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去过这家博物馆，就等于没去过泉州

▲ 「最中国·文博市集」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制作的俏皮话海报。

刚结束的「最中国·文博市集」不知道小伙伴们都去了没有呀？这次前来参展的 41 家博物馆中，有一家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古代海外交通、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的镇馆之宝是一艘宋代海船。

大家猜出它是哪座博物馆了吗？没错，它就是坐落「世遗之城」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后文简称“海交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泉州海交馆，重温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 图为海交馆馆内“中国舟船世界”的展厅，展示了中国舟船的起源与发展、各种航海器具、历代战船大观等内容。 摄影 / 朱庆福

泉州，古称刺桐，因自身条件与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12-14世纪东亚的航运中心。它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更为中国文明的进展提供过另一种可能性。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脚，可以让人们重温对于那片蔚蓝色的记忆。

位居东海之滨的福建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善于造舟，从而广泛进行海事活动。泉州的海上对外贸易，起源于南朝，发展于唐朝，至宋朝时空前繁荣，泉州这个古时的刺桐港，甚至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东方第一大港之名相匹配的赞誉还有一个，即“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2至14世纪，作为世界性经济文化重心的泉州的荣耀，而今可以在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找到见证。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外形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大海船，它是中国唯一以海外交通史为专题的博物馆。 摄影 / 石勇

宋代古船：每岁造舟通异域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设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中，有一艘宋代古船。这艘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海船，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当参观的人们，从陈列馆二层回廊俯瞰古船时，可以清晰地看见12道隔舱板。将整个船舱分为13个水密隔舱。万一遭遇意外事故、船底受到破坏进水时，由于水密隔舱之间严密的分隔，使水不会由破损的舱体漫延至整个船舱。这样就使船不至于在受创后马上沉没，为采取抢救措施赢得了时间。

▲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陈列馆中的宋代沉船。

后渚港宋代古船，是世上已发现的最早应用水密隔舱技术的海船。无独有偶，这艘斑驳的古船还是其他多种先进造船技术的代表。V形的船底结构，能增加吃水深度，可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保持稳定；船舷及底部“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多层板叠合总厚度达18厘米，坚固异常，足以胜任长时间、长距离、复杂天气情况下的商业航行。此外，用铁钉、麻絮、油灰填塞船板接缝以求防渗漏的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 海交馆馆内收藏有数十根船的停泊工具，分别为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木爪石碇、木碇和铁锚。它们是泉州造船业历久不衰的有力证据。

在造船技术之外，这条古船还隐秘地蕴含了另一个历史信息，那就是它戏剧性的沉没时间。出土伊始，考古鉴定者依据船上发现的南宋钱币，推断该船沉没于南宋末年；而地质学家林和杰进一步运用沉积学原理分析了海船沉没的周边地层环境，认定其沉没于127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中，1277年正是一个南宋风雨飘摇、蒙古大军势如破竹的动荡时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泉州电视台戴泉明先生提供的史料，还原出这艘古船传奇而又沉重的经历。

▲ 与沉船一同出土的，有船员的象棋、铜钱。而一侧开一小孔的椰壳，则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计算时间的水时计。

根据刺桐港的传统，商船都会在头年的秋冬乘北风出航，驶往南洋贩运货物，并在来年夏初乘南来的海风回国。此时正是1276年秋冬之际，船员们告别家中妻儿，满怀期待地出海，虽然北方的战事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至少大宋的旗帜还飘扬在港口，目送他们出航。船驶向南海诸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的枢纽“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如愿卖出了当地所需的货物。此时，他们遥远的家乡，却在1277年新年之际，被元军攻占。

1277年7月，大船乘着温暖的南风，载着满满一船香料药物急冲冲地回家，却又遇到南宋军队“杀回马枪”想夺回泉州这个重要的港口。一无所知的船员们离乡不到一年，却已经政权更迭，兵荒马乱。他们不明就里，不敢直接开进晋江靠港卸货，只好将船绕到东侧山后的后渚，只带了随身财物匆匆离去，留下这艘孤独的大船，在战乱的破坏中沉没，一觉睡了七百多年。

▲ 1974年夏天，后渚港沉船发掘场景。

古船见证了泉州的繁荣，也目睹了南宋的末日。它一定在遗憾，没有亲身经历接踵而至的元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泉州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绿釉军持：涨海声中万国商

今天，泉州海交馆藏的一件令人感到陌生的器物，透露出那个商业文明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件宋元时产于泉州的瓷器，圆润的腹部扁扁地向外鼓出，在上方向内收敛，形成一个窄细的瓶颈，便于持握；再向上，又自瓶颈处向外扩出，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开口，并在开口处有一圈立沿，形成“丰肩、鼓腹、束足”的形象，全身施以深绿的釉色，古朴端庄。这原本像是一件普通的瓷瓶，但在其鼓腹上又直直伸出一段直流口，本来可作为茶壶，却又无手柄，着实令人费解。

▲ 图为晋江磁灶窑生产的绿釉军持，色彩明艳，在宋元时期非常畅销。

这件水瓶其实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最初是僧人携带淡水之用，叫做军持。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南洋后，穆斯林毫不客气地“拿来”佛教徒使用的军持，烧造上自己的伊斯兰纹饰，作日常拜功时净手之用。

产自泉州本地瓷窑的军持远销四方，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它的身影。毫无疑问，它是专门外销给东南亚伊斯兰教徒的。像军持一样，德化窑的大海碗，显然是为迎合东南亚土著人围坐饮食的习惯而打造。在欧洲收藏的德化窑瓷器上，竟然绘制着西洋人的家庭生活、骑士风范、贵族休闲和上帝的福音。在1745年东印度公司“Gothenborg”号沉船的货物里，赫然有一批仿欧陆风格金属器具的德化瓷。“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中国大陆在30年前刚刚明白的这一市场经济观念，在古代的泉州，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 图为黄褐色的青瓷划纹碗，出于同安县汀溪窑，南宋时在日本和东南亚风行一时，后来由于一个叫珠光的日本高僧喜欢用这种碗做茶具，而被称为“珠光碗”或“珠光青瓷”。

穆斯林手中的军持，折射出一座东方商业主义之城。泉州在商业上的积极进取，成为其崛起的又一大支柱。“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毫不夸张地说，泉州作为欧亚陆路与印度洋海陆的结点，所引领的中国海洋时代，主导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体系。

渡海观音：东方不亮西方亮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神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这段文字刻在泉州灵山圣墓的一块石碑上。明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奉旨第五次统系舟师前往西洋。这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福建集结船队期间特意在泉州登岸，前往灵山圣墓行香，祈祷真主保佑其航行顺利。郑和的远航可谓航海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述的东方文明形态使然，下西洋并不为什么经济目的，而是朝廷为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宣传。这样缺乏底层动力的外交活动，在短暂的风光后，很快随着官方的兴趣转移而归于沉寂。

▲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图。

郑和远航的终止，也是泉州辉煌的句号。他留下的行香碑，像一曲无奈的绝唱，成了泉州在航海史上最后留下的显赫一笔。元代极盛过后的刺桐港，在明初遭遇“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承托往来商船的晋江也渐渐淤塞变窄。郑和没能挽救泉州的衰落，在他逝世31年后的成化八年（1472），泉州最终被“摘牌”，市舶司迁往福州。

历史的戏剧性又一次上演。作为一个港口的泉州渐渐被历史所遗忘，但位于泉州港西北方向的泉州属辖之地德化，却仿佛“东方不亮西方亮”，勇敢地走到前台，以它绚烂夺目的瓷器艺术，继续撑起这座光明之城的荣光。

▲  何朝宗款渡海观音。

泉州海交馆二楼东侧的外销瓷陈列馆里，静静站立着一尊渡海观音像。她的惊世绝美，令人们相信，她就是泉州荣光的续写者。这尊渡海观音，全身没有一丝彩色，完全是一袭通体的白，却又不是耀眼突兀的亮白，而是一种调和醇厚的乳白，如脂如玉，素雅凝炼。再加上釉面散发着莹润的糯米光泽，这种完全由最纯粹的“中国白”造成的艺术感染力，使每一个目睹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深呼吸。

比颜色更加精妙的，是它的雕刻艺术。微闭双目的丰满脸庞，烘托出微醺的宁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自胸前急速一泻而下的衣纹。每一个被海风吹起的衣角，都被绝妙地刻画，好像真的是飘逸一刹那的定格，而不敢相信出自刻刀生硬的切削。观音乘风破浪自海外降临，她脚下正翻滚着汹涌的骇浪，几股水流交织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大浪打出的水珠，在卷起的浪尖上跳跃。观音脚踩浪花，立于浪花之上，仿佛出水芙蓉，令人赏心悦目。这样细腻的雕刻、动静相生的仪态，使观赏者久久不愿移开视线。

▲ 最近大火的国博德化白瓷展，我们去拍了一个视频

在观音的背后隐隐钤着一方印章“何朝宗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何朝宗”款德化白瓷。历代以来，中国虽然制造出数不胜数的杰出工艺品，却罕有名垂青史的艺术工匠。而德化窑的瓷雕大师何朝宗，却打破了这个传统，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这种纯粹的雕塑美和釉色质地美的代名词，被奉为“瓷圣”。2008年8月，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而在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举办的两场中华瑰宝展览中，何朝宗的一尊观音坐像和一尊渡海达摩像分别亮相，在更高层次的语境下，续写了泉州在全球化时代的荣光。

从这些产于明代的德化白瓷精品上，我们发现，不论瓷雕艺术还是烧造技术，它们都比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正是德化瓷器接过刺桐港繁荣接力棒的原因。德化瓷不但没有因为航路不便而隐没，反而通过新兴的漳州月港、厦门港和福州港，开创了瓷器外销的新局面。由日用陶瓷到艺术陶瓷的生产拓展，是泉州制瓷业划时代的飞跃。随着明隆庆时期海禁的解除，何朝宗白瓷所代表的艺术瓷雕，很快征服了世界，以至于“天下共宝之”。

▲ 明代泉州德化窑的“猪油白”香炉。

德化外销白瓷在清代康雍乾时期达到全盛。欧洲人看不懂中国的方块文字，却能直观地感知瓷器中蕴含的精致、温婉、宁静、优雅的东方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上流社会开始热烈追捧“中国风”，从瓷器开始，一切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包括丝绸、漆器、玉器、家具，都被欧洲王室贵族收藏在宫殿中。

乐此不疲的欧洲人，不但欣赏把玩，而且有意识地模仿烧造德化瓷器。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地纷纷以德化白瓷为蓝本，仿造中国瓷器，并最终在18世纪得到成熟的技术，实现了大量生产。站在这种角度上看，“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耀了17、18世纪欧洲瓷业的发展之路”。

番客墓碑：飘洋过海来看你

2004年，数个阿拉伯国家慷慨解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体楼的东侧修建了一个新的陈列馆，名为“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他们为什么要出资在泉州海交馆展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让我们在这座漂亮精致的伊斯兰风格展馆中走一走、看一看。

▲  泉州海交馆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内景。

展厅内，最能烘托异域宗教气氛的，无疑是随处可见的线条流畅的阿拉伯文。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装饰伊斯兰展馆而特意刻写，而是它们本身已经在泉州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经历过无数人的注视。

它们是一方方阿拉伯侨民的墓碑。每一块墓碑上，都刻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平，不少碑文还同时刻有阿拉伯文和汉文，甚至分别刻写在正反两面。碑不大，却精致异常。站在展厅中央环顾四周，一方方古老的墓碑，记载着一个个鲜活的侨居穆民的故事。被人赋予生命的石头，仿佛都在试图踊跃发言，向我们讲述那些背井离乡而又难忘故土的心路历程。

▲ 在旧城改造或考古发现中被迁移的伊斯兰教墓盖石，被集中收藏于馆内草坪，在静穆中诉说着这个城市逝去的历史。

走出馆外，在露天陈列场的草坪上，漂亮的伊斯兰墓盖石，疏朗地静静睡着。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侨民，在生命终结后，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石头化身使后人赏心悦目。为什么这么多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生命，选择在泉州安身立命，又托体于这里的山河？

这正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处浓墨重彩。只要你来到泉州，就一定会在山水之间、寻常巷陌，找到伊斯兰文明的深深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泉州梯航万国时代的钥匙，正是掌握在这些侨民手中。

▲ 这方1315年的墓碑，双面刻阿拉伯文，因其混合有波斯文字，可以判断死者是一对来自波斯的夫妇。

阿拉伯人有经商的悠久传统，伊斯兰文明自萌芽时期就诞生于浓厚的经商传统中。至迟在唐代，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中国沿海诸港及西太平洋上诸岛国。可以说，泉州的崛起，除了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缘故，也得益于他们的刺激。

随着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这几乎是文化碰撞地带的一条铁律。而泉州这个商业主义发达的都市，又是宽容和热情的。它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地的商品，也毫不拒绝来自异族的文化传统。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在此地传教，而且如果他们能在族人中招徕更多的贸易量，还可以加官进衔。你看，这块下部残缺的墓碑，它的主人当上了永春县的“达鲁花赤”（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人，还当了军队的“总领”……阿拉伯侨民在此经商、为官、通婚、繁衍，渐渐融化在文明大河中，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所称的“回族”，仍然继续着几百年前弃舟登岸时秉持的信仰。

▲ 在基督教派中，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修会传入泉州后，因其石刻大都带有十字架，因而被欧洲学者称为“刺桐十字架”。

其实，泉州的外来宗教文化，又何止伊斯兰！看看海交馆一层东侧的宗教石刻陈列馆吧，这儿的石头上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刻着印度教的毗湿奴，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拉丁文都在向你讲述安息亡人的身世。一个典型中国式脸庞的背后长着天使的翅膀，印度教舞王的造像被村中百姓当作观音供奉……正如戴泉明先生所言，这都是多民族在漫长而又嘈杂无序的接触中由于相互间“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变异。

也许有人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纪录片《河殇》，曾引起过有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亦即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讨论。当我们的视线掠过海交馆的一件件藏品时，就会发现，我们曾路过一个两种文明的交叉路口。但最终，高度内向的自给自足模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导致了明清时期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大陆帝国。

今天当我们走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也许可以在这座海港城市的生命历程中，得到一些对未来的启示。

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09年04期，撰文/ 杨煦

供图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编辑：F.L.J.