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的这份甜蜜，为什么王羲之、苏东坡都钟意？
大约1600多年前的一个暮秋新冬，地气偏暖的江南尚未迎来霜降，但枝头上的丹橘已经累累可人。安居家中的王羲之惦念起一位故交，于是命仆人采摘了相赠，随橘而去的还有一封手札：“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对于千百年前的人们而言，冬日里的一盘鲜橘，有着非比寻常的寓意。这不仅是四季时令最后的甜蜜馈赠，更蕴藉着深厚的风雅气韵。
01
橘树：美好、高洁、神秘
“橘”从木从矞，而“矞”字，有云彩华美之意。《本草纲目》中解释：“云外赤内黄、非烟非雾、郁郁纷纷之象。橘实外赤内黄，剖之香雾纷郁，有似乎云。”色香俱美，大概是橘的命名由来。
橘的优点还不独于此。清康雍年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橘部艺文”一卷录入了近百篇写橘的诗赋名作，开卷处便是屈原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在屈原的眼中，橘树是皇天后土赐予人间的美好之物，因为它扎根于南国疆土，秉持着独立不迁的天命。橘果“青黄杂糅”，色彩斑斓，其心却“精色内白”，仿若承担着天道仁义，就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屈原自己。
实际上，早在屈子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橘树根深难徙的特质。
春秋时期，齐国上大夫晏婴使楚。楚灵王有心羞辱他，暗中命侍卫捆缚了一人从堂前走过，声称是犯了盗窃罪的齐人。楚灵王问晏子：“齐人是不是天生善于盗窃？”晏子不卑不亢，恭敬一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但味道却不同。究其原因，乃是水土有异。齐人在齐国并不会偷窃，到了楚国却成了贼，看来是楚国的风俗更容易滋生偷盗。”
晏子的话固然是为了反击楚灵王，但却道出了时人对橘的认知：这种甘甜多汁的植物只生长于南方，一旦过了淮河，就会变成又苦又酸的枳。
自屈子的《橘颂》问世后，千余年间，世人对橘的精神认同，几乎都不脱忠贞之意。尤其是唐朝，文人士大夫更钟情于以橘自喻。
柳宗元被贬永州时作《南中荣橘柚》诗云：“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则精心挑选了丹橘进贡朝廷，以表“疏贱无由亲跪献，愿凭朱实表丹诚”的忠心。
橘子除了美和高洁，还十分神秘。
《春秋运斗枢》里说：“璇星散为橘。”所谓璇星，即北斗七星中的天璇星，象征着大地。故此，宋人陈舜俞作《山中咏橘长咏》诗曰：“云梦分膏沃，璇星散陆离。”清周亮工“于野璇星大，过淮枳树新”的诗句中，则以璇星代指素华丹实的橘子，仿佛其就是大地的精灵。
我国最早的系统叙述神仙传记的《列仙传》中，就记载了穆天子访西王母于瑶池、食碧藕白橘的故事。及至后世的志怪小说里，橘竟还成了神仙高人们的隐居之所。
唐代的《玄怪录》里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巴邛人的橘园中生出两个大橘，形如三四斗大的盆盎。巴人攀摘下来剖开了看，每个橘子里竟都坐着两个“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的老叟，正在那里对弈。虽然他们的秘境被凡人发现了，却毫无惊怖，谈笑自若，道是此中之乐，不亚于商山四皓之隐居生涯。最后，四位老翁乘坐着草化的飞龙，凌空而去。
自此，人们便将弈棋称作“橘中戏”，棋谱则作“橘中秘”，而“商山橘隐”又成了文人笔下的另一种精神寄托，代指隐逸山林。正如辛弃疾《寿赵守》诗曾云：“且与剪圭旧约，不妨却伴橘中仙。”
02
宋朝：橘的高光时代
如果说，唐诗人将橘心怀贞的品格推向了一个高峰。那么，当历史走入宋朝时，人们则为橘注入了更多的雅趣。
从文学角度而言，宋朝的风雅，也来源于文人们在审美情趣上的超越。就经济发展来论，宋朝有着空前的物质文明，各种果品已经走入百姓之家，橘也不再是珍贵的神仙之物、皇家贡品。当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有意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的时候，橘中乐趣似乎也多了起来。
文人在橘怀忠贞、商山橘隐这种传统的精神意向外，更关注“含滋嚼句”的甘甜之味以及“橙黄橘绿”的自然之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后代视作文人士大夫之典范的风流人物——苏东坡。
苏轼一生所好颇多，橘，是其中一个。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冬天，因乌台诗案遭到贬黜的苏轼，在黄州吃到了霜后新橘，遂兴致勃勃地写下一阕《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木奴何处避雌黄。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虽然苏子也在词意深处隐含了自我品性高洁的认定，但落笔的文字浑是质朴自然。
苏轼之爱橘，不单是品橘、写橘，更有种橘、伺橘之好，并亲书《种橘帖》。这位橘中知音，吟诵了脍炙人口的《赠刘景文》诗，在“荷尽菊残”的境地里，发出“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欣欣然。而此后，洪适之“橘绿橙黄时节好”，陈著之“尚有橙黄橘绿秋”，刘辰翁之“橙橘黄又绿”，便都有了典故出处了。
▲宋·赵令穰《橙黄橘绿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橘，深秋果实香，经冬犹绿林。它能成为冬天的供物，顶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耐贮藏，可过冬。因此从橘中所得的乐趣也更多，比如美食和娱乐。
记述了北宋国都东京城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里，已经出现温柑、绵枨金橘、弄色枨（橙）橘等果品。表明宋人雅好美味的《山家清供》里，则出现了蟹酿橙、洞庭饐、香圆杯一类的清供雅食。
蟹酿橙是将大橙截顶去瓤，留取少量橙汁，装入螃蟹膏肉，用酒、醋、水蒸制而成，其味既香而鲜，“畅于四肢，美之至也”。洞庭饐（yì）则是用莲与橘叶捣烂，与蜂蜜、米粉调和蒸熟的，闻来清香。“洞庭”二字，当从彼时橘中名品“洞庭橘”得来。香圆杯乃是用香橼剖做酒杯，外刻花纹，以此盛酒，便把那些金樽玉斝的贵重酒器，都看作尘土一般，实属一种鼎贵清供之物。
至于宋人与橘相关的娱乐，当属浙江台州黄岩地区的“放橘灯”。
南宋建炎年间，因金兵南侵，宋高宗仓惶奔逃，乘船入海。途经台州时，正值上元佳节，宋高宗遂泊船金鳌山下，登山观海。这时，忽有两艘船只顺流乘风而下，直逼御舟。楼船的禁卫横矛喝问，才知是当地贩卖柑橘的商船。宋高宗大松一口气，于是买下了全部的橘子，令众人分食后取皮为碗，做成橘灯，放入椒江之中，认为这是好兆头。一时间，满江橘灯犹如万点星光，浮漾漂荡，入海而去，惹得满城百姓竞相观看。
从此，“放橘灯”便成了黄岩一带传承千年的元宵节风俗。
03
橘与桔：最吉利的误会
说起“橘”与“吉”的谐音，便不得不牵连出一个文字语言学的趣谈——“橘子”和“桔子”。
在今人的文化常识里，似乎“橘子”和“桔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会把“桔”字当作“橘”的简化字，同时也认为，“桔”里中有“吉”，意思更为吉祥。
但事实上，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橘”与“桔”是并存的，“橘”从来不是繁体字，“桔”也不是因为简化才出现。
翻阅古代的字书词典，会发现“橘”和“桔”一直是两种不相干的事物。“橘”指芸香科柑橘属类的植物，“桔”则是草本植物桔梗。
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康熙字典》中，“桔”字下的释义也只有“桔梗”和“桔槔”，均读jié，与“橘”毫无瓜葛。然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编的《辞源》中，“桔”开始有了“橘之俗字”的注解。
所谓俗字，是指通俗流行但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按《辞源》所注，“桔”成为“橘”的俗字，出自康熙年间番禺人屈大均所作《广东新语》，云：“又有桔，亦与柑类。”由此看来，在当时广东一带，人们已经开始将“橘”“桔”混用。至于为什么要以“桔”字代“橘”，也是有本可依。
长沙湘江橘子洲因盛产橘子得名，而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如此写道：“湘水又北径南津城西，西对橘洲，或作吉（学）字。”无独有偶，苏轼曾作《黄甘陆吉传》，以寓言手法感慨文人士子一旦入朝为官便会嫉妒心起，争名夺利。而文中黄甘、陆吉的两位隐士之名，正是化用了黄柑、绿橘（在南方方言里，绿多音“lù”）之名。
由此可知，在古人的文字语言习惯里，“橘”与“吉”早已相通，而以“桔”代“橘”，恐怕是后世之人为“吉”加“木”的结果。至于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将“橘”统一简化为“桔”字的规定，也在短暂的试行后被废止了。
如果细读屈大均《广东新语》中的“橘柚”篇，可知清初之时，人们对柑橘种类的认知和划分已然比前代繁复多了。而屈大均的文章里，之所以引用“桔”字，实则是为了将一种“皮红不粘，肉微酸”的松皮桔和其他柑、橘品种区别开来。
故而，从文字的规范来看，冬日里那一盆青黄斑斓、甘之于口的水果，实则只有一个正确的写法：橘。
每一个寒冬将去，春暖欲来的时节，在桌案上摆几只橘，和历史中的士人们一样，雅赏之，欢喜之。正好比南朝诗人虞羲《橘诗》所赞：“独有凌霜橘，荣丽在中州。从来自有节，岁暮将何忧！”
END
文字参考：《中华遗产》2021年02期 撰文/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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