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要当“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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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岱沙 1950年3月调入外交部，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等秘书（未成行）、西欧非洲司一科科长；1953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二等秘书、研究室负责人；1962年，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党委委员、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等职；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党委委员、政务参赞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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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虽然当时处境危险，但周总理镇定自若，始终都把紧张的气氛化于无形之中。

万隆会议开始后，中国大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周恩来。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成立，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都持美国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及印尼币20万盾，目标就是周总理。事成后，每人付20万盾，击中者再加付40万盾。署名是“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这时，中国代表团要叔亮把这个情报通知印尼外交部，以引起东道国的高度重视。随后，印尼政府派1名陆军上尉为周总理随身安全官，并派摩托车7辆进行护卫，由1名排长负责。

黄镇

杨奇清

黄镇大使和杨奇清又给他们作了几条具体规定：一是工作完了团长的车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也可以和代表团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员工作完了可以回去。中国印尼双方配合得很默契。

当年亚非会议期间，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东道国印尼的官方。当时，苏加诺总统指示印尼外交部和安全部门务必尽力保卫好中国代表团。为此，印尼方面早已着手了安保布置。

第二个方面是东道国的民间。早在1955年3月，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就找到印尼当地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新报》社长洪渊源先生，对他明确表示：为了接待好中国代表团，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政府需要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雅加达、万隆两地的侨团总会随即组织了“印尼华侨支援祖国亲人委员会”，该会的负责人由侨团总会负责人担任。

亚非会议期间，洪载德（右一）带领华侨保卫周总理安全。

万隆侨总主席是洪载德，副主席是房延陵。为了了解中国代表团安保落实情况，驻雅加达总领馆赵仲时总领事在会议召开之前，专程到万隆与侨领商讨有关周总理的住所、餐饮及周围环境问题。他们视察了周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处附近一带和会议期间来往活动必经的街道，以及周边地段。经与侨领反复商量，最后选中了离会场较近又是建在一个独立小高坡上的郭贵盛先生的达曼·沙里街10号别墅，作为周总理的住处。这里，四周有数十米的空间，还有围栏，便于警戒。由爱国华侨组成的安保队伍，日夜轮流值班巡逻。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中国代表团自身。虽然印尼方面采取了严格保护措施。但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数以千计，加上各国代表每天早午晚进出会场都要步行一段，街道两侧商店、居民楼林立，每逢代表路过，沿途群众围观，就像电影院散场似的，秩序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指着东道国的安保措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陈毅同志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他说，看来保卫工作不好做，不能靠少数人，咱们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性命保卫总理。陈老总动情地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后来，大家都是按照陈老总的指示做的。每个人怀着高度的警惕，自觉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总理包围在中间，蜂拥着通过这些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

会议期间，黄镇大使还一再对周总理在万隆下榻的别墅细细检查，并布置了可靠的保卫力量，日夜监视敌情。

中国代表团在前往会场途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周总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虽然当时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周总理在任何场合都镇定自若，对那些随时可能向他袭来的威胁泰然处之。他始终都是热情地向欢迎群众不断挥手致意，把紧张危险的气氛化于无形之中。要我说，也只有周总理这样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领导人，才能有这样从容不迫的风度和气派。不过，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总理越是与群众接近，我们越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总理的安全。

1955年，周恩来总理和黄镇大使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期间留影。（《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图）

当年，周总理和代表团每次进出会场时，四五百名记者跟随代表团一起涌动。为了防止混进记者队伍的敌人乘乱袭击，我们就构筑起人墙防卫屏障，想方设法把记者与周总理隔开。周总理两旁是陈毅副总理和黄镇大使，前后是代表团成员和印尼随卫人员，最前面有中方保卫人员和数十名爱国华侨、华裔记者，大力冲开一条通道，保护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安全上车。

有一次，大会新闻中心组织记者招待会，到会议厅去参加这次活动的记者和各国代表人数很多，从进门开始就十分拥挤。保卫人员不懂外文，无法为总理开道。杨奇清同志看到申健和康矛召同志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两位参赞站在总理的左右侧，推开人群，向前移动。”于是，申健和康矛召就成了总理的临时“保镖”，一边拥着总理前进，一边大声说：“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请大家让开一条路。”当时，各国代表和采访记者对周总理都十分敬佩，听到申健和康矛召同志的呼喊后，都主动给总理让道。这样，终于使总理安全到达了会场。

亚非会议期间，餐饮食品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侨领派可靠专人成立食品组，负责采购。他们精心选择，检查质量，保证绝对安全。比如牛奶供应，找了一位可靠的奶牛户，他答应选好奶牛，挤出牛奶认真化验后，保密运送，避免中途出问题。每天清晨，街上列队走来手拎着鸡、鱼、蛋、蔬菜的华侨，其中有职工、经理、教师，最多的是家庭妇女。他们都凭“华侨支援委员会”发的证件，进旁门送菜。同时我们还特别调来使馆保密室负责人袁靖同志，专门到万隆来负责周总理住所的餐饮安全。这些细节说明，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能够顺利、安全地参加亚非会议，是和广大印尼华侨、华人的支援帮助分不开的。

为了周总理专机的安全，使馆副武官易非亲自站岗放哨，目睹周总理彻夜工作直到天亮才熄灯就寝。周总理在使馆举行答谢招待会的那天，黄镇大使派专人在使馆院内巡逻。周总理和代表团回国的那天晚上，国内派来迎接的专机停在印尼军用机场，易非在机场与印尼军方人员一道守护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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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家族与往事》

口述 | 康岱沙  执笔 | 吕立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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