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侯德云||红小兵大事记【二】

红小兵

大事记

文|侯德云

运动会

学校里最热闹的事，也就是运动会。那时候开得勤，一年两会。春天一回，秋天一回。大队的运动会，也要借用学校的操场。更热闹。

至少提前一周，或者两周，各班就动员起来。报名，谁谁要参加什么项目。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还有一千五百米，一百米接力，四百米接力，再就是跳高，跳远，铅球，标枪，铁饼，什么什么的。报名多的项目，还得比试一下，谁成绩好谁上。大家都挺兴奋，上课也不正经上，课后更是嘁嘁喳喳。

参加的项目确定下来，各自练习，操场上，跑步的人多了，跳高跳远的人多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开会那天，一早，操场上热闹起来。高音喇叭一时也不肯歇。放音乐，都是有劲的歌曲。发通知，干吗干吗，都扯着嗓子喊。近似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以班级为单位，都把桌椅搬到操场上去，放到指定位置，然后在那位置上待到运动会结束。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做完，运动会正式开始。开幕式，运动员入场，跟奥运会一样的程式。乐队奏乐，小鼓乱敲，咚巴啦咚吧啦咚，咚咚吧啦吧啦咚；大鼓，咚，咚，咚；小号，嘟，嘟嘟嘟，嘟嘟，嘟……高音喇叭里是《运动员进行曲》，还有“毛主席语录”。热闹。

每逢运动会，我主要是看客，组织另外的看客，用嗓子和手，给自己班运动员加油。

不是不想参加，是干不过他们，参加也白搭。这件事上，好像有个规律，学习成绩跟运动特长，成反比。这规律一直到高中，都应验。读高中时，我们班是重点班。“重点班”，就是把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集中在一个班。可一开运动会我们就傻眼，一个奖品都拿不到，能拿几分就不错。那时候我不想上场也不行，班里比试，我百米第一。你都第一了，哪能不上。在全校运动会上比试，连续三年，成绩一模一样，预赛第三，决赛第五。这扯不扯。

小学运动会，只有两次，我是直接参与者。一次在乐队里打小鼓，一次是参加“百米速算”。

先说打小鼓。不知怎么就选中了我。运动会前两周，开始练习。姜老师作指导，就是那个“姜秃噜盖”。每次练习，他对我都劈头盖脸呵斥。他说，咚咚吧啦吧啦咚，你吧啦得不对。他越是呵斥，我越不会吧啦。他生气，我也生气。想退出乐队，不敢说。等他把我开除，他偏偏不开除。不开除我就乱吧啦。让他弄得，天天紧张。

按说乐队应该有统一的制服，现在这不是事儿，那时候是大事。学校不管这事，让学生自己准备统一的服装。通常是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这也不行，多数乐队成员准备不上，只好再降低标准，绿上衣，蓝裤子，鞋随便。

这里得交待一下，那时候，我印象中，男孩子的衣服，要么蓝要么绿，很少有别的颜色。就这两种颜色，你搭配吧。我的衣服，要么一套蓝，一套绿，要么蓝上衣绿裤子，要么绿上衣蓝裤子。都是过年的时候买。买回来，穿一年。

参加乐队那年，我的衣服是一套蓝。需要解决绿上衣的问题。怎么解决？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借。跟同屯的一个同学说，他说找他妈，他妈借一件绿上衣给我，衣服上有两个窟窿，没补。我就穿着有两个窟窿的绿上衣，在乐队里打小鼓。一位同学嘴里嘟囔，骂借我衣服那位同学他妈，说狗逼的，借件衣服，还有窟窿。

窟窿在衣服上，也在我心里。两个窟窿，里边全是风。什么时候都一样，人要是穷，穷还有求于人，被人作践也是活该。姜老师也一样，作践我，大概是个乐子。

再说“百米速算”。比赛过程是这样，起跑线，啪，发枪，开跑，跑到六十米处，跑道上放一张纸一支笔，用石头压住，纸上一道数学题，你就蹲在跑道上算，算完再跑到终点。前提是，你得把题算对，然后再排出第一第二。

这项目，老师点名要我参加。一个理由，学习成绩好。

参加吧。心里紧张。比赛正要开始时，我班绰号叫“穷等”的赵同学，匆匆赶来，附耳，小声告诉我，是一道应用题，答案是“50”。我心里有底了，充满必胜的信心。

发令枪响，我最后一个跑到六十米处。看一眼题，问的是“多少亩”。我在纸上写“答：50亩。”写完拿起那张纸就跑，第一个冲过终点。我班的方阵里，爆发一阵欢呼。

我把答案递给收卷子的老师。老师看一眼，笑眯眯说，错了。这事闹的，一桶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得，连名次都不会有。蔫头耷脑回到座位上。同学们知道答案错了，也都泄气。随后都生“穷等”的气，说你瞎说什么呀。“穷等”很委屈，说一个老师算的，他说是“50”嘛。

没多久传来消息，那个“百米速算”，我得了冠军。原因是，所有运动员，都算错了。歪打正着。我班同学再次欢呼起来，他们不在乎那道题算得对错，他们在乎冠军。

可我在乎对错。心里不得劲，这冠军拿的，一点都不光彩。领奖都不好意思去，让别的同学替代。

后来又有说法，说那道题不好，太难，应该简单点才对。

一场运动会引起的话题，也就持续一两个星期。之后，日子还是老样子。

运动会前后，我表哥最来劲。他平常不来劲，一到运动会就来劲。他有运动特长，跑，跳，投，都厉害。一场运动会下来，得好几种奖品，香皂，毛巾，笔记本什么的。那些日子，他不爱搭理我。

表哥学习成绩不好。只有开运动会，才是他扬眉吐气的日子。这特别好理解，就像目下的社会，没文化的人，最喜欢做的事，是向别人炫耀财富。他就这点长处，你不让他炫耀，能憋死他。何况，人家是赶上了好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身都是“硬道理”，文化算什么，嘁！

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有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几十年往左扭，几十年往右扭。扭来扭去。是一种什么力量来扭的，我不说，你自己琢磨。

我至今对所有的运动会都不感兴趣。什么全运会，什么奥运会，不爱看。谁谁得了冠军，也不想知道。另外我也不觉得，多得几块金牌，就是“为国争光”。按这个“逻辑”，要是一块金牌也没拿到，莫非就是“卖国贼”？扯淡嘛。体育就是体育，别往政治上扯。另外还有文学艺术学术什么的，也别往政治上扯。扯来扯去，容易发生“不正当关系”，你说是不是？

我看过的最大规模的运动会，是皮口公社运动会，后来公社和镇合一，叫皮口镇运动会。各生产大队，各小队，都放假，学校也放假，去比赛，去当看客。我也去。

说是秋季运动会，其实是盛夏至初秋交接处，大田里没多少活儿，离秋收还早。

每年公社开运动会，爹都会给我两毛钱。那时候，奶油冰棍五分钱一根，小豆冰棍三分钱一根，汽水一毛一。对我来说，两毛钱够用了。我一般选择小豆冰棍，买六根，还剩二分钱。二分钱也是钱，攒起来。不像现在，你要想把两毛钱花出去，得动不少脑子。买菜，少两毛钱，人家说不要了，你得硬给，人家还不爱收。这是动小钱的场合。别的场合，两块钱，二十块钱，甚至二百块钱，也都不是钱了。这社会，“进步”得很快。

看公社运动会，记住两件事。一件，口渴，去买冰棍，没有小豆的，只有奶油的。不想买。卖冰棍的劝，说大中午，别处也没卖的。买了，拨开，刚咬一口，剩下的，吧嗒，掉地上。手里剩一根棍。妈的，那冰棍已经化得 “六九河开”了。不敢回去理论。要知道，卖冰棍的老娘们，像是皮口镇人。

还有一回，爹一反常态，没给钱。我暗示好几回，明天去看公社运动会。爹假装没听见。爹总是那样，不顺耳的话，他一般听不见。我在两毛钱面前败下阵来。不去了，一个人，在野地里逛，挖野菜。顺手，还偷了谁家一只土豆。土豆还长在地里，铲子在土豆根旁边的凸出部位一挖，一只土豆出来了。是红眼眉土豆。这个品种的土豆，每个芽眼的凹处，都有一抹红色。好看。现在不常见了。

红眼眉土豆，我扔到菜筐里，㧟回家，喂猪。

一整天闷闷不乐，不知道生谁的气。

洗澡

夏天，我们洗澡。在水泡子里洗，在水库里洗，在海里洗。

我们不叫游泳，就叫洗澡，在水里乱扑腾。扑腾久了，自然就学会了游泳。糊里糊涂就会了。

屯西边，有一个小水泡子。像个逗号，没有上游，只有下游。水泡子里有一泉眼，长年汩汩。淌出一条小河，从屯西边流，流到下一个屯，穿屯而过，入海。下游那屯，是凉水湾。有人议论，小河穿屯而过，叫桃花水，屯里的人，爱舞弄桃色事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现在知道，那个水泡子里的水，是矿泉水，直接装进瓶子，就能卖钱。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水泡子里边，有些水草，有些小鱼，有些蛤蟆和青蛙，有些蜻蜓贴着水面飞。夏天，还有些小孩子在里面扑腾。

现在知道也晚了，“城镇化运动”，皮口镇蚕食过来，水泡子被填死，上面盖起商品楼。最贵的时候，卖到四千多块一平米。看把它得瑟的。

上小学之前，我经常在水泡子里扑腾。水泡子太浅，扑腾不开，看见大人走来走去，得蹲着。还常有老娘们来洗衣裳。别扭。后来不到水泡子里扑腾了，上小学了嘛。离学校不远，有一个小水库，狭长的三角形，我们在那里扑腾。水深，不敢往里边去，就在岸边不远处扑腾。

学校里有规定，不准到水库洗澡，这是为了安全。年年都有消息说，哪里哪里，小孩玩水，灌死了。

我们不怕，在浅水里嘛，没事的。我们心存侥幸，可学校不敢侥幸。学校里有值班老师，每天中午，到水库边巡视一回，看到玩水的，驱赶。要是被抓住，学校用高音喇叭通报批评。

每次到水库里扑腾，我们都安排人放哨。轮流放哨。看见老师过来，大声喊，水里的赶紧上岸，套上裤头，一哄而散。我们从来没被抓到过，但经常被驱赶。

我们都是光着屁股在水里扑腾。夏天，我们的装束，背心，裤头，凉鞋。脱衣服很快，嗖嗖嗖，脱完，跳水里。什么游泳裤，大人才穿，我们不穿。

小说家毕飞宇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回顾小时候学游泳（看看人家，人家毕飞宇说“游泳”）时说，原先也是光屁股，后来，一个谁，有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把两条三角形的红领巾重叠起来，剪去三个角，再缝上，这一来两条红领巾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三角裤。”这样的游泳裤，一下子成为时尚，“我们村热闹了。一到傍晚，所有的孩子都成了猴子，带着红红的屁股跳进了河流。”

啧啧，看看人家毕飞宇。人家玩得潇洒。我们不行，到了也没穿上红领巾做的游泳裤。倒是看过大孩子穿。看过也白搭。需要两条红领巾，我们上哪弄两条红领巾？红领巾也是布啊，得花钱买，还得有布票才行。钱和布票那种东西，都是爹妈的心肝，谁敢提出非分之想啊，小兔崽子，活腻歪了是不是？

有意思的是，苏北少年毕飞宇他们，因红领巾泳裤还闹出一场政治风波：

我们校长发现了泳裤的秘密。他吓坏了。他哪里想得到呢，一群无畏的孩子拿“红领巾”做了小鸡鸡的遮羞布！这怎么了得！这怎么了得哦！出大事了嘛——红领巾是什么？“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它居然和小鸡鸡、小蛋蛋混到一起去了。

呵呵。这多好玩儿。现在看着好玩儿，那时候，校长和毕飞宇们，肯定都很紧张。好在，结局还不错。循环指认，查不出谁先穿的，又不能把成群的小孩子一网打尽，这才不了了之。这事，特别的阿门，特别的阿弥陀佛。

我们没经历过毕飞宇们的政治风波。我们只是……嗨，说起来臊死人。那天不知怎么的，放哨那家伙脱岗，或者是经不住水的诱惑，也跳到水里了，结果是，老师站在水库边上，我们才发现。老师脚下就是我们的背心裤衩和凉鞋，谁敢过去呀，从水里跳出来，嗷嗷叫着，沿小路往水库上游跑。老师在后边喊，别跑！越喊越跑。跑到上游，傻眼了。遇见几个同班的女同学。不得了啦，把女同学臊得，腾腾腾，小脸都红了。我们他妈的也脸红啊。怎么办？前有女生，后有老师。没办法，只能跳水了。扑通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跳水里。有个家伙胆大，抓一把烂泥，往小鸡鸡上一糊，继续跑。这家伙是猛男。

下午上课。我们到班里，那几个女同学，脸还红着，扭头，不看我们。这时候我们来能耐了，故意大声喧哗，像母鸡下蛋之后的得意，叫，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哒！

就在那个小水库，有一天谁恶作剧，把我的裤头藏起来了。那天是星期天，不上学。不上学的时候，我有时把背心也省了，只穿一个裤头，光着膀子。扑腾够了，都要走。我上岸，找不到裤头。一起来的家伙，谁都不说话。他们中肯定有人知道裤头藏哪了，但谁都不说。后来他们走了，剩我一个人。他们没有回头，就这样把我剩在水库边上了。他们不回头，我也知道，其实是在等着看我笑话。我泡在水里，望着天。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人心的残酷。当时说不出，但意思是懂的。人心，在某一瞬间，相当冷漠，彼此为敌。

下雨了。雨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圈一圈涟漪。我心里的涟漪更多。其实那场雨并没有下大，只滴了那么几滴，滴到我心上。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光屁股跑回家。回家有挺远的路，我哪敢走路。好在玉米都长得很高，我穿玉米地，从这块穿到那块。好大的青纱帐，一块一块，给我当裤头了。

裤头后来找到了。后街老钟家的老四，我们叫他“小四瘩”，领我去找的。一团干草，拿开，裤头就在下边。我当时想，这事，要么是“小四瘩”干的，要么就是一个力气大的家伙干的，“小四瘩”不敢当面告密。

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谢小四瘩。后来某一次玩闹，我用牡蛎皮，把他脑袋打破了。实在抱歉。

到海水里扑通，不穿裤头真就不行。海边人多。再说，有时不小心，海水退潮，得走好长一段沙滩才能到岸上来。光溜溜走上几十米，不像话。

随着年龄增长，有了羞耻心，到水库里扑腾，也穿裤头。就是平常穿的大裤头，哪有什么泳裤。上岸，找个没人的地方，脱下来拧一下，再穿上，让风把它吹干。

风有时候是个好东西。当然，有时候也很坏，比如“右倾翻案风”，还有“四风”什么的。

那时候，海水里飘着大量海蜇。那么多。海蜇的触须，一根根通红的，在水面上漂，满眼都是。这景象已经绝迹。我们以为，那些触须是海蜇的鸡巴。我们这么想，就这么说。大人也都这么说。

我是在海里学会游泳的。突然一天，扑腾着，人就浮起来，还不断往前移动。对，这就是游泳了。后来知道，我的泳姿，叫“狗刨”。

我这半辈子，都没学会专业的泳姿。写文章也这样，没经过专业训练，走野生的路子。

野生，挺好的。

地震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那天是农历腊月廿四，星期二，辽东半岛中南部，三个市，鞍山、营口、辽阳，十一个县，海城、盘山等，发生7.3级地震。震中地区面积七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六百六十万。那次地震，史称“海城地震”。

相关史料介绍：海城地震，震时地光闪闪，地声隆隆。近处可见一道道狭长的白色光带，远处是红黄蓝白紫的闪光。地面裂缝，射出蓝白色光，喷出粉红色光球。地声近似闷雷。震中地区房屋和各种建筑，大多数倒塌。铁轨弯曲，桥梁损坏，地面出现裂缝、陷坑和喷沙冒水现象，烟囱几乎全部断裂。

史料还介绍：海城地震，有感范围很大，北至黑龙江省的嫩江和牡丹江，南至江苏省的宿迁，西达内蒙古五原镇和陕西省西安市，东至朝鲜，有感半径达一千公里。伤亡人数一万八千三百多人。

史料强调：海城地震是一次成功预报预防的地震，是“世界上重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它开创了人类短临地震预报成功的先河”。如果没有预报预防措施，据有关部门估计，地震的伤亡人数将达到十万人。

谢天谢地。我那屯，新金县皮口公社西城大队卡拉房小队，地处辽东半岛南部，距海城大约二百公里左右，没有房屋倒塌现象，属于“有感”地带，有惊无险。

农历腊月廿四，正是用旧报纸糊墙和贴年画的时段，是春节前最忙碌最喜庆的时段。我不记得，那年的那个时段，我在做什么。我只记得，腊月廿四之后，我在做些什么。

震感强烈。屯里人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人人都在讲，他家怎样，他家又怎样。邻居东子二哥，讲得最欢。他说：“我听见碗碟哗啦哗啦哗啦……我知道是地震，撒腿就跑……”

那次地震，差点把东子二哥变成祥林嫂，他满屯子转悠，到处“哗啦哗啦哗啦”。我让他“哗啦”过好几回。他原本默默无闻，地震让他知名度大增，跟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中借地震而大放光芒的“王瞎子”有点相似。看来，小说无论怎样虚构，都离不开现实的土壤。 

我不记得海城地震发生前，我那屯有什么预防措施，或者地震宣传什么的。也不记得，震前有什么预兆。史料中所说的“冬眠的蛇纷纷出洞，冻毙于雪地，老鼠成群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表现痴呆……一些水井，水突然变浑、变味并出现大幅度的水位涨落”，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同样没有印象的，是史料所说“1975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地震情况通报：丹东、营口、旅大、盘锦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那年我虚岁十岁，脑袋瓜还嫩，记不住这些，也算正常吧。

印象深刻的，是地震之后，大队的高音喇叭反复动员，要求家家户户都搭建地震棚，要求晚上不要住在家里，住地震棚。

形势紧张，谁知道还有没有更大的地震来袭呢？

印象深刻的，还有，人心惶惶，眼瞅着要过年，遇到这事，年也过得不踏实；还有，冷。

对地震棚的印象，跟史料契合。史料说：“多数人住在不防寒的简易防震棚内，造成了严重的冻伤。另外，防震棚多系易燃材料搭成，冬季严寒取暖再加之做饭、照明等，造成火灾亦很严重。”据统计，火灾和冻灾共伤亡八千二百多人。

对“冷”的印象，也跟史料契合。史料说：“震前，连续多日偏南风，气温逐日回升，1975年2月2日至3日，最高气温3—6℃，冰雪消融；但风云莫测多变，震后突然转东北风，漫天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最低温度达-20℃以下，最高也在-5℃。”

爹是个老顽固，他不搭理高音喇叭的号召，起居如常。我着急。好多人家地震棚已经搭建起来，可爹一点动向也没有。他是家长，他不说话，我能怎么着？

地震棚很简陋，用塑料、破棉被或者玉米秸搭在木架上，做马架子，门口挂一张棉布帘，或者就用塑料膜，挡不住多少风寒。很少有成年人住在里边。他们聚众拉呱，聊到很晚才回家，和衣而卧，睡梦中还支棱起一只耳朵。地震棚成为小孩子的天下，拉帮结伙睡在里边，家长也不反对。毕竟，睡地震棚看起来比睡在家里更安全。

我睡在大舅家的地震棚里。表哥是地震棚的主人，睡在最里边，还有两三个孩子睡在中间，我睡在最外边。谁都不想睡在最外边。我的个头小，抢不过他们，只好躺在门口给他们挡风。勉强坚持到半夜，冻得受不了，跑回家睡热炕。此后，再也没有离开热炕头。提心吊胆熬过一些日子，地震并没有再次发生，加上外村传来消息，地震棚起火，还烧死了人。这样，屯里的地震棚陆续被拆除，对地震的恐惧也渐渐平息。 

我在孙犁的《书衣文录》一文中，发现一点点跟海城地震有关联的记载。我是从《孙犁书话》一书中读到这篇文章的。

《书衣文录》是一篇奇特的文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孙犁“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而且“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这些“感触”，最终汇聚成《书衣文录》。

孙犁在《北游录》书目之下记：“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晚装。传言七日将地震，家人为余相度避身之地：一床下，一书桌下。床下必平躺，桌下必抱膝。一生经历，只此一着，尚未品尝也。”3月7日，在《扬州画舫录》下又记：“邻居送信，今晚将有地震。”3月8日，在《天府广记》下再记：“昨晚传言地震，家人大为预防，镜框油瓶布满地下，余脱衣而睡，既晓无事，继理此业。”此后的文字再没有出现地震字样。

我对孙犁很佩服，对我爹也很佩服。他们两个，有共同点，都不慌张，都不在乎，都“脱衣而睡”。

性命攸关的当口，“脱衣而睡”是一种别样的境界。我很向往。

有时想，大概快了，我也快到“脱衣而睡”的年龄。

主编/制作：林一苇

作者简介

侯德云：读书人，品书人。作家。

出版《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寂寞的书》《那时候我们长尾巴》《圆的正方形》《轻轻地爱你一生》《你要深情地看着我》等专著、文集十四部。

主编各种文集数十部。

文者，纹也，万象之表也，《文心》之意，天地皆文章。适有一等人，按著天地本大，我等具小，譬如草木，生于其中，则我与天地一也，一草一木，演化世界，言草木，实言世界。则草木之宗旨，言生活，言花鸟，言人物，言可言之事物，包罗并举，体裁不限，与众共享，并愿广大热心之士加入行列，携手共进。惟此，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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