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侯德云||红小兵大事记【三】

“红小兵”大事记

文||侯德云

1976年

 1976年，接连有大事发生。1月8日，周恩来病逝；4月5日，发生“天女门事件”；7月6日，朱德病逝；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病逝；10月6日，打倒“四人帮”；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10月底开始，《人民日报》大肆宣传，华国锋是全党的“英明领袖”。

这么多事，现在回想，有点印象的，只有两件。一件，毛泽东病逝；另一件，打倒“四人帮”。周恩来病逝和“天女门事件”，北京闹腾得那么厉害，我毫无印象。奇怪。

说说有印象的两件事。

先说毛泽东病逝。那时候的话语体系，谁敢说“毛泽东”，只能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天在学校，下小雨，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哀乐，翻来覆去。哀乐这东西很神奇，不管心里多么阳光灿烂，它一响，心里立马阴雨连绵。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天在下雨，心里也下雨，里外都湿漉漉，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坐立不安。好在不长时间，高音喇叭说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竟然“逝世”了。

我懵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我很熟悉，“伟大领袖毛主席”，很熟，我家墙上有好多，我的胸前也有。可对“逝世”不了解。“逝世”什么意思呀。很快也弄懂了。我的天，死了呀。

我陡然紧张起来，还特别纳闷，“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不是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么？怎么会“死了”呢？我那屯倒是经常死人，可他们是人呀，人总是要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身上放光芒的，怎么也像人一样……愁死我了。

我遇到障碍，怎么也跨不过去。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障碍。想不通，“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跟“死了”联系在一起。

学校里的气氛不对。同学间平常的嘁嘁喳喳没有了。老师一个个的，也都沉着脸。给我的感觉是，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末日来临了。

学校里的秩序也不对。不上课。哀乐，哀乐，哀乐，整天播放，心里小雨变成大雨，大雨滂沱。操场上搭起灵棚，花圈，黑纱。一些人在忙，一些人不知所措。我是不知所措那伙的。

老师告诉我们，每个人回家，都要扯一块黑布，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戴孝。这话我懂，戴孝嘛。

我那块孝布，是我三哥的岳母出面，求别人做的。一个小脚老太。那时候还不是三哥的正式岳母，后来才是。三哥谈恋爱，经常带我去三嫂家。我跟他们一家很熟。

小脚老太，求人用缝纫机给我扎了一块孝布。我一看见就喜欢。一个锁边的黑布筒，规规矩矩的。

我把“喜欢”藏在心底，把黑布筒拿回家。

当晚，我随三哥又到三嫂家去。小脚老太一看见我就说，你怎么没给毛主席戴孝？我懂她的意思。我把那个“孝”放家里了，有点不舍得戴，怕不小心弄脏了。我实话实说，小脚老太不高兴，说赶紧回去戴，得天天戴！硬是把我赶回家去戴。

这里我得郑重声明，三嫂家的成分是富农。屯里没有地主，富农是最大的批斗对象，是贫下中农的敌人。小脚老太，是“富农婆”，当然也是我们的敌人。你想啊，我们的敌人，归根结底，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敌人。毛主席厉害，连敌人都给他戴孝，连敌人都在监督别人别忘了给他戴孝。

我不光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戴孝，还参加过三个追悼会。西城小学一个，西城大队一个，皮口公社一个。皮口公社那个，规模最大，号称万人大会。路很远，得走两个钟头。

每个追悼会，都有人哭。哭爹哭娘那么哭。我亲眼看见，有人把自己哭昏。听说还有人把自己哭死。哭昏哭死的，都是老娘们。看来，老娘们更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不行，也想哭，却怎么也哭不上来。心里骂自己，完蛋玩意儿，赶紧哭啊哭啊哭啊……哭不上来就想，想了不止一万遍，“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就“死了”呢？

确切说来，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病逝，当天下午四点，电台才广播消息。下午四点，我们已经放学了，不可能听到广播。由此推断，我们只能在第二天听到。

读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里边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北岛的《断章》，另一篇是陈丹青的《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都明确提到毛泽东病逝那天的情势。

北岛在文章中说听到广播后，他跟两位朋友“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过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北岛他们几个是北京人，皇城根下的蛐蛐，他们的叫声里，自然充满了政治意味。我当然不行，别说年龄小，就是跟北岛他们一样大，也不过是群氓中的一员。还敢笑，找死啊。

那时候陈丹青在西藏。他也是皇城根下的蛐蛐，跟北岛他们算是一伙的。只不过，那时候他暂时在西藏公干。他听到消息之后，也有了不合时宜的表情——笑。他说：“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

他们都懂事，我不懂。最初的一抹恐惧过后，只剩下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就打倒“四人帮”。我一个小屁孩，哪知道“四人帮”是什么东西。但气氛能感受到。到处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明白了，噢，上一回叫人哭，这回是叫人笑的。不光笑，还要恨。恨“四人帮”祸国殃民。

这回会场少，西城小学和西城大队，都没有会场，直接召开皮口公社的万人大会。锣鼓喧天，彩旗蔽日，高音喇叭喊声隆隆，要是让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听见，不震死也能吓个半死。一场大会下来，我只记住个“打倒四人帮”。

腿短路长，回到家，累得不行。人却兴奋。对大哥说，公社开大会，打倒“四人帮”了。大哥问，什么“四人帮”？我说，“王江张姚”。四哥在旁边听见，说，不对，是“王张江姚”。我说，就是“王江张姚”！四哥还要狡辩，大哥说，老五说什么就是什么，“王江张姚”。大哥明显对我偏心。四哥气得要哭，说你们合伙欺负人，都往我身上呲尿。

没过几天就知道，四哥说得对。我承认四哥说得对，但不肯当面承认。心里还纳闷，他偶尔也能说对呀。

再之后是背诵郭沫若的诗，《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传人是俊杰，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这诗，嘿，写得有劲。反复背诵，终于坏了胃口。

很多年后某天，一文友对我说，书市有《郭沫若全集》出售，打折，往死里打，很便宜，我送你一套，要不要？我说，不要！文友看我态度坚决，作罢。

我心说，你非要送，我就把那狗屁全集，扔垃圾箱里去。

课外时间

课外时间很充裕。那时候的小学生，不像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狗屁书。那时候，有时只上半天课，下午没课。下午有课的时候，也不过两三节课。披星戴月走在上学或放学路上，这样的传奇，根本没有。作业也不多，个把小时之内，能做完。

课外时间，得帮家里干活。干得最多的，两种活儿，春夏挖野菜，秋冬捡草。

先说挖野菜。不是为了“咬春”，这种浪漫，那时候没有。野菜都是喂猪喂鸡喂鸭子喂鹅，主要是喂猪，那东西饭量太大。人不吃。大饥荒那些年，人倒是疯了一样吃野菜，吃得面黄肌廋。吃伤了，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就不吃。农民也有农民的傲慢。大饥荒记忆犹新，你让他们如何下得去口？让别人知道，面子上也不好看。

从早春开始挖野菜。山窝里，朝阳处，野菜生得早。先往这些地方去。不用太久，漫山遍野，随处都有野菜。春天的野菜，有山菠菜、蒲公英、紫花地丁、苦荬菜、荠菜、宝盖草、山蚂蚱等等好多品种。最喜欢蒲公英。蒲公英开花，黄莹莹的，亮眼。

有一回，我一个人，在海边的山坡上，挖了一筐蒲公英。高兴。耐心整理一下菜筐，让蒲公英的花朵，朵朵向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看来“向上”是好事。尤其是男人，你不“向上”，女人都不喜欢。当然，有时女人也喜欢“向下”。究竟何时“向上”何时“向下”，这是男人的大学问，充满哲学意味。

我让蒲公英的花朵向上。朵朵都向上，一筐金色，闪闪发光。更高兴。㧟着一筐金子回屯里去，故意慢点走，故意绕着弯走，想引来几束羡慕的目光。运气不好，路上一个人也没遇见。很失望。走进家门，看见大黑狗。大黑狗也不理我。我心说，你他妈的哪怕抬头看一眼也好，把你傲的，什么东西。我飞起一脚，踢到大黑狗后背上。大黑狗嗷一声跳起来，冲出家门几十米，停下，回头，冲我发泄不满，呜呜呜汪汪，呜呜呜汪汪。

现在可以自嘲说，小时候春天挖野菜，等于是“踏青”了。呵呵。

夏天挖野菜，遭罪。夏天的野菜，鲜嫩的，都长在庄稼地里。玉米地里最多。铁锨头、苋菜、灰灰菜、鸭跖草……都长在玉米地里。得钻玉米地才行。挖一筐野菜，弄一身汗。玉米叶子，在胳膊上，脖子上，划出一道道红绺子。不舒服。不舒服也得干。得让猪的肚子舒服。

作家毕飞宇评析家禽家畜，说卖肉的不卖力，说得好，抓铁有痕。我有时想，这话，拿来说人，正合适。

哪年夏天不记得了，连下几天雨。野菜供不上，猪饿得嗷嗷叫。爹着急，催促我出去挖野菜。我不愿意。爹火了，要打我。无奈出门，披一块塑料布，到玉米地边，割一筐青草。挑嫩草割。雨哗哗下，眼泪也滴答滴答。回家，浑身都湿透。当天就感冒。

再说捡草。捡草是笼统的说法。树叶，树枝，杂草，凡是能生火的，都统称为“草”。那时候的穷日子，什么什么都短斤缺两。粮食不充裕，柴禾也不充裕。一天三顿饭，哪顿不得用柴禾。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玉米茬子，根本不够用。得自己想办法。什么办法？捡草呗。

屯子边上，是一大溜海防林。绝大多数是洋槐，也叫刺槐。（这种树，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人占据大连四十年，改称关东州，皮口镇在关东州辖区内，当时叫貔子窝市。）叶片不大，却长得密。秋风起，黄叶纷纷飘落。一大早，各家各户都出动，一面坡，一个沟，占地盘，用筢子搂树叶。也有少量的枯枝。搂成一堆一堆，再往家里搬运。那种景象，现在你看不到了。

到了冬天，树林里已经没有多少枯叶。少数人还在坚持捡草。只能寻觅犄角旮旯，一小堆一小堆搂起来，装进大草筐。忙半天，也能捡一筐。

最耐火的是树枝。一小捆树枝，顶得上一大筐树叶。这道理谁都懂。问题是，有很多枯枝，在树上不肯掉下来，刮多大风，都不肯掉。它们想把人气死。

我们那群孩子，发明了一种折枯枝的方法。一根绳子，五米左右，一端拴一块石头，不大不小，半斤左右最好。看准树上的枯枝，往上边抛石头，另一只手，握住绳子头。惯性作用，拴石头的一端，会缠在树枝上。稍微用力，让它缠紧，再猛一用力，嘎巴，枯枝掉下来。

时间长了，我们抛石头都抛得很准，顶多两三下，就能把一段枯枝折下来。谁要是一下就完成，难免自鸣得意。

这办法只能对付枯枝，对付活树枝不行。活树枝有弹性，一下子拽不断，麻烦就大了。

读陈丹青的文章《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读得辛酸。文章说：“直到九十年代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我记住了这段话中的三个主要词汇，“荒败”、“贫穷”和“顽强”。我就是那样，我们屯里的人就是那样，在一片“荒败”中，在一片“贫穷”中，“顽强”地走向秋冬的原野。我们的肚子咕咕叫，我们为了肚子去捡草。

从秋天到冬天，我们捡草的兴趣都很浓。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以捡草做借口，到山上去会餐。秋天，满地的玉米和大豆，都成熟了。我们先偷玉米偷大豆，然后到山上炒。用破铁锨头当锅。在山坡上挖一个坑，架上铁锨头，下边用小树枝生火，炒玉米炒黄豆。吃饱了，再去捡草。

冬天，地里啥也没有。玉米和黄豆，只能自带。所谓自带，是从家里偷。每次一把两把。印象中，炒玉米的时候多，吵黄豆的时候少。毕竟，黄豆比玉米金贵。花生不敢想。我们生产队，从来不种花生。

有一年冬天，我家，也不知从哪弄的，有一大袋子鱿鱼干。太幸福了。每次捡草，都带一两条鱿鱼干，到山上烤鱿鱼。把身边那帮家伙馋的，口水横流。

当小偷儿

人这一辈子，大概都免不了偷点什么。“红小兵”也是人，还是个“小人”，偷点儿，也正常。再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偷点，日子没法过。忘了是谁，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时代，半夜狗叫，全是看见偷东西的人。

不为尊者讳，我爹，他偷过青玉米。㧟一筐猪草回家，笑眯眯，把草拿掉，里边半筐青玉米，说，晚上烀了吃。我更喜欢烧的。一棒青玉米，不剥玉米衣，做饭的时候，扔灶坑里。饭熟了，青玉米也熟了。有时会烧糊。啃着吃，香。嘴唇嘴角，都黑。烀着吃也行。开锅，热腾腾，玉米烫手，等不得，往棒子的屁股上，插一根筷子，举着吃。

今天不说偷青玉米，也不说偷瓜。瓜果梨枣，谁见谁咬。小孩子哪能经得住嘴馋？

今天只说偷铁。偷农产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去偷工业品。屯里最有本事的人，是我同学，后街老钟家老三，绰号“死羊眼”。该同学眼睛不大好，迎风流泪。特长是善于偷。我佩服死他了。

皮口镇有一个农机厂，就在镇子边上，离我那屯不远。死羊眼经常去偷废铁，卖钱，买糖吃。吃得那叫潇洒，嘎嘣嘎嘣，嚼着吃。我从来都是含着吃，哪敢嚼。糖这东西，也是“粒粒皆辛苦”的，比玉米粒更辛苦。

看该同学吃糖，对我是莫大的折磨。不看吧，还忍不住。贱哪。人要是贫，难免犯贱。该同学看见我的馋相，提议说，我带你去偷铁？我赶紧点头，好。

该同学有大智慧。他不是给我一块糖解馋，而是要教会我弄到糖的本领，就像扶贫帮困的道理，输血给他，不如让他学会自己造血。

我跟着该同学去农机厂“造血”。

农机厂的围墙有个缺口。我们把土篮子放墙外，从缺口进去。哇，真是好地方，满地都是废铁，等于说，满地都是糖。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幸福的地方。我羡慕农机厂里的工人，他们的生活，该有多么甜蜜。

该同学是实干家，一会儿弯腰拿一块，一会儿又弯腰拿一块。我不行，我是个纸上谈兵的货，是站在城楼看风景的货，临战怯阵，不敢弯腰。我不敢弯腰啊，这扯不扯。

该同学急了，替我弯腰，拿起一大截废铁轨，送我手上。我手上一沉，心里一喜，我的天，十斤不止。正要高兴，还来没得及高兴，突然传来一声大喝，小兔崽子，站住！

该同学根本不是小兔崽子，人家不站住，飞一样逃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眨眼，从缺口里消失了。我不行，迈不开腿。扔了手中的废铁轨，腿抖抖的，站住，一步都没动。

现在回想，那个大喊的人，未必就想抓我。他可能只是想把我们吓跑。我却不跑，你说他闹不闹心。

有人来抓我了。其实不是抓我，是抓我的棉帽子。那时候是冬天，北风呼呼的，我戴着棉帽子。那人把我的棉帽子抓走了。这不行，我不能偷铁没偷着，反倒丢了棉帽子。不行，回家没法交代。

我尾随那人进了农机厂的传达室。室内生着火炉，几个人围着烤火。到底几个人，不记得。有人说要把我送进公安局，我闻言哇哇大哭。几个人都笑。他们一笑，我就不哭了。过一会儿，有人又说要把我送进公安局，我又大哭，他们又笑。我就这么配合他们，玩哭笑游戏。也不知玩了多少回合，一个人进来。我扭头一看，认识，心里石头落地。是本屯邻居家四哥。四哥是农机厂工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不知道，很可能是临时工。四哥看见是我，问那些人怎么回事。然后四哥跟他们开玩笑，玩笑之后，把帽子给我，说回家吧。

我满脸泪痕出了农机厂，找土篮子，还在。刚找到土篮子，就看见该同学了。他卖铁回来了，买一兜子糖。这回大方，采取输血法，抓给我一大把。我剥一颗放嘴里，感觉好像，好像也不那么甜。

我俩并列往家的方向走，谁都不说话。我听见他嘴里的响声，嘎巴嘎巴嘎巴……响了一路。

从此我不敢再去偷铁。心说，工业品这东西，不好对付。

这里还要说说该同学。几年后，该同学在皮口镇捕捞场，偷了一筐干鱼，还有一块破渔网，赶上“严打”，被判了七年。劳动改造，在一个叫盘锦的地方种水稻。那是1983年的事，我刚上高中。等我参加工作，他才回来。

偶尔在屯里见面，他绝口不谈那七年的事。我心说，看样子，是改造好了。有时候心里也嘀咕，一筐干鱼，一块破渔网，判七年，那个“严打”，是不是太“严”了？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绝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不去想，也不敢想。

天天听见《东方红》

天天听见《东方红》。晴天能听见，下雨天没太阳，也能听见。每天都“红”，不“红”不行。

那首歌，在七十年代的荒败里，在七十年代的贫穷里，在七十年代的顽强里，天天陪伴着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我一听见这歌就上厕所尿尿嘛。

有一回上语文课，学课文，标题忘了，内容是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事。课文说，卫星在天上，循环播放《东方红》。宫玉林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文，读到这里，不由自主开唱，唱得脸红脖子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课堂里哄笑起来，宫玉林这才醒悟，不唱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说，你坐下。

坐下一个，再叫起一个，接着读课文。

那篇课文让我感到很神秘。晚上仰头看星星，那么多亮点，不知道哪一颗是“我国的人造卫星”。竖起耳朵听，怎么也听不到《东方红》。这事可不能怪卫星，要怪就怪我的耳朵不好使。

七十年代，我就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前几年听说，我们这个国家，很需要仰望星空的人。我心说，这扯不扯，我仰望得太早，那时候不需要，现在才需要。

到2013年，我突然对《东方红》的由来产生兴趣，追本溯源，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怎么来的。看过一些材料，都语焉不详，不过都提到是从延安时期流传起来的。我心说，那就好办，查看延安时期的史料。可延安时期的史料，对此也是含含糊糊。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跟延安整风运动有关。遗憾的是，没找到确切证据。

谁知到了2014年，无意中看了一期《同舟共进》杂志，里边有一篇文章，《〈东方红〉：一首西北民歌的变迁》，专门回答我的疑问。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狄马。好哇，谢谢狄马。

文章说，流传全国的《东方红》版本，诞生于1944年冬天，诗人公木和张松林共同改编的。原作歌词是陕北农民李有源。这就对了！我心里一阵欢呼。

为什么就“对了”呢？那得看看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和结果。一件事做得成功，目的和结果一定是相同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它的结果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运动之前，他是政治和军事权威，跟古代的皇帝类似，运动之后，形势大变，皇帝就不能跟他同日而语了，除政治和军事权威之外，他还是思想和文艺权威。只有到这时候，他才能变成“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东方红》套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原先的唱词是这样：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呀，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呀，打日本也顾不上。

……

歌词里虽然有“八路军”元素，总体上看，还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情歌。李有源是个有点文艺细胞的农民，平常喜欢编点小快板和秧歌词啥的。这种人在东北农村也有，我的朋友中就有一位。1942年春节，一支秧歌队在陕北佳县县城，唱了一支秧歌，是新词儿，里边有“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李有源记住了这句歌词，晚上回家，在窑洞里点上油灯，立马觉得歌词味道不对，一盏油灯才多大的亮啊，毛主席哪能就这点亮。后来有一天，他早晨起来沿路捡粪，看见一轮红太阳从东方升起，心里一动，脱口而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李有源原先想用秧歌调，后来想到一年才闹一次秧歌，唱不开，于是套用民歌《骑白马》的调子。《东方红》很快在佳县唱红了。1944年春节，在佳县县城，来此采风的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马可和刘炽等人，听见有人唱《东方红》，大喜，赶紧记下歌词，带回延安。

那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的文稿，有些要存放很长时间才发表），用狄马的话说，“中央迫切需要‘来自人民的呼声’来树立（毛泽东的）威信，而在此以前，几乎没有一支像样的歌歌颂领袖”。

诗人公木和张松林，把李有源原词中的“生存”改为“幸福”，又加写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由此，“一支伟岸庄严的颂曲诞生了”（狄马语）。

谁能想到，《东方红》一唱就是几十年，还唱到天上去了。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东方红》跟《国际歌》，有些词意是矛盾的。前者说“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意思拧着嘛。我相信，发现这个问题的，绝不止我一个。可能有人早就发现了，却闷在心里不说。或者是刚说出来，人就被打倒了。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每天伴随我早起上厕所的《东方红》，什么时候从耳边消失了。这首歌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没有完全消失。前些年，有一首歌叫《走进新时代》，里边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感觉都很特别。是“欲说还休”的那种特别。

当年还有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也经常听，也经常唱。不过，听完犯糊涂，唱完也犯糊涂，我连天安门什么样都没看见，叫我去爱它做什么？很久之后才明白，叫我们爱天安门是假，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

主编/制作：林一苇

侯德云：

作者

简介

读书人，品书人。作家。

出版《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寂寞的书》《那时候我们长尾巴》《圆的正方形》《轻轻地爱你一生》《你要深情地看着我》等专著、文集十四部。

主编各种文集数十部。

文者，纹也，万象之表也，《文心》之意，天地皆文章。适有一等人，按著天地本大，我等具小，譬如草木，生于其中，则我与天地一也，一草一木，演化世界，言草木，实言世界。则草木之宗旨，言生活，言花鸟，言人物，言可言之事物，包罗并举，体裁不限，与众共享，并愿广大热心之士加入行列，携手共进。惟此，敬期关注。

人

间

草

木

深

微信号：rjcmsh

投稿邮箱：[e-mail] 

友情链接

人间草木深

精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