信的关系，这也使我10年中多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日本人那种专注、锲而不舍、重视团队精神的特质。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欣赏我的能力，也信任我的人品。我常常敢于对他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实话，他也能够听进我的意见，专业意见如此，小事上的意见也是如此。

我陪他出差去会员国，看到他手里总提着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文件，见会员国的高官时他也提着。我觉得总干事提个布袋不大像样，就提出帮他提，他坚持自己提。我对他说，总干事拿个布口袋不好看。他却说没关系，还解释说布袋好，自重轻，方便。后来他改了这个习惯。他的办公厅的几位年轻助理跑来感谢我，说他们都觉得总干事拿个布袋子不雅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说。

据我观察，松浦作为老一代的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很深。我曾经送给他一部中英文对照的《论语》，他非常喜欢。我们谈话时，他经常会引用中国成语，并且在纸上写下汉字给我看。他对我讲，他小的时候在中国天津住过一年半，他的父亲在天津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他在当地的日本小学上学，学过汉语。日本战败前父亲将他和母亲送回日本。

他还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日本外务省经济合作发展局局长访华时，在日本大使陪同下到天津，居然找到了当年的旧居，并受到热情招待。松浦的夫人出生在中国济南，2008年他们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曾经到济南去探访夫人的出生地。这些都是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种纽带。作为一名有丰富经验的日本外交官，松浦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在松浦任上的10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平稳，没有出现影响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政治事件。

未完待续~

图文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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