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位总干事（上）费德里科·马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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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本科，加拿大温莎大学硕士和博士；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1990年回国在教育部任处长，后调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199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总部教育部门先后任处长、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2010年至2018年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领导该组织在全球推动“全民教育”运动，并主导了国际社会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教育）”的全球磋商，在此期间曾兼任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事局代局长；2017年曾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目前除担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之外，还担任“一丹奖”顾问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30人论坛学术顾问等职；2020年10月出版回忆录《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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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5年曾经在四位总干事领导下工作。不过我与最后一位，也就是现任总干事法国的阿祖莱女士只共事了三个月，接触有限。至于前三位，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点，非常不同。这里根据我与他们的接触和对他们的观察，谈谈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

我在1993年加入教科文组织时，总干事是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约尔。马约尔1934年出生于巴塞罗那，有药剂学博士学位，担任过西班牙的教育与科学部长。1978-1981年任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1987年竞选成功，开始担任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约尔是在1993年春节期间，当时马约尔来中国访问，国家教育委员会滕藤副主任安排我见了马约尔一面。马约尔满面笑容，热情地与我握手，说他十分高兴以后能够与我共事。与马约尔的初次见面，他的风度与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之后，作为中层官员有机会在不同场合见到总干事，不过真正有机会与他一对一面谈却是五年以后的事了。1998年2月，总干事办公室通知我去见马约尔，此时我已经是职业技术教育处的处长了。在此之前的1997年秋天，我为化解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了些力，帮助马约尔摆脱僵局。所以我一到马约尔的办公室，他起身与我握手之后就连连对我在那次危机处理中起到的作用表示感谢。马约尔和松浦两位总干事在接见下属时的习惯都是人来时在办公桌后面起身握手表示欢迎，会见结束时握手，但不起身，也不送出。后来我当了助理总干事，因为与总干事博科娃关系很近，见面时就随意多了，此是后话。

马约尔说，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李鹏总理是他的老朋友。他接着提起1993年他发起“九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全民教育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九个国家的第一次首脑峰会当年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会议。这一计划的《宣言》要由九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所以会上李岚清没有签字。次年马约尔访华，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马约尔说：“我是带着《宣言》原件去北京的，要请李鹏总理在文件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我原来还想先解释一番中国签署《宣言》的重要意义，没想到一见面，没等我提出要求，李鹏总理已经在《宣言》上签好字了。”说到此事，马约尔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2008年，作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马约尔一起出席国际会议。

马约尔问起我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以前的经历，我告诉他，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曾经作为外交官在加拿大工作。他马上说：“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能提出这样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建议，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得以恢复。”马约尔又说：“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既要懂业务，也要懂得外交策略。”

这次见面我给马约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实这也是他对我的一次面试。在马约尔时代，教科文组织所有官员的提升都要由他亲自审批。官员从P5级晋升到D1级是一个大台阶，还需要由总干事向执行局通报。曾经有中国政府派来任职的高级官员在教科文组织中未能站住脚，给马约尔留下了中国人不大能干的负面印象，所以自1992年到1998年的6年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教科文组织内担任D级以上的高级职务，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虽然中国方面曾多次向教科文组织推荐高级职位的人选，但是马约尔从未给过面子。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一时期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特别热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方推荐的人选无论是业务水平还是语言能力，都还不适应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要求。另外在争取职位上，中方也不如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竭尽全力。这些都是中国长期在教科文组织内没有高级官员的原因。我当时很希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

1999年，在第二届国际职教大会主席台上，作者（右一）与助理总干事鲍尔（左三）、韩国教育部长李海瓒（左四）、总报告人威舍尔（右二）。

后来教育助理总干事鲍尔告诉我，马约尔在召见之后对我很满意，决定晋升我至D1级。鲍尔对我说，总干事这一决定既是对我的表彰，也是他对中国示好的一个姿态。5月，执行局举行闭门会议，审议总干事提交的晋升官员名单。在讨论到我的晋升时，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中国的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在此之前，我曾经应沙特政府邀请去利亚德访问，对他们的职教体系做了详细考察，回来后撰写了一份报告，对该体系做出评估并提出一些建议，沙特政府非常满意。韩国则是因为我近两年来一直在筹备将在汉城举行的第二次国际职教大会，与韩国官方合作甚好，所以给我说了不少好话。

1998年7月，马约尔签署文件，我被晋升为D1级官员。时隔6年，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内终于有了一位D级的高级官员。

我带领我的团队从1997年开始就在筹备将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马约尔对这次大会很重视，决定亲自赴韩国出席大会的开幕式。

1999年初，马约尔再次单独召见我，了解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展。在我做了汇报之后，马约尔说，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传授人们识字和计算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职业教育传授给人们可以致富的一技之长更有价值。马约尔作为科学家出身的总干事居然能够对职业技术教育有如此认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马约尔最后对我说：“我对你的工作一直非常满意，我是非常认真地这样讲的。”会见时马约尔自始至终精力充沛，对我的态度较上次见面更为可亲。大概是工作中对我更了解，更信任的缘故吧。

费德里科·马约尔

马约尔自1987年开始担任总干事，到1998年已经两任近12年。他已经60多岁，但精力过人。他的秘书告诉我，总干事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8点多，周末也来办公室工作。他还经常出差到世界各国访问，永远是精力充沛的样子。马约尔总是穿一身剪裁考究的深色西装，身板笔挺，头发向后梳去，一丝不乱。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我见他时已经是晚上7点半，此前从5点开始他已经会见过三拨访客，还到楼下大厅出席了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式。但他在与我谈话的半小时中未露出丝毫倦意。他有极好的记忆力，说过的话没有不兑现的。10年后我曾有机会在巴黎与他一起出席一个关于“和平教育”的会议，他仍然记得我，也记得我们之间的一些谈话！

马约尔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讲话极其富有感染力。当他与人握手时总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让人感到他在全心全意地关注你。尽管人们对他的内部管理风格褒贬不一，但他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风度还是很迷人的。马约尔确有许多过人之处，这大概也是他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干事的原因吧！

未完待续~

图文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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